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欧洲反封建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最后导致1789年法国大革命。各国发展不平衡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从1776-1849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18世纪，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大陆以法国为中心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启蒙”原义为“用光去照亮”，因而18世纪又称为“光明世纪”。启蒙学者宣扬天赋人权，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特别是宣扬理性，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证明自己符合理性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启蒙运动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启蒙学者利用文学宣扬自己的主张，由此造就了启蒙文学。

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揭露和批判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

启蒙文学把所谓“第三等级”的普通人作为正面主人公加以歌颂，描写资产阶级和平民的悲欢离合，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

启蒙作家常常借用古典主义的文学形式，给它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也创造了不少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正剧（严肃喜剧）、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教育小说等，打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清规戒律，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

启蒙文学的缺点是：有时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把人物形象变成作者的代言人甚至“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17—18世纪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的专制国家。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打开了俄罗斯的国门，西欧的启蒙思潮陆续传入俄国，带动俄国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梦想，启蒙文学由此诞生。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它的开创者，拉季谢夫（1749—1802）是最杰出的代表。拉季谢夫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一部游记体的作品，通过作者途中的见闻，表现了鲜明的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立场，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前哨战。“启蒙运动”一词出现于欧洲一些国家的语言，但不见于法语。法国文献典籍中一向用的是“光明世纪”。法语中“光明”一词，意为“智慧”、“知识”、“光明”，此处所谓的“光明”就是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曙光。

启蒙文学是18世纪法国文学主流。文学家多以思想家面目出现，文学作品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辅助手段，但仍有不能忽视的成就。法国启蒙文学在17世纪后期费奈龙的作品中已有萌芽。18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勒萨日（1668—1747）的代表作《吉尔·布拉斯》（1715—1735）以流浪汉小说的手法和辛辣的讽刺，通过吉尔·布拉斯的经历，展示了法国乃至西欧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广阔社会画面，为法国启蒙文学吹响了号角。随后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著名作家。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出身贵族，但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他阅历丰富，主张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虽是天主教徒，却无情地批判教会的腐败。主要作品有《波斯人信札》（1721）、《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和《法的精神》（1748）。《波斯人信札》是一部由书信体写成的小说。作品通过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和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巴黎的见闻，揭露和批判了法国人所熟视无睹的荒唐现象和社会弊病，锋芒指向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作品没有完整情节，只是通过零星的故事，人物议论，抒发作者的启蒙思想，同时以清新明快的风格、嘻笑怒骂而富于哲理的语言，为哲理小说开了先河。

伏尔泰（1694—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哲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生为反对封建专制、批判教会黑暗而斗争，反映上层资产阶级利益。他宣传民主，提倡“天赋人权”，主张“开明君主”，提出自然神论。艺术上，思想保守，留恋古典主义。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在诗歌、戏剧和小说都有杰出成就。他的悲剧《奥荻浦斯》、《布鲁图斯》、《扎伊尔》等在形式上留有古典主义尾巴，但内容上表达作者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狂热的先进思想。哲理小说有《查第格或命运》（1747）、《老实人或乐观主义》（1759）和《天真汉》（1767）。代表作《老实人》充分体现作者的启蒙思想。作品通过邦葛罗斯和老实人的种种遭遇，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的黑暗，谴责了战争、欺诈、贪婪、淫欲等，同时描绘了一个美好和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黄金国”，表明了作者“开明君主”的主张。作品富于政治性、哲理性，但缺乏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体现了启蒙哲理小说的特点。

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启蒙运动后期杰出的活动家和作家，唯物主义战士。他在哲学、美学、戏剧理论和小说创作上都有所建树。他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是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创造发明的总结，体现了追求理性，改造社会的精神。先由他和数学家达朗贝主持，后达朗贝退出，由狄德罗进行到底，历时20年。他最具影响的文学作品是哲理小说《修女》（1790）、《拉摩的侄儿》（1762）和《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1773—1774）。代表作《拉摩的侄儿》是一篇对话体小说，作品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特征，在文学上提供了一个从外表到内心，从言谈到举止都充满着矛盾的人物形象。狄德罗也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先驱者之一，他对绘画、雕刻、音乐、戏剧和表演艺术都有独到的见解。《关于〈私生子〉的讨论》和《论戏剧诗》等，提出了艺术中的“美”相当于现实中的“真”的观点和市民戏剧等文艺主张。

