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起至1934年间发生的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又一场重要的哲学论争。这场论战首先是由张东荪之流挑起的。1931年9月，张东荪在《大公报·现代思潮》上发表了《我亦谈谈辩证的唯物论》一文，接着又写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动的逻辑是可能的吗？》等批判唯物辩证法的文章。1934年，张东荪还收集了南庶熙等十多人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加上他自己撰写的《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汇编成《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

张东荪等人的主要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顺倒了一下”。“马克思辩证法所以错误到不可救药，其原因一半在于黑格尔本身。即黑格尔本身就有错误和糊涂处：马克思不过再加一些新的错误罢了。”第二，认为辩证现象并不是天下万物所共有的，所谓奥伏赫变（Aufheben）的变，只是“逻辑的变，而不是空间上的变、时间上的变与事物的变”。这种变实际上并不变。他们攻击辩证法是“过时的古董”。第三，认为哲学是不能有党派性的。“哲学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靠着思想自由。无思想自由即无哲学。使‘哲学‘与‘党派‘二字联缀成一句，即等于取消哲学而只留党派。这种在党派之下的哲学虽名为哲学，而其实并不是哲学。”①

与此同时，叶青伪装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批判”张东荪。实际上他打着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贩卖托派理论和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唯心主义机械论观点。他提出所谓“新物质论是观念论和物质论的统一”。他说“新物质论是观念论与物质论奥伏赫变的结果”，所谓“黑格尔一费尔巴赫一马克思”的意义便是“观念论—物质论一观念论一物质论”。他说这个“观念论一物质论”就是新物质论。这是叶青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其次，他提出所谓“哲学消灭论”，他认为黑格尔以后只有科学没有哲学，黑格尔是哲学的最高峰，以后哲学就没有了，只有科学存在。他认为“宗教一哲学一科学”是三种“历史的知识体裁”。第三，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原为黑格尔的“三段论”。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发展论或者发展律，以公式表示，即正一反一合。因为合是正和反的综合，如果用数学的公式来表示，则为正+反=合。”②叶青的谬论在思想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当时，以艾思奇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立即投入斗争。他们一方面要批判张东荪之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攻击，另一方面要揭露和批判叶青的伪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通过这次论战，不仅批判了张东荪的谬论，而且澄清了被叶青搅乱了的思想，使某些理论界线清楚了些。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张东荪和叶青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手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只不过是现成地从黑格尔那里搬过来的。艾思奇在《论黑格尔哲学的顺倒》一文里批判了这种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哲学加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改造的结果，二者具有根本的区别。文章写道：“一个胚胎虽然包含着新生命发展的一切主要的可能性，但它本身并不就是新生命，它仍然是旧卵里的一个构成部分……由黑格尔到新唯物论，是不但要破壳，连内容也得经过一番成熟的改造才行。单单弃了壳，没有内容的改造，那卵还是卵，决不会有新生命。”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不仅彻底批判和粉碎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而且对辩证法的内容也作了根本的“批判和改作”。他指出：当我们说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的时候，就是指对黑格尔哲学加以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决不是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而是既要抛弃他的唯心主义，又要“改正那被压歪在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①把辩证法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这样才能成为科学的哲学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以二者具有根本的质的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关于辩证法。张东荪和叶青采取不同的方式极力攻击辩证法。张东苏把辩证法歪曲成诡辩论，以诡辩论来偷换辩证法。张东荪说：“辩证法认为是就是否，否就是是，如我们问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说不是，须知不是就是是，所以我就认定你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是典型的诡辩论。艾思奇指出，“这种诡辩论，和辩证法的距离是比天和地还差得多！”艾思奇还指出叶青“迷离于黑格尔哲学的纯逻辑的探讨，固执着黑格尔的观念的公式”，把现实事物的运动、变化的活生生的过程，一律都看作“正反合的纯逻辑的运动”。这就把“新唯物论拖回到黑格尔的坟墓里去”了。①

第三，关于哲学的党性和哲学的性质问题。张东荪公开反对哲学的党性。并认为哲学就是玄学而不是科学，哲学问题是永恒的，永远得不到解决的。而叶青则提出所谓“黑格尔一费尔巴赫一马克思”的意义，便是“观念论—物质论—观念论—物质论”，“新物质论是观念论和物质论的统一”。这就完全否认了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的根本对立，根本上否认了哲学的党性。艾思奇等从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哲学都按照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同时还批判了张东荪把哲学看作是“千古不决”的玄学和叶青的“哲学消灭论”的谬论。艾思奇说：“要像从前那样，想保持一种超乎科学之上的哲学或玄学，是不正当的。但同时要把哲学这一门学问，完全消灭掉，使它没有一个自己特有的领域和对象，也是机械论的错误。”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变化的总法则。当然，“这总法则的研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必须以各门科学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它也可以反过来指导各科学部门的研究”。②

为了彻底揭露叶青假马克思主义的面目，艾思奇等还专门翻译了《新哲学大纲》一书，并联系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实际，写了《大众哲学》一书，系统地通俗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写了《社会学大纲》，向中国人民提供了一部比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场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哲学革命的深入发展。

20世纪30年代哲学战线上的三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的思想斗争。通过论战，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