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革命后及19世纪初形成的注重描写自然景色、抒发主观感情的浪漫主义文学。贵族浪漫主义主要着意抒发忧郁情调。

有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勒内》，拉马丁（1799～1869）的《沉思集》、《新沉思集》及《诗与宗教和谐集》，维尼（1797～1863）的《命运集》等等。

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着重表现在大革命后感到失望和不满、富有资产阶级个性的人物，代表作有斯达尔夫人（1766～1817）的小说《苔尔芬》、《柯丽娜》，龚斯当（1767～1830）的小说《阿道尔夫》等等。

到20年代，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在与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强大的文学运动，为反对封建复辟和埋葬古典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代表作有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剧本《欧那尼》和小说 《巴黎圣母院》。大仲马（1802～1870）的历史剧《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乔治·桑的小说《印第安娜》和《康素爱萝》等等。浪漫主义文学到40年代初走向衰落，但是它的巨大影响使法国19世纪后半叶的文坛出现了流派并列、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雨果的《惩罚集》和《悲惨世界》等杰作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波德莱尔、魏尔兰（1844～1896）、兰波（1854～1891）的象征主义诗歌和以戈蒂耶为代表的帕尔纳斯派的唯美主义诗歌都因追求诗歌形式的完美而各放异彩。其中有一批浪漫主义的拥护者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坚，例如司汤达写出了《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批判现实主义竖立了不朽的丰碑，他的代表作《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万能的社会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则因注重素材的准确性等特色而被左拉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先驱。左拉、龚古尔兄弟和莫泊桑等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只是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较多地受到了生理学、遗传学等的影响。左拉还首次在《萌芽》中描写了工人运动。除此之外，巴黎公社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布尔热（1852～1935）的心理小说等在19世纪法国文学中也都有一席之地。

十九世纪对于法国文学来说，是从古典主义（Le classicisme）和浪漫主义（Le Romantisme）向“现代性”（La modernité）转折的历史关键时刻；而处于初生状态的“现代性”，在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中，从一开始便显示出它那生气勃勃、同时充满矛盾的“不确定性”的品格特征。不同风格和气韵的文学同时并存和交错，使当时的法国文坛成为灿烂绚丽的自由创作园地；文学大师辈出，天才巨星云集；而巴黎塞纳河“左岸”（La rive gauche）的“拉丁区”（Le quartier Latin）的“咖啡沙龙”，由此更成为灵感交集、激情递起的各种创作流派的聚汇处。各种文学浪漫神话，在左岸的一个又一个咖啡馆之间，此起彼伏，沉浮流转，不胫而走，更使此处天空重叠着层层鲜艳夺目的氛围光寰。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相互连接、又相互穿插和彼此渗透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浪漫主义时期，囊括了十九世纪整个上半叶。浪漫主义的先驱者们，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1766-1817）、本雅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施农古尔（Senancour,1770-1846）和夏多布里昂 （Franc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等人，在十九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面对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称帝执政之后所激起的社会变革，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交接时刻，作家和诗人们表现出矛盾、困惑、怀旧、憧憬等复杂情感相互交错的特征。他们试图在已被毁灭的旧秩序中，寻找记忆裂痕里仍然保留着的精神慰藉，又对新起而尚未稳定的社会，寄托某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确定的不清不楚的期望。因此，他们把激情转向现实社会的彼岸，作品中凝聚着对于超现实结构的各种梦幻，宁愿歌颂客观中立、而又内涵丰富的自然，幻想着一种漫无边际的游荡生活，以为可以在那里建构和实现他们所向往的理念和价值。

最富有天才创作能力的夏多布里昂，辞藻华丽、蕴含诗意和富有感染力的散文《勒内》（René，1802）和《墓外回忆录》（Mémoires d’outre-tombe,1848-1850）等，响亮地发出了浪漫主义优雅而感人肺腑的号角；他的作品所闪烁出的耀眼光芒，使1800至1820年间几乎都笼罩了他的创作精神。在夏多布里昂等人的启发下，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La Restauration， 1814－1830）到路易菲利普一世治下的七月王朝（Le Monarchie de Juillet,1830-1848）这一段时期，才涌现出浪漫主义文学巨涛。

这个时期，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69）的《沉思集》（Méditations poétiques,1820）和《诗歌与宗教的和谐》（Harmonie poétiques et religieuses,1830），回荡起浪漫主义充满激情而又低沉的节奏；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的《西班牙与意大利故事》（Contes d’Espagne et d’Italie,1829）、《夜歌》（Les nuits,1825-1837）和《罗朗萨丘》（Lorenzaccio,1834）等作品，竖建起浪漫主义抒情诗与戏剧的不朽里程碑；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的《古代与现代诗歌集》（Poèmes antiques et modernes,1826）和《命运》（Les destinées,1864）等诗歌，细腻地表达了作者的孤独绝望心情以及对于唯美主义的由衷向往；钱拉·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的《火的女儿》（Les filles de feu,1854）和《奥蕾莉娅》（Aurélia,1855），则以扣人心弦的浪漫主义旋律，表现了对于如梦似幻的理念世界的执着眷恋和憧憬。