博马舍（1732－1799）是18世纪后期的戏剧家，他的《塞维勒的理发师》（1772）和《费加罗的婚姻》（1778）等戏剧鲜明地反映了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动荡和激烈斗争。代表作《费加罗的婚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把第三等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搬上舞台，并且以满腔热情赞扬了仆人费加罗的机智、勇敢、多谋和富于斗争精神，在启蒙运动文学中有着重要地位。费加罗的形象鼓舞了第三等级反封建的勇气，是法国大革命前觉醒人民的象征。

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上确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经济上资本的原始积累规模越来越大。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启蒙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残余，也批评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端。

诗人蒲柏（1688—1744）在18世纪初期有较大影响。他善于以议论和哲理入诗，语言精练锋利，诗体文论《论批评》宣扬新古典主义理论，另著有滑稽英雄诗《夺发记》和长篇讽刺诗《群愚史诗》等作品。

这一时期，英国期刊文学发展很快。期刊《闲谈者》和《旁观者》赞扬自然人性，讽刺矫揉造作，文笔幽默，简练自然，对英国散文随笔的发展作了贡献。哥尔德斯密（1730—1774）的《世界公民》假托旅居英国的中国人的通信，对英国社会的虚伪和造作进行了批评；他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中天性善良的牧师总是面临层出不穷的问题，刻画得非常成功；他的喜剧《屈身求爱》产生过很大影响。戏剧家谢立丹（1751—1816）在《造谣学校》和《情敌》等作品中巧妙地进行社会批评，讽刺对象有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讲究时髦的贵妇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等。

18世纪中期，英国诗歌从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约翰·汤姆逊（1700—1748）的《四季歌》开始描写自然景色，抒发心灵感受。扬格的《夜思》和格雷的《墓园哀歌》流露出感伤的情绪。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苏格兰诗人，他的《人有人的志气》、《大麦约翰》和《两只手》等诗歌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鞭挞乡绅教士的荒淫无耻，表现劳动人民的正直勇敢和光明磊落，充满乐观精神。

18世纪，英国文学成就最高的是现实主义小说。重要作家有：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斯摩莱特和菲尔丁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菲尔丁。

笛福（1660—1731）当过商人，主办过刊物，年近六旬时第一部小说《鲁滨逊飘流记》（1719）问世。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年轻时代独自前往海外经商，几经波折，获得成功。后在做黑奴生意时遇难，他孤身飘流到一个荒岛上。渡过难关后，他又用火枪和《圣经》征服了土人“星期五”，成了荒岛的主人。鲁滨逊是18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真正的资产者”典型：富于进取和冒险精神，一心想着去海外冒险，去开辟世界，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富于劳动热情，在荒岛上凭借双手和智慧艰苦创业，表现出坚强的毅力和实干精神；有着海外殖民者的特征，这一点在他与土人“星期五”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明显。《鲁滨逊飘流记》开了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河。笛福主要作品还有：小说《鲁滨逊的沉思集》（1720）、《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和《杰克上校》（1722）等。

斯威夫特（1667—1745）是讽刺作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同情爱尔兰人民的痛苦生活，反对英国政府的专制，最著名的作品是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书中，船长格列佛叙述了他4次航海中的奇遇。在小人国里，格列佛先是成了俘虏，后又卷入两个小人国之间的纷争。在大人国里，国王爱好和平，厌恶战争。在飞岛国里，作者通过对飞岛的奇幻描写，讽刺了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政策。最后，格列佛来到贤马国。马是这里具有理性的居民和统治者，具有各种美德。作者通过这种幻想旅行的方式对英国的君主政体、司法制度、殖民政策和社会风尚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同时通过对贤马的描绘，寄托了自己的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小说想像奇特，讽刺尖刻，独具一格。

