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结局，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党我军部分高级领导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大闹怀仁堂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1月19日和20日京西宾馆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徐向前也愤然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其他老帅也发了言。在2月11日和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达到了高潮。关于党的领导问题，叶剑英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谭震林尖锐地指出：“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关于对待老干部的问题，陈毅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李先念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李先念还指出，在群众中进行大规模两条路线斗争，把老干部统统打掉，“是从《红旗》第3期社论开始的。”谭震林怒斥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关于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16日晚上，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歪曲的汇报。19日凌晨，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会上还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无限上纲，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4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与会人员非常气愤。

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把二月抗争说成是“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认为“二月逆流”是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并初步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1979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