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科场案为清朝咸丰八年至九年发生的一场科举舞弊案，因考试当年是戊午年而得名。御史孟傅金奏报“戍午本科顺天乡试中试举人平龄殊墨不符”,要求对其复试。咸丰帝接奏后，降旨令载垣、端华、全庆查勘,并将涉及此案的官员柏俊革职、朱凤标、程庭桂解任。经载垣等查,平龄系厢白旗包衣,同考官编修邹应龄以其卷面有错,疑为誊录所致,便误用殊墨,“率为更正”。另查出兵部主事李鸿龄为刑部主事罗鸿绎打通关节,并送条给同考官浦安,通过柏俊家人靳祥,将试卷改换,即以“恭字十二号罗鸿绎卷补中”。事后,浦安得银三百两,李鸿龄得二百两。此外,因程庭桂接收贿赂打通关节的人证未齐,请求暂缓处理。咸丰皇帝旨交王大臣核议,禀报。根据王大臣集议,咸丰帝作出裁决:为维持考场秩序与“士林风气”,判柏俊“即行处斩”;浦安、罗鸿绎、李鸿龄照例斩决;朱凤标、邹应龄革职、永不叙用。其后,咸丰帝又以程庭桂子在家接收字条,并将封套送入,程庭桂将条当即烧毁为据,交臣下集议。刑部主张减等处刑,王大臣载垣等则要从严论处,“以张国宪,而禁场弊”。最后,咸丰帝作出裁决:依考试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定例,不论事成与未成,依法判处程炳采斩决,其父程庭桂因“情殊可悯”,“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其余的十名举人也因考场舞弊受到严厉查处。

咸丰八年（1858年），柏俊担任顺天府（北京）的乡试主考官，副主考官则是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御史程庭桂。

靳祥乃该科正主考柏俊家人。清制，考官入场，主考官可带仆从三人，同考官可带二人。靳祥即由此得随柏俊入闱。

靳祥入闱后，该科场有广东肇庆人刑部主事罗鸿绎应试，科考之前他几次拜望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李鹤龄怂恿罗鸿绎递送关节，许以分房，代为留心，并为订正关节字眼，将关节条子向浦安转送”,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入闱后见卷内字眼相符，随即批荐。迨柏俊欲将此卷撤去，该革员因有情托，辄称伊房中皿卷只此一本，嘱靳祥转恳柏俊取中”。柏俊听从靳祥的转请，即将他卷撤去，以罗鸿绎之备卷取中。

平龄因试卷朱墨不符被御史孟传金疏劾后，即被“革去举人”,“严行审讯”。经吏部查议，平龄试卷“实属疵谬太甚，议应罚停会试三科，业经奏革审办，其罚停三科之处应毋庸议”。但案尚未结，即已病故，瘐毙于狱中。后来载垣等在审拟科场案内各员罪名时奏道：“平龄曾在票班登台演唱，例不治罪，业经病故，系镶白旗包衣，毋庸销除子孙旗档”。

柏俊之罪，一是失察平龄等五十本诗文悖谬应行讯办之卷——而不是失察所谓家人靳祥为平龄舞弊，二是听受同考官浦安的转托，更换试卷，取中罗鸿绎——这乃是柏俊最终被斩的要情所在。

先是“复勘试卷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咸丰帝即刻谕令“正考官柏俊著先行革职，听候传讯”。

后又查出试子平龄、阎镜塘之卷疵谬过多，各议罚停会试三科、二科。

清朝定例：举子罚停三科者，主考官罚俸一年；罚停二科者，主考官罚俸九个月。这样，业已革职的柏俊又“罚俸一年九个月注册”。既而又讯出柏俊“以家人求请，辄即撤换试卷”,听受嘱託，取中试子罗鸿绎之重情，但据刑部片称“查例内并无仅听嘱託，不知交通关节，作何分别治罪明文，向来亦未办过似此成案。”于是，奉旨查办此案的载垣、端华等即奏“请比照交通嘱託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咸丰帝也认为柏俊之罪“法难宽宥”。柏俊为“比照”定罪，终遭刑戮之惨。

严格说来，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巨狱是经先后两次审拟方才告终的。

一是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文宗御临勤政殿，召见绵愉、载垣、端华、彭蕴章等王、大臣，宣示以柏俊为主的转恳嘱託更换中卷之舞弊罪情，谕曰：“科场为抡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綦严。自来典试，大小诸臣从无敢以身试法轻犯刑章者，不意柏俊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但“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俊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同日被斩的还有浦安、罗鸿绎、李鹤龄，有关考官试子也各遭斥革。

二是咸丰九年七月十七日，谕处以程庭桂父子为中心的交通嘱託传递关节之案情，谓：“已革工部候补郎中程炳采于伊父程庭桂入闱后，竟敢公然接收关节条子，交家人胡升转递场内，即系交通嘱託关节，情罪重大，豈能以已中未中强为区别。程炳采著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即行处斩”；程庭桂对其子转递关节，并不举发，巳是有心蒙蔽，其交通已成，确有实据，即立予斩决，亦属罪有应得，“惟念伊子程炳采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悯，若将伊再置重典，父子概予骈首，朕心实有不忍。程庭桂著加恩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同时，还谕处了场外致送关节的大员子弟和失察之场闱官员。这样，戊午科场案依案情分两批议处，几近一年之久。

据清代档案史料统计，咸丰八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前后共惩处九十一人。其中，被处斩的有正主考官·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俊、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试子罗鸿绎及工部候补郎中程炳采计五人；副考官·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加恩免死，发往军台；大员子弟陈景彦、谢森墀、王景麟、李旦华、潘祖同、潘敦严、熊元培等七人，经程炳采传递条子，先是加恩免死，谕令遣戍新疆，旋即准其捐输赎罪；副考官、户部尚书朱凤标、同考官邹石麟、徐桐、钟琇、涂觉纲、何福咸，对读官鲍应呜等七人，因场内失察阅卷疏误处以革职；陈孚恩、潘曾莹、潘铎、李清凤四名大员失察子弟夤缘犯法，均降一级调用，准其抵销；受卷官贾铎应贴不贴，罚俸一年，阎镜塘等十三名试子或罚停会试，或革去举人，各有处分；试子平龄和柏俊家人靳祥则瘐毙于狱中。其失察程庭桂家人胡升携带关节入闱的四十九名场闱官员，有十二名降级调用，三十七名罚俸一年。只有柏俊家人陈善、乔吉升报捐知县和州吏目，案发后比照隐匿公私过名充军发配。这样，戊午一案被牵涉受处者多达九十余人。

然而审理一品大员，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咸丰帝手中。有清一朝，科举舞弊，一经查实刑法极严，罪无可赦。在柏葰罪名坐实之后按律当斩。咸丰帝继位之初锐意进取，希望有所作为，他下决心处决柏葰，很大原因是出于整顿清朝江河日下、腐败堕落的吏治，改变自道咸以来日渐败坏的政治风气。《清史稿》对此事做出正面评论“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该书对肃顺很不友善，这句是少数肯定他的话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