理查生（1689—1761）首创“书信体小说”，他一生用书信体体裁写了3部家庭小说。代表作《克拉丽莎》（1748）作品描写了女主人公不幸遭遇，心理刻画细致深刻。他还著有《帕美拉》（1741）和《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1753）。理查生的小说将广阔的社会场面集中压缩在家庭故事之中，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带有浓厚的感伤成分。

斯摩莱特（1721—1771）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兰登传》（1748）、《皮克尔传》、《菲迪南伯爵》和《原子传》等。斯摩莱特对社会强烈不满，作品中社会批判倾向鲜明，小说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讽刺辛辣，人物漫画化。

以斯泰恩为代表的英国感伤主义文学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感伤主义文学同情不幸者的遭遇，醉心人物感伤心理的描写，置感情于“理性”之上，喜用的体裁是哀歌、旅行记和书信体小说。感伤主义文学对欧洲大陆和后来的意识流小说有较大的影响。18世纪末，英国出现“哥特式小说”，作品充满神异、恐怖和暴力。华尔普尔的《奥特郎托堡》写的就是一个古堡闹鬼的故事。哥特式小说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产生一定的影响。

斯泰恩（1713—1768）主要作品有小说《项狄传》和《感伤的旅行》。《感伤的旅行》（1768）没有象一般的游记一样描写自然风光，评介社会生活，而是通过许多细节，夸张地描写主人公的感觉和敏感的内心变化，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这部作品标志着感伤主义文学的兴起。

菲尔丁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早年就对古典文学发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万提斯和斯威夫特等作家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影响。

1728年菲尔丁的第一个剧本《戴各种假面具的爱情》上演。此后他创作和改编的戏剧有《咖啡馆的政客》、《悲剧的悲剧，或伟大的大拇指汤姆的生与死》、《堂 吉诃德在英国》等25部。1736年，菲尔丁的著名政治讽刺剧《巴斯昆，时代的讽刺》上演。全剧有两个部分，一为喜剧，一为悲剧，用剧作家和演员排演的形式出现，反映国会选举的虚伪与腐败。1737年3月上演的《1736年历史年鉴》，巧妙地套用了当时同名出版物。作者认为过去的一年中几乎并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因而有可能“把整个一年的事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在舞台上再现出来。戏分六出，两出是对戏剧界的讽刺，其余四出是对当时社会的邪恶与政治的辛辣讽刺。菲尔丁的社会政治讽刺戏剧对英国戏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菲尔丁的戏剧创作激怒了政府，导致他的剧院关闭，他改行当了律师。理查生的小说《帕米拉》的问世，激起了菲尔丁创作小说的热情。他发表第一部小说《安德鲁斯》（1742）对理查生的小说进行了温和的批评。小说家菲尔丁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日常生活。他看到社会贫穷的巨大差异，看到了有产者的虚伪和自私，以及他们对穷人的非人道态度。在小说创作中，菲尔丁在下层劳动人民中寻找自已的理想，把他们看成理想道德的楷模。《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是寓言体小说，借当时的真人真事，讽刺了英国的政治制度。

菲尔丁的最后一部小说《爱米丽亚》（1751）风格有很大变化。他在序言中称自己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揭露一些“时下危害国家的公开或隐密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罪恶”。通过布斯和爱米丽亚夫妇的故事，菲尔丁把他接触到的社会和盘托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阴森灰暗的图画。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法律制度和政府机构上，对英国的“光荣的宪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故事》（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弃儿汤姆被善良的乡绅奥尔华绥收养，与他的外甥布力菲一起长大。汤姆和邻居庄园主威斯特恩的女儿索菲亚相爱，但遭威斯特恩的反对。布力菲嫉恨汤姆，设计引起奥尔华绥对汤姆的不满，将其赶出庄园。汤姆流浪四方，索菲亚也因父亲逼婚逃出家门到伦敦寻找汤姆，几乎被人暗算。后来汤姆的身世之谜被解开，他原是奥尔华绥之妹的私生子，是布力菲同母异父兄弟。汤姆和索菲亚最终相遇。主人公汤姆并不是一个完美理想的人物，但他善良、诚实、正直。小说的人物刻画生动，情节环环相扣。小说以他们的幸福婚姻结束。