在小说方面，斯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1830），以写实主义的严谨结构，细腻地描绘了情场浪漫情节以及俊男美女们追求恋爱自由的微妙内心世界，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动人恋曲；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的那部由九十多篇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1841）巨著，以天才的笔触，塑造了一千四百多位富有个性的人物，行文夹叙夹议，在世界文学史上首创同一人物在多部小说中出现的“巴尔扎克风格”（Le style de Balzac），为所谓“批判现实主义”（le Réalisme critique）文学创立最完满的典范；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的《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1831）和《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1862），以文学的犀利笔锋，揭示人世间美与丑、善与恶的尖锐对立，发出了人道主义的最强音，其豪迈气势为世界文学史所仅见；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Père,1802-1870）的《基督山伯爵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e-Cristo,1844）和《三剑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1844）以及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52），以两代文学大师所共有、却各具特色的丰富想象力和流畅笔调，编写曲折、离奇、趣味盎然的故事，创造了父子两代连续共创巨着的伟大范例；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 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1833-1874）和《法国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47-1853），则兼有伟大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显示出所有最杰出史学家通有的那种把历史使命感同文学才华高度相结合的优秀品质；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鼓吹女性解放的激情小说《印蒂亚娜》（Indiana,1832）和《雷丽亚》（Lélia,1833）以及田园小说《魔沼》（La mare au diable,1846），再次把浪漫主义文学推到新高潮，同时也显示出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风格和大无畏豪迈气概，敢于向当时还居于优势的“阳具中心主义”（Le phalluscentrisme）所代表的传统的男性文化宣战，为下一世纪法国及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竖立了光辉榜样。

第二阶段是帕尔纳斯流派（Les Parnassiens）倡导下的现代派文学时期。由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所开创的这场文学艺术革新运动，是对浪漫主义的直接反动，但又在许多方面受惠于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本身。在一批“纯形式”创作的疯狂追求者们的簇拥下，他们自称受到古希腊隐居着成群谬斯诗歌女神的帕尔纳斯神山风云的感召，以《当代帕尔纳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文学杂志为中心论坛，掀起了“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唯美主义运动，强调“艺术除了为其自身以外别无他途”（L’art sans autre utilité que lui-même）。但对于完满形式美的固执追求，又孕育着对“绝对”（L’absolu）的更深反思。

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并不满足于帕尔纳斯流派的纯形式创作口号，他赋予艺术比寻求“纯美”更高、更神秘的使命，决意让艺术超越平俗时空框架而导向语言和道德王国之外的“不可知”意境。他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1857），将形象同象征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向传统思想和美学观点挑战，标志着现代诗歌从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向超现实主义（le Surréalisme）的过渡，成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创始人。

因此，法国真正的现代主义的文化浪潮，是从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开始的。

波德莱尔是一位孤独、抑郁和多愁善感的天才诗人。他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了其突破现代诗歌模式的自由创作。接着，在40年代，他连续发表向现代文学挑战的文学评论《1845年的沙龙》（Salon de 1845）和《1846年的沙龙》（Salon de 1846）。波德莱尔同巴黎的青年才子们，把17世纪以来被富豪和贵夫人所控制的文艺沙龙，从市中心的豪华府邸转移到浪漫的塞纳河畔左岸咖啡馆和贫穷艺人聚集的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的大众剧场。他们愤世嫉俗地自称为「嬉水者」、「黑猫」、「颓废者」、「蓬头垢面者」和「醉汉」等，并建立起自己的文艺社团，藉此发泄一种玩世不恭和痛恨循规蹈矩的情绪，把文学艺术创作当作人生娱乐和游戏的最好场所。他们第一次实现了将艺术游戏化、并通过艺术的游戏化而达到将生活游戏化的目的，以便达到生活游戏化中的绝对自由。

波德莱尔认为：「诗歌的最终目的，不是将人提高到庸俗的利害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显然是荒谬的。我是说，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诗的力量……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诗不以真实为对象，它只是以自身为目的」。「诗歌不可能有它自身以外的其它目的，唯有那种单纯为了写诗的快乐而写出来的诗，才会那样伟大、那样高贵、那样真正地无愧于诗的名称」。「正是由于诗歌，同时也通过诗歌，由于音乐、同时也通过音乐，灵魂会见了坟墓后面的光辉。一首美妙的诗可以使人热泪盈眶，但这眼泪并非一种极度快乐的证据，而是表明一种发怒的忧郁，一种精神的追求，一种在不完美之中流徙的天性，它想立即在天上获得被展示出来的天堂」。「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就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有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情感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它同时也完全独立于真实，是理性的数据」。

