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是现代作家周而复创作的长篇小说，共4部，第1部于1958年在《收获》发表，并于1958年下半年出版。第2部部分章节于1961年前后，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并于1961年冬出版单行本。第3部在文化大革命复刊后的《收获》第1期和第2期刊载。第4部于1979年冬在《新苑》文学丛刊发表。

第1部：1949年春，上海刚刚解放。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忧心忡忡。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自己的退路。然而他终于没有走，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为了自身利益，他处心积虑地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到来，并没断绝资本家的财路。经济的不断发展，又膨胀了徐义德的政治野心。

为了挤进上海工商界上层聚集的“星二聚餐会”，他不惜一切手段。终于挤进“星二聚餐会”后，徐义德结识了批工商界显要，有马慕韩、潘信诚等。事实上，“星二聚餐会”便是这样一些资本家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参谋部。徐义德为了扩大在“星二聚餐会”的势力，又将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进来。朱延年是位药品奸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敌视态度是十分顽固的。

第2部：进入20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以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杨健为队长的检查队进驻沪江纱厂。在检查队的领导下，工人们与徐义德展开斗争，纷纷揭发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控诉他在国家原棉中掺假，非法牟利，且使劳动强度增大并借机挑拨工人关系等罪行，深受其害的女工汤阿英率先喊出了斗争的口号。杨健与年轻的厂党支部书记深入开展工作，使深知徐义德底细的工程师韩云程幡然悔悟，与徐义德彻底决裂。

在斗争大会上，会计勇复基也交出了徐义德的黑账。在斗争运动中，徐义德消极抵抗，企图蒙混过关，但最后在发动起来的群众和揭发出来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认识到，除了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他别无选择。在福佑药店，朱延年却顽固不化，对抗到底。在黄浦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上，他的罪行被店里的进步青年童进揭发出来，当场被捕，入狱后拒不认罪，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工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资本家垂头丧气，徐义德消极抵制生产等伎俩也行不通了。

第3部：“星二聚餐会”早在“五反”运动中自行解散。运动结束后，徐义德召集冯永祥、马慕韩、潘信诚等举行家宴，幻想着私营企业的前景。但民主改革运动接踵而至。以杨健为队长的民主工作队再次进驻沪江纱厂，以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为宗旨，展开工作。杨健与余静配合工作，发动群众，控诉旧社会的罪恶。

随着民政工作的深入开展，工人群众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苦大仇深的女工汤阿英，在余静等人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研究、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保资本家的利益，冯永祥、马慕韩等人成立了棉纺界联谊会，并在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中谋取了重要位置。徐义德此时又故伎重演，通过冯永祥成为民建分会委员，以期得到政治资本和自我保护屏障。

第4部：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到议事日程。这势态使正准备扩大产业的徐义德大为心悸。他听说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只没收生产资料而不涉及生活资料时，甚至想逃往香港，走他当初的退路。当他了解到公私合营只是和平改造而不同于土地革命时，又改变了主意，他想先搞公私合营，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为他在公私合营时增加资本，捞取利益和地位。

马慕韩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在冯永祥、徐义德等人的劝阻和压力下，也对政府采取了拖的政策，最终还是因怕失去表现进步的机会和影响个人前途，率先在棉纺业中走上了公私合营之路。

在马慕韩的带动下，上海市其他私营棉纺企业厂家，也都很快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沪江纱厂也不例外，尽管徐义德并不心甘情愿。工人们欢天喜地，余静成为纱厂的公方代表，并与志同道合的杨健结为夫妻，潜藏的国民党特务陶阿毛也被揪了出来，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了净化。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沪江纱厂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与其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一样，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1949年的春天，周而复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他想写一部有关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但要求没有被批准，他被分配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前夕，周而复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一天下午，陈毅约周而复到市长办公室谈话。他派周而复进入统战部，参加文艺创作的实际工作。到统战部任职后，周而复天天与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接触，他在工作中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交流，周而复总要将当天经历的最深刻的人和事写进素材记录本里。

上海发生的巨变，使周而复在1952年春，开始构思小说《上海的早晨》。他原打算写一部反映上海工人阶级成长及其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长篇小说，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写起，止于1952年，以“五反”运动作为高潮结束，计划篇幅10万字，以一部或者分上、下两部来写。但后来他发现“五反”运动以后，民主改革、总路线和公私合营等接踵而至，到1956年1月20日，对全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初步胜利完成。在此期间，上海和中国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即公有制。“五反”运动只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高潮，更不是最终目的，为此他决定改变原构想，以再现人类历史上的这个空前变化——阶级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

1952年夏，“五反”运动已接近尾声。周而复动笔开始写作，他每天清晨写作两三个小时，加上节假日的时间，直至1954年3月13日终于写出了《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初稿。他将初稿放入抽屉，准备一、两年后修改、完善。之后，他开始写第二部提纲和每一章的提纲。

1952年金秋时节，周而复利用休假，前往黄山，住进散花精合，开始创作第二部。但假期没有结束，第二部也只写了一部分时，他接到了出访印度等国的通知。访问结束后，他来到武康县境内的莫干山，按照原先的写作提纲，继续写作。1956年9月3日，第二部在上海完稿后，他将第二稿放进抽屉。

1957年11月12日，周而复将第一部初稿修改完毕。

1958年，《上海的早晨》第一部被《收获》双月刊全文发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上海的早晨》第二部部分章节先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1957年春，周而复开始写第三部小说，但他工作繁忙，直至1961年底，第三部还未完成。时逢他患有慢性肝炎，前往厦门就医，除治病外，其余时间他进行第三部的写作，并修改已经出版的第二部。

