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模型算法上的改进。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Muellbauer，1980)最初提出的AIDS模型的参数和变量都是非线性的，实际估计并不方便，他们用斯通价格指数线性化AIDS模型(LA/AIDS)，作为AIDS模型的近似模型LA/AIDS模型简化了估计过程，使AIDS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一，格林和阿斯顿(Green&Alston，1990)基于LA/AIDS对收入和弹性的计算进行了发展。而布斯(Buse，1994)对该观点存在异议，认为LA/AIDS这一替代模型内部变量含义不一致，缺乏足够近似性，对格林一阿斯顿(Green—Alston)方法进行了扩展和修正。帕沙德斯(Pashardes，1993)提出了三阶段最小平方的估计方法来解决在使用斯通价格指数时预算的内生性问题。万广华(Wan，1998)通过蒙特一卡罗(MontoCarlo)实验对AIDS各种线性化的估计方法的效果做出了评估，提出改进方法和建议。

第二，静态向动态的转化。Deaton等人最初提出的AIDS模型是一个静态需求系统，用来解释动态数据不合适，比如当价格均发生变动或当价格发生相对变动时，再用原来的AIDS模型来解释就不够充分，针对这个缺陷，一些学者在原来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动态元素，拓展了最初的框架模型。雷(Ray，1980)在其文章中通过加入家庭规模这个变量拓展了原先的模型，分析了印度的预算数据。

第三，引入序列相关问题。最初提出的AIDS模型没有考虑序列相关问题，布朗斯佛等(Blaneiforti．eta1．，1986)人将序列相关问题纳入静态和动态AIDS模型。伊安和成恩(Yen&Chern，1992)则纠正了AIDS模型中的序列相关问题。契帕迪叶和哈斯尼(Xepapadeas&Hassini，1995)采用伊安和成恩(Yen&Chern)的方法，根据1960--1991年希腊奶制品的数据对希腊奶制品进行分析，估计了一个AIDS模型，纠正了模型的一阶自相关问题，效果很好。

第四，引入收入分配因素。在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由于不同收入组居民消费行为不同，如对不同的收入组采用一个总的需求分析，得出的结果可能无效甚至会对政策制定者造成误导。因此学者尝试将收入分配因素纳入AIDS模型进行分析，如加奎(Jarque，1987)、简森和马日奎(Jensen&Manrique，1998)根据消费习惯等因素对居民进行分组，特克鲁和约翰逊(Teklu&John—son，1988)，萨瓦德哥和布兰迪(Savadogo&Brande，1988)，伯尼和阿克玛(Burney&Akmal，1991)，根据收入对居民进行了分组。

正因为AIDS模型的优越性和实用性，在国际上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消费问题的实证研究。黑登(Haden，1990)利用AIDS模型研究了日本香烟需求情况，结论表明美国和日本香烟都属于普通商品，其他国家香烟属于劣等消费品，烟民对美国烟的收入价格弹性大于日本烟，日本烟与其他国家香烟之间属替代关系；阿尔德曼和戴维德(Alderman&David，1993)把具有相同形式的闲暇作为一种商品纳入消费系统，利用AIDS模型考察了斯里兰卡的居民对闲暇和其他消费品的消费是否存在替代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果然不是相互独立的，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人们对闲暇有着较高的消费倾向；霍布然德(Halbrendt，1994)采用中国广东农村居民的家庭调查统计数据，通过AIDS模型参数的估计，发现广东农村居民对食品大多数项目的消费都是缺乏弹性的，而且人们的食品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卡维基(Kalwij，1998)基于荷兰的微观统计数据进行了AIDS模型的估计，发现家庭消费支出和人口分布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解释消费者对商品的不同分配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对衣着和住房的消费，随着人口特征的不同，可能是作为奢侈品，也可能是必需品，因此他认为对家庭预算数据的调查和价格弹性的估计，不能只把所有居民都作为完全相同的研究对象；惕兹(Tiezzi，2002)利用1985--1996年8个不同阶层意大利家庭消费支出数据研究了意大利的家庭行为和环境保护支出的关系，结论表明环境保护费用支出与家庭消费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我国利用AIDS模型进行的分析研究还不多，但AIDS模型的优越性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开始利用AIDS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穆月英等(2001)人根据1995--199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AIDS模型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系统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系统进行了对比分析，但其对不同消费地区的划分方法比较模糊，分析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不同地区消费系统的差异。张冬平等(2001)人利用AIDS模型和河南省1985--1999年的数据对河南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食品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善：肉蛋奶、蔬菜、油脂的消费比例迅速增大，粮食的消费又是相对稳定的，而烟酒茶的消费份额呈下降趋势”。不过他把城镇居民的消费特征看成是相同的而没有考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差异，而且仅仅研究了食品消费，所以该分析研究还存在不足。臧旭恒和孙文祥(2003)利用ELES模型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并从建模依据、模型特点和适用性方面进行了对比，认为“城镇居民在基本实现小康后，消费热点已经转移到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方面”，但“农村居民仍然在尽可能压低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需求的前提下，将新增收入集中投入到必需的地方(如住房、文教、基本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或可能带来收益的消费(如交通通讯)中”，但对AIDS模型部分的研究并不深入，模型选择的时间序列只有两年，在趋势的反映上也存在不足。张广胜(2002)根据1999年辽宁省农调队住户处抽样调查数据用AIDS模型研究了农村市场发育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总结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已有的AIDS模型大都仅是对一定时期某几年或一定地区或一定的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单独进行研究，没有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分别对这些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年份、不同收入组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行为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本书基于AIDS模型，对中国由于城乡差别、收入差距、地区差异以及时域变迁所造成的居民消费变异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中国居民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变化中的消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