波德莱尔作为现代派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以他的作品《恶之花》而著称于世的。这本书发表的时候，由于他公开的和大胆的藐视道德和传统文化，被戴上了「淫秽」和「妨害公共道德」的罪名。波德莱在他的《恶之花》一书的献词中说：「这些诗歌是他的病态精神所开出的最美的花朵，是他的最隐讳的心灵深处的不加掩饰的呼声」。在《恶之花》这本书中，有一首「腐烂的尸体」的诗，诗文如下：

爱人，想想我们曾经见过的东西，

在凉夏的美丽的早晨。

在小路拐弯处，一具丑态的腐尸

在铺石子的床上横陈，

两腿翘得很高，像个淫荡的女子，

冒着热腾腾的毒气，

显出随随便便、恬不知耻的样子

敞开充满恶臭的肚皮。

波德莱尔所开创的，就是文化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并不是从文艺复兴和笛卡儿以来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一般性代名词，而是其中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尖锐程度、再也不能继续以同样型态发展下去的结果。也正因为这样，波德莱尔所开创的「现代性」，已经隐含了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西方文化的批判的精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波德莱尔开始的「现代性」是充满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过渡性文化。

在波德莱尔的带动下，法国的一群文人，包括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罗特列亚蒙（Comte de Lautreamont,1846-1870）、莫雷亚（Jean Moréas,1856-1910）、顾尔蒙（Remy de Gourmond,1858-1915）、拉弗格（Jule Laforgue,1860-1887）、巴雷斯（Maurice Barres,1862-1963）、雷尼耶（Henre de Regnier,1864-1936）、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和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等人，在将现代派文化推进到新的高峰的同时，也发展了「后现代」的精神。

与此同时，爱尔兰诗人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拉赛尔（George Russel,1867-1935）、辛格（John Millington Syinge,1871-1909）、西蒙斯（Arthur Symons,1865-1945）、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1883-1917）、弗林特（Frank Stuart Flint,1885-1960）、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1892-1962），以及美国的史蒂文斯（Wallas Stevens,1879-1955）、威廉士（William Carlos Williams,1883-1963）、肯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克莱恩（Hart Crane,1899-1932）、杜利托斯（Hilda Doolittle,1886-1961）、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1886-1950）、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庞德（Ezra Pound,1885-1973）﹑默尔（Marianne More,1887-1972），还有德国的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格奥尔格（Stefan Georg,1868-1933），奥地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与俄国的索洛古勃（Phedor Kouzimitz Sologoup,1863-1927）、梅列日柯夫斯基（Dmitrie Sergeivitz Merezkowski,1865-1941）、吉皮乌斯（Ginaida Nicolaiewa Gibbius,1869-1945）、巴尔蒙特（Constantin Dmitrielitz Balemont,1867-1942）、勃留索夫（Valery Yakolevitz Briousov,1873-1924）、勃洛克（Alexander Alexandrovitz Block,1880-1921）、叶赛宁（Sergei Alexandrovitz Esenin,1895-1925）以及日本的蒲原有明（1876-1952）和薄田泣堇（1877-1945）等人，将现代性的文学艺术创作园地经营得更加繁荣；「后现代性」也不知不觉地在其内部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性文化的典型代表。

现代性文化从一开始在十九世纪中叶产生，就远远超过文学的范围。它首先在文学的最近邻——艺术界蔓延开来。在艺术界的绘画、版画、造形艺术和音乐的各个领域，先后出现了一大批现代派的大师们。这就是前述法国的印象派、后印象派以及在欧洲各国的新艺术派、纳比派和野兽派等等。

现代性文化甚至和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相互影响。

首先在哲学领域，德国的叔本华（Arther Schopenhauer,1788-1860）和尼采，把丹麦思想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在十九世纪三○年代举起的反理性主义的旗子举得更高。尼采尤其成为了现代派文化向传统西方文化挑战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对于传统理性主义、阿波罗精神和基督教道德的彻底批判，为现代派文化的发展，甚至后现代文化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在尼采的影响下，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创立的潜意识理论和法国哲学家博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进一步在哲学上，为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的过渡，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实际上，是同十九世纪三○年代欧洲所完成的工业革命所推动的批判精神相联结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他的学派从三○年代末展开的对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的批判，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派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马克思主义，作为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型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便严厉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它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与同一时期刚刚兴起的现代派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有时也被某些理论家看做是现代派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文化，使它兼有了后现代派批判现代派的某些精神，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同时兼有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化的特点。当然﹐马克思主义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派别﹐而且﹐它和传统理论一样﹐试图建构一个体系化的意识型态理论。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而言﹐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派﹔就其批判和反思的原则而言﹐它又包含了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精神。