这部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菲尔丁把故事的主要情节安排在斯图亚特王朝企图第二次复辟的1745年。主人公汤姆被驱逐出奥尔华绥家门，在社会上四处流浪之时，正是查理的复辟行动“在英国中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那两个月。于是，主人公的命运同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小说抨击了金钱的腐蚀力量。这种力量统治了奥尔华绥的府宅、魏斯顿的庄园，统摄着各种各样人物的心灵。道林律师被金钱收买，帮助隐瞒汤姆的身世并参与把汤姆送上绞架的阴谋；巴特里奇受汤姆最终会给他一笔报酬这个念头的诱惑，才在路上跟随他浪迹四方；老南丁格尔则惯于以“是送钱给自己还是从自己这儿把钱拿走”这样的判断方式来打量每一个到他这儿来的人，以此决定自己的好恶，而他自己唯一的信念就是“世界上除了钱，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具有价值。”正如菲尔丁所说的，金钱“是所有欺骗的情妇，它使得人们把对方都看成情敌。”菲尔丁在小说中描写的形形色色世态丑相，是工业革命前夕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日益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真实写照。

《汤姆·琼斯》中受到嘲笑与揭露的愚昧、陋习与罪恶虽然并不令人愉快，但菲尔丁此时对人性善仍然抱有信心。山中人向汤姆讲述自己在城市文明的条件下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并认为人们有了伟大的仁爱之心后，就会倾向于躲避和讨厌人类。汤姆却表示应当看到“人类中最好的最高贵的人。”菲尔丁不仅否定了避世的思想，也否定了避世的可能性。他不是没有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更愿意对生活采取积极介入的乐观态度。作者认为他写作的目的，就是尽其所能地运用自己“全部才智与幽默，”“用笑声来使人类摆脱他们所喜爱的弱点和罪恶。”这种笑声贯串于《汤姆·琼斯》的始终。菲尔丁称自己的小说是“喜剧性的散文史诗”。

菲尔丁的18世纪长篇小说实践与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小说创作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和相关的阐述。他强调小说应该“严格模仿自然”，确立了英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创作中，他继承了流浪汉小说反映生活广阔的特点，全方位地描绘了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同时又对流浪汉小说的结构作了重大改造，变松散为集中，使人物的性格刻划成为小说的核心和灵魂。他的小说语言精炼、人物生动、结构完整。菲尔丁被誉为“英国长篇小说之父”。

卢 梭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启蒙运动最富民主倾向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下层，一生困顿。在《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他谴责封建私有制，反对暴力和不平等，提倡“天赋人权”，主张国家应以社会契约为支柱，形成民主政权。这一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强大思想武器。文学作品主要有《新爱洛绮丝》（1761）、《爱弥尔》（1762）和自传体散文《忏悔录》（1781—1788）。《爱弥尔》是一部表达作家教育思想的哲理小说。《忏悔录》以坦率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赞扬了自己善良本性和所受历史名人的影响，并指出他身上的缺点乃是万恶社会扭曲所致而非本性。

卢梭把人类分为“文明人”和“原始人”，认为正是文明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冷酷、不平等，并产生罪恶。因此，他美化原始社会，赞扬人类的原始状态，强调抒写个人对大自然的感情。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心胸开阔，精神爽朗，忘却世俗的纷扰，这就是他的“返回自然”的口号。在文学创作上，虽然他认为艺术会败坏风俗，剧场是伤风败俗的场所，但他的崇尚自我、抒发感情、热爱自然的特点，使作品充满了热情和幻想，开了一代文风，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新爱洛绮丝》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作品描写的是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和贵族学生朱丽小姐的不幸爱情故事。这对情人的故事同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学生爱洛绮丝相爱的情节相似，故取名“新爱洛统丝”。