1962年4月，他将完稿后的第三部放进抽屉里。与此同时，他开始写第四部。第三部修改后，1965年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但由于还需要改动，他继续修改。然而他还没改完，就卷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1968年2月21日，“造反派”对周而复及其《上海的早晨》进行攻击、批判。

1973年8月，周而复被“解放”回到北京，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但一直未分配工作。

1976年夏，受唐山大地震余震的影响，正患肠胃溃疡病的周而复先转到南京，后移往武汉治疗。在武汉，他每天早上3点起床，伏案修改《上海的早晨》第三部，直至上午9时停笔。

1976年10月上旬，周而复将第三部改完后应广州的朋友之邀，转赴广州赶写第四部的第二稿。

1976年11月，他返回北京，后来周而复先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

1979年，《上海的早晨》第三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0年，《上海的早晨》第四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徐义德

小说中的资本家代表。全中国解放初期，他就已经准备好了3条应付的防线：上海——香港——纽约。布置周密，进退咸宜。他在给花纱布公司化纺的棉纱里，掺入10—15%的“黄花衣”（一种次棉纱），非法牟取利润，他参加“星二聚”餐会，”密谋与纺管局对抗；他派遣走狗陶阿毛打入工会，从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但是，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日益提高觉悟的广大工人面前，徐义德也时时感到一阵阵灵魂的震颤，表现出受到强大压力后的某种觉醒。在“五反”运动中，他坦白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提出几条爱国守法的保证，在公私合营时，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汤阿英

朱延年

小说中的资本家，福佑药房的经理。上海解放后，他与徐义德等人一样，以为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温和政策下可以大捞一把，便向徐义德透支五千万元，重新开张他那在解放前倒闭的福佑药店。他用假药来非法牟利，只要自己发财，完全不顾别人死活。他具有腐蚀干部的全套经验，开始时用吹嘘自己的所谓“政治资本”以骗取信任，以后就把贿赂、美人计等伎俩，全部施展出来。在把不坚定的干部拉下水之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的牟取非法利润。他自己无耻地把他的福佑药房称为“干部思想改造所”，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不法资本家。

马慕韩

小说中的资本家，民建上海分会的常务委员、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市政协的委员，是资产阶级当中的比较进步的人物。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两年后就继承了父亲的一笔十万纱绽的现代化的纱厂的遗产。他办厂的目的和别人不同，是为了跨上政治舞台，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服务的。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教育下，他比一般资本家进步快一点。空闲的时间，他回到家里就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是，他的“拥护政府的号召和措施”又“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在会上站起来代表工商界发言”，他的学习党的政策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便于同政府和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

潘信诚

小说中的棉纺业前辈，老成持重。旧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使他深受其害，他对中国共产党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是称赞的，但对待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怀不满。

余静

小说中的工人，杨健的妻子。她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逐渐成熟，公私合营改造成功后，她成为纱厂的公方代表，并与杨健结为夫妻。

杨健

小说中的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队长。他带领检查队进驻沪江纱厂。在检查队的领导下，他与徐义德展开斗争，最终揭发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公私合营的社会改造成功后，他与余静结为夫妻。

《上海的早晨》是一部全景式书写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民族资本家徐义德为主人公，真实地反映出1950年代前期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通过描写纱厂工人汤阿英逃离农村进上海当工人和仍在农村的父亲、弟弟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工人与农民的血肉联系；通过地主朱慕堂与资本家徐义德、朱延年的亲戚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血缘关系。小说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工商业的局限性等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上海的早晨》中出现了大量城市景观的描写和日常生活的描述，小说中现代的上海主要是靠物质的堆积性描述呈现出来的，这种描写并非是为了表现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是为了渲染城市这个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大染缸。日常生活的描写也只是侧重表现出资产阶级生活的奢靡与混乱。小说中城市景观与反面人物角色往往是被捆绑在一起的。

小说描写的城市人主要是资本家和工人。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对豪华布景事无巨细的客观描述，对资本家衣着用度的渲染，这些资本家群体的基本面貌是相似的，主要特征都是钻营投机、自私自利，在“三反五反”中都表现出观望、犹疑、担忧甚至恐惧的态度。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塑造仍延续以往所塑造的地主阶级的为富不仁、残暴、自私等模式化特征。

小说在城市空间展示和城市人物群体的塑造上的确具有丰富性。庞杂的资产阶级人物群体被作为塑造主体，城市意象的密集呈现，城市空间的突破，日常生活的回归等，但小说虽以城市为背景，以资产阶级为塑造主体，但是作品的书写其实是缺少城市意识的，依然沿用的是乡村意识。

荣誉表彰

2019年9月23日，《上海的早晨》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衍生作品

1988年11月下旬，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视剧《上海的早晨》在上海电视台正式播出。

作家、文学教授王西彦：《上海的早晨》所描写的是一个巨大的题材反映的生活面很广泛。出现的人物也很多，而且包括各阶层。作者在人物刻画上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达到了一定的成就，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谈的那样。不过，使我们感到不足的是，在这些人物身上，总得缺少属于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体现了一定的阶级共性，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却不够鲜明、突出。

作家阎纲：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刻画出代表资产阶级人物一一徐义德的鲜明形象，真实生动，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对于坦白的前后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中徐义德矛盾的心情，描写得十分细致，显示出老作家的创作才能。而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一些大资本家的生活特点。

周而复，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中共党员。1938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20世纪30年代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和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历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党刊《群众》编辑，《新华日报》、新华社特派员，《文学丛报》《小说家》《小说》《收获》编辑，香港《北方文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工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副部长，全中国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及副秘书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顾问、名誉委员等。著有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长城万里图》等，中短篇小说集《山谷里的春天》，长篇叙事诗《伟人周恩来》《周而复散文集》（四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