十九世纪下半叶到廿世纪初，整个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处在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人们往往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理论建设，看作是现代文化的哲学和理论基础的重建阶段。在这一时期的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也是一个推陈出新的革命时代。这就不仅成为了现代派文化自身不断自我完善和自我充实的思想理论源泉，也隐含了从现代派向后现代派过渡的潜在精神动力。

综观从十九世纪三〇年代到廿世纪初的近百年西方文化发展史，可以隐约看到在现代文化创建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后现代文化的孕育过程。后现代主义虽然是对于现代文化的彻底批判，但是，它又是在现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力量。

正是在波德莱的现代性文学的启发下，才气横溢的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从其处女作《蔚蓝色》（L’Azur,1864）开始，就以惊人的独特风格，注重语言的节奏及其音乐效果，被称为“无声的音乐”；作为波德莱的追随者和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09-1849）的仰慕者，他提出了“不为事物本身、只为事物的影响而创作”的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响亮口号，使他的诗歌《窗户》（Les fenêtres,1865）和《海风》（Brise marine,1865）等，试图冲破语言绊篱的约束，成为诗人对于“死亡”和“虚无”的永恒肃穆宁静的无言讴歌。

从十五岁就以拉丁文写诗的风流才子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少年时代所作《献给音乐》（à la musique,1870）就已经毫无保留地宣泄他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叛逆精神。他对于自由和“绝对”的追求，在诗歌《感觉》（Sensation,1870）中，以简炼而又含蓄的语言烘托出来：

“夏日蔚蓝色的傍晚，我漫步在路上，

穿过杂草野坪，芒尖刺破双脚。

作为一个梦幻者，

我享尽脚底清爽的快感；

任清风吹打赤裸的头部。

我无所言，我无所思；

但无尽的爱，从我心底涌现。

我走呀走呀，

如同一位吉普赛人，

走到最遥远的地方；

与自然共舞，犹如美女伴我同行，

其乐无穷，悠哉悠哉”。

对诗人来说，在自由创作中无目的地游荡，就意味着在无限风险层出不穷的宇宙中享受游戏的乐趣。

与此同时，在波德莱的影响下，象征主义者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所感兴趣的，不是井然有序的合理性和均衡，而是“寻求不和谐”（la recherche de la dissonance）；因为正是在“不和谐”中，深藏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也就是萌生各种转机的深不可测的神秘“黑洞”（le trou noir）。他以其浑厚深沉的《农神体诗》（poèmes saturniens,1866）表现出“后波德莱时代”充满懮郁伤感的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l’impressionisme）时代的到来；他以《无言的抒情曲》（Romances sans paroles,1874）倒映衬托出由音乐节奏和飘浮不定的“印象流”（flux des impressions）所构成的千变万化的人生幻梦境界。

第三阶段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时期。法国文学经历半个多世纪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之后，有一部分作家又重回社会现实生活土壤中吸取创作养料。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和复制现实本身，而在描述现实中赋予现实应有的意义，向实际的现实宣战。现实社会生活的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节奏，使褔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感受到现实深层中蕴含的创作韵律。他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1857）和《情感的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1869），实现了作者从九岁就酝酿的写作理念：揭露正统包装下的各种诳语傻事（la bêtise），使他成为了批判写实主义的先驱。

在褔楼拜的带动下，十三岁就开始从事各种体裁创作的莫柏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排除长期受梅毒折磨的病痛，写出了三百多短篇、六部长篇小说、三部游记以及许多评论。

最后，身处世纪末的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同龚古尔兄弟（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1822-1896; 1830-1870）一起，排除当时泛滥一时的各种悲观厌世情绪的干扰，以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的手法，把批判写实主义的风格提升到新的高峰。龚古尔兄弟的辉煌作品《杰米尼·拉舍特》（Germinie Lacerteux,1865）和《少女艾丽沙》（La fille élisa,1877），奠定了他们在法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使他们所创立的龚古尔学院文学奖基金会（Prix littéraire de l’Académie Goncourt）从此成为最有威望的法国当代文学奖。

与此同时，由褔楼拜和莫柏桑所唤起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左拉的作品中达到了最成熟的形态。耗费作者近二十五年青春岁月而大功告成、并塑造一千多位人物的二十卷文学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庭的自然史和社会史》（Rougon-Macquart: Histoire naturelle et sociale d’une famille sous le Second Empire,1869-1890）是左拉第一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它同左拉后期的其它小说，诸如《小酒店》（L’Assomoir,1877）、《萌芽》（Germinal,1885）和《娜娜》（Nana,1880）一起，令法国文学能以坚定的步伐豪迈地进入二十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