作品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精神。作者指出，封建的等级偏见和道德观念，才是造成这对青年悲剧的根本原因。朱丽的父亲是个有着浓厚封建等级偏见的贵族，他顽固地反对将女儿嫁给一个出身第三等级的家庭教师，强迫她嫁给贵族德·伏勒玛。作品中的圣·普乐和朱丽，都具有反封建精神，他们反对封建等级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圣·普乐是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不承认封建道德和等级观念，把恋爱视为基本的人权。他向朱丽证明，他们的爱情本身就是具有“美德的品格”。卢梭根据人权主义的原则尖锐地指出，像圣·普乐这样在各方面都比周围人优秀的青年，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而那个社会则只承认“高贵”的血统和贵族的头衔，是多么地不合理！朱丽虽然较多地受到阶级出身和地位的束缚，内心矛盾重重，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也终于接受了圣·普乐的爱情。当父亲强迫她嫁给贵族时，对封建家长的专横，她发出了愤怒的控诉：“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女儿当作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权的父亲啊！” 不过，作者在歌颂主人公反封建的同时，又把朱丽写成贤妻良母式的女性，把圣·普乐写成按礼行事的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

作品还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人的自然情感，特别是男女青年爱情过程中的自由奔放的激情。作者指出，“真诚的爱情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结合，最高尚的爱，而这种高尚、纯真、自然的情感是无法压制的。朱丽对圣·普乐怀有纯真的感情，虽然她被迫与贵族结婚，但仍然日夜想念圣·普乐。后来，她得到丈夫的许可，与圣·普乐见面。他们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虽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但还是痛苦倍增，忧郁而死。法国大革命以前，人们渴望情感解放和个性自由发展，卢梭通过圣·普乐和朱丽的纯真情感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民的愿望。

同时，小说还通过圣·普乐在巴黎见闻，以及用对华莱山区人民纯朴道德风貌的赞扬，与贵族的恶习相比较，进一步批判了贵族所谓的文明、道德和习俗，使得小说对现实的批判超出了爱情问题而有着广泛社会内容。小说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瑞士阿尔卑斯山麓壮丽的湖光山色，抒发了人对大自然的感受，这一手法对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18世纪30年代德国启蒙运动开始。这一运动最初是在古典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高特舍德在纯洁戏剧语言、建立民族戏剧上作了尝试。莱辛和克罗普斯托克把启蒙文学推向了高峰，他们和维兰德、赫尔德、歌德、席勒一起成为德国古典文坛的重要作家。

莱辛（1729—1781）是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的第一部喜剧是《年轻的学者》（1748）。1755年创作的《萨拉·萨姆逊小姐》是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1766年，莱辛在汉堡创立民族剧院，同年创作了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和美学名著《拉奥孔》。他在两年间为民族剧院写的评论则汇编为《汉堡剧评》，该书阐述了市民悲剧的理论，认为市民的命运比帝王将相更激动人心，反对模仿法国古典主义。1772年，莱辛创作了他的代表作——市民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悲剧揭露了封建宫廷的腐朽糜烂以及公爵本人及其宠臣的阴险奸诈嘴脸。在德国舞台上，这是第一次把帝王将相当作鞭笞的对象。迦洛蒂一家实际上是市民阶级的代表。正直坚强的迦洛蒂，在女儿受到劫持，面临巨大危险时，不敢起来和暴君对抗，只能把理想寄托在道德方面，以道德的胜利取代现实的、政治的斗争。这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部剧作对后来的狂飚突进运动有影响。莱辛还著有宗教哲理剧《智者纳旦》（1779）。

克罗普斯托克（1724—1803）的创作充满激情，著有宗教史诗《救世主》和讴歌法国大革命的颂歌《三级会议》（1789）等作品。维兰德（1733—1813）是德国文学洛可可风格的主要代表。洛可可文学歌颂爱情、美酒和大自然，把情感从长期的宗教桎梏下解放出来，但它具有贵族阶级的悠闲华丽的气派，形式纤巧雕琢。

1770年至1785年，德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狂飚突进”运动，主要人物有赫尔德、歌德、席勒等。运动的名称来源于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与突进》。“狂飚突进”运动宣扬天才、力量，歌颂自由，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他们的作品言辞激烈，热情洋溢，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实质上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赫尔德（1744—1803）是狂飙突进运动理论家和领导者，他的《民歌集》（1778）是对欧洲民歌整理的一大贡献。

约1787年，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时代”，这也是德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它的最卓越的代表有歌德、席勒和荷尔德林。“古典文学”已经从狂飙突进的激情中冷却下来，转而追求古希腊文学所具有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但他们的创作大多取材于现实，因而不同于“古典主义”。

荷尔德林（1770—1843）是“古典派”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人物，他的诗歌创作受席勒的影响，把古代希腊文化当作理想，同时又富有浪漫气息。他的抒情诗描绘大自然的美丽，憧憬古希腊文明，把凡人的命运与神的极乐生活相对比，色彩绚烂，洋溢着自由和爱国精神。他的诗歌形式完美，语言纯洁明净，鲜明的节奏和优美的韵律感把读者带到神话般美妙的境界。《献给命运女神》、《故乡》、《德国人的歌》、《尼喀河》和《回忆》等，都是名作。除抒情诗外，他写有书信体抒情小说《许贝利翁》（1794—1799）。

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是德国文学史与歌德齐名的伟大诗人，戏剧家。

1759年，席勒生于符腾堡公国的一外科军医家庭，13岁时被强行送到军事学校接受奴化教育8年，但他却因此而成了勇敢的叛逆者。他广泛阅读莎士比亚、卢梭和歌德等人的作品，创作抒情诗，并于1780年底完成悲剧《强盗》。悲剧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的革命箴言，甚至高呼：“德国应成为一个共和国！”1782年初《强盗》的公演成功，使已经平静下来的狂飚突进运动掀起了新的浪潮。在《强盗》成功的鼓舞下，席勒又完成了悲剧《斐爱斯柯》（1783）和《阴谋与爱情》（1784）。

1785年 4月，席勒应友人克尔纳之邀去莱比锡小住数月，深感友情的温暖和人类之爱的伟大，创作了《欢乐颂》这一抒情诗中最辉煌壮丽的篇章。该诗由贝多芬谱曲后传遍全世界。1786年，席勒完成历史悲剧《堂·卡洛斯》，标志着他的创作由狂飚时代向“古典时代”过渡。与此同时，席勒潜心研究历史和哲学，发表了《尼德兰独立史》和《三十年战争史》、《审美教育书简》（1795）和《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等重要的历史和美学著作。在这些美学著作中，席勒提出了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完美的人进而改造社会的理想。

1794年，席勒开始与歌德的十年合作，共同把德国文学引入黄金时代。他创办了《季节女神》月刊，两年后又出版《文艺年鉴》，并发表《潜水者》、《手套》等卓越的叙事诗。1799年，席勒完成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华伦斯坦》取材于17年战争，提出了消灭封建割据、实现民族统一的理想。1801年他又完成历史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和抒情诗《一个新世纪的开始》。1803年完成模仿古希腊风格的悲剧《梅西那的新娘》和以瑞士独立革命史为题材的正剧《威廉·退尔》。

席勒的代表作是《阴谋与爱情》。这是一部市民悲剧，直接取材于德国现实。悲剧主要情节是：某小公国宰相瓦尔特之子斐迪南与乐师米勒的女儿路易丝真诚相爱，瓦尔特宰相为了牢牢控制公国的政权，命令儿子娶公爵的情妇米尔福特夫人为妻，斐迪南不从。于是瓦尔特和秘书伍尔牧用阴谋手段破坏他们的爱情，先逮捕了路易丝的父亲，又逼迫路易丝写一封表明自己另有私情的假情书作为释放米勒的条件，并且让路易丝发誓不说出真情。路易丝迫于统治阶级的淫威，又意识到自己与斐迪南之间的巨大的门第差距，便屈服了。伍尔牧故意使情书落入斐迪南手中，悲痛欲绝的斐迪南跑来质问路易丝，毒死了路易丝。即将死去的路易丝说出了真情，斐迪南也服毒自尽。一对青年恋人竟双双惨死。但斐迪南临死之时原谅了他的父亲——宰相瓦尔特。

悲剧揭露了德意志封建诸侯的极端腐朽、丑陋、肮脏，抨击了专制制度的黑暗残暴，具有强烈鲜明的反封建性。公爵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把7000名本国青年的生命“出租”给英国充当炮灰，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侈。公爵送给斐迪南和米尔福特夫人的结婚首饰就是用这笔钱买的。宰相瓦尔特为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势，不惜牺牲儿子的幸福，强迫他娶公爵的情妇，并用卑鄙的阴谋手段残酷迫害路易丝父女。可以说他是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悲剧揭示了市民阶级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并批判了市民阶级的软弱。路易丝的父亲乐师米勒拥有市民阶级的自我尊严和道德优越感，但谨小慎微，不敢反抗统治者。路易丝代表进步青年追求恋爱自由的理想，并以“平民的纯洁”而自豪，但路易丝有浓重的门第等级观念，自以为她与斐迪南的爱情不可能成功，因而她的形象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斐迪南则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坚决为悍卫爱情而斗争，因而与路易丝一起成了宫廷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斐迪南临死之前与罪恶的制造者和解，暴露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这部悲剧善于在矛盾发展中塑造人物的丰满个性。悲剧围绕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真挚爱情与宫廷阴谋之间的冲突，剧情曲折紧张，扣人心弦。路易丝与斐迪南的悲剧结局，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是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控诉。路易丝和斐迪南对现实的反抗具有狂飙突进运动时期的主人公们共同的特点：以反抗开始，以失败告终。

《阴谋与爱情》不仅是席勒最成功的剧作，是狂飙突进运动最成熟的果实，它的上演也是狂飚突进运动的最后一次高潮。恩格斯称赞《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歌 德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歌德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市民家庭，父亲是律师。歌德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765年，歌德赴莱比锡大学学习，1770年转赴斯特拉斯堡大学深造，在那里结识了赫尔德。后者使他眼界大开，步入文学新天地。他们共同掀起了狂飚突进运动。

1771—1775年，歌德成为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他创作了抒情诗《欢迎与离别》、《五月之歌》和《野地小玫瑰》等，歌颂美丽的大自然和积极的人生，感情炽热，艺术手法新颖，富有浓郁的民歌色彩。1773年创作的《铁手骑士葛兹》是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表达了作者渴望统一，要求自由平等的反封建精神。主人公葛兹临死时还在呼唤：“天国的空气呀！——自由！自由！”这是狂飚精神的生动体现。

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是歌德早期的代表作。出身于市民阶层的维特，感受到封建落后的德国令人窒息的气氛，再加上爱情的失败，于是自杀身死。他的死既是对丑恶现实的控诉，也是德国市民阶级力量弱小、悲观妥协的表现，因而赢得了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共鸣。小说发表后轰动德国文坛，为作者带来了世界声誉。

1775年秋，歌德怀着“开明君主”的幻想和改革社会的愿望来到魏玛公国，次年成为宫廷枢密顾问，从此埋头从政（1776—1786），间或研究自然科学。这个时期创作的抒情诗《漫游者夜歌》以及《致月词》、《迷娘曲》等，表达了一种渴望安憩的平静心情，纯洁、新鲜，充满生活的欢悦，表明作者脱离了狂飚精神，开始向“古典”、“和谐”转变。

1786—1788年，诗人在意大利旅行，从古典艺术中发现了他所憧憬的纯朴、和谐、宁静的艺术理想，幻想通过艺术和美实现人性的美和社会的正义。回到魏玛后，歌德不再参与政务，专心创作。在意大利和回到魏玛后完成的剧本《哀格蒙特》、《伊菲格尼亚在陶里斯》、《托夸多·塔索》即表现了这种美学理想。

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开始了他们密切合作的十年（1794—1805），共同缔造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繁荣。这个时期歌德完成了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6）、田园牧歌体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和诗剧《浮士德》第一部。这些作品表现了诗人对平静的田园生活的向往。

1805年，歌德进入晚年创作时期，他不断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研究自然科学，孜孜不倦地创作，并从东方文化汲取营养，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预言。《西东合集》（1819）是诗人晚年抒情诗的代表作，它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抒发对时代的感受和对生活的体验，感情深沉，思想明睿。另外，诗人还模仿中国诗风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1827），完成了长篇小说《亲和力》（1809）、《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9）、自传《诗与真》（1811—1830）和《浮士德》第二部等巨著。这累累硕果把歌德一生的创作推向高峰。在诗人漫长的一生中，不断探索进取构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从高呼“自由！自由！”到服务封建宫廷，从寄希望于少数天才圣哲，到主张为人类幸福而劳动，表明诗人逐步摆脱了用和谐的古典艺术改造世界的梦想，站到了现实的土地上。

《浮士德》（1773—1831）是歌德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结晶。诗剧取材于16世纪的民间传说，分两部，共12111行。

诗剧开头为“天上序幕”，描写上帝与魔鬼靡非斯特的打赌，为浮士德的追求和探索拉开序幕。浮士德追求知识、追求生活享受、从政、追求古典美、创造事业构成诗剧主要内容。浮士德博士躲在书斋里钻研各种知识，从占星学到炼金术，但年过半百仍一无所获，看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他的知识悲剧。这时魔鬼来访，他与浮士德订约，愿为浮士德服务效力，然而浮士德一旦满足就必须死，其灵魂归魔鬼所有。魔鬼首先把浮士德带到魔女处喝了魔汤，使他返老还童，引诱他追求生活享受。浮士德爱上了市民的女儿格蕾辛，然而他们的爱情不容于世俗，格蕾辛也因溺婴罪被处死。这是他的生活悲剧或爱情悲剧。浮士德走出个人爱情的世界，决心从政。他来到一个封建小邦，发行纸币解决了财政危机，封建宫廷更加荒淫享乐。这是他的政治悲剧。封建贵族们要观赏古代美人海伦，浮士德靠魔鬼的帮助，再现了海伦的形象。然而浮士德本人爱上了海伦，于是又在魔鬼的帮助下，靠一个只有灵魂没有肉体的人造人——何蒙古鲁士的引导来到古希腊，娶了美人海伦，生下了儿子欧福良。活泼好动的欧福良夭折了，海伦亦悲痛而逝。这是他的美的悲剧。浮士德从古典美的梦想中苏醒，决心为人民干一番事业：用围海造田的办法创造一片人间乐土。这时候，浮士德已是百岁老人，忧愁之风吹瞎了他的双眼，还以为死灵为他掘墓的声音是群众劳动的声音，于是浮士德终于满足了。当浮士德因满足而死时，他的灵魂并未归魔鬼占有，而是被天使们接到天国。因为只要是自强不息的，就能得到拯救。

浮士德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人道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和理想王国开明君主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不断探索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的一生是近代300年间欧洲进步的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形象表现。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不断进取历程，否定了脱离实际的书本知识，否定了狭隘的个人享受，否定了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庸人习气，否定了脱离现实、回到古典艺术世界的梦想。诗剧积极肯定和热烈赞颂的是造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诗剧是摆脱中世纪愚昧，走向美好未来的人类理想的赞歌。诗剧极力张扬的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使人性更加美好纯洁的可能性。靡非斯特是恶的化身，是否定精神的象征。他引诱浮士德堕落，从事海盗抢劫，体现了凶残冷酷的罪恶本质。然而，他虽作恶，却又行善，正是他促使浮士德不断提高自己，向更高更广阔的境界飞翔。同时，他也是歌德的代言人，诗人常借他之口讽刺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阐述生活哲理，使诗剧充满讽刺和批判精神。而利用矛盾和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是《浮士德》的一个重要特色，靡菲斯特蔑视人类理智、否定人生，正好衬托了浮士德积极进取、热爱人生的精神。

《浮士德》具有宏伟的艺术结构，把神话与现实、古往今来的各种人物和天上、人间、魔界的各种场面巧妙地熔铸一炉，构成了一幅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故事开头的“天上序幕”取材于《旧约》，故事结构明显受到《约伯记》的影响，关于海伦和欧福良的故事则把希腊神话和当代现实（英国诗人拜伦之死）融为一体，而魔鬼靡菲斯特与众魔女的狂欢则表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神话世界。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诗剧的艺术容量，为诗剧增添了多种艺术色彩，同时也使诗剧变得晦涩难懂。因此诗剧《浮士德》并非适用于演出的剧本，而是以诗剧的形式写成的供阅读的长诗。《浮士德》是欧洲文学史堪与荷马史诗和但丁《神曲》并列的伟大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