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Morse，H.B.，译者是区宗华、林树惠。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曾在中国海关担任过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所著。书上详尽地记载了自1635年-1834 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而“事实上是广州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原序）。因此此书是研究早期中英贸易史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对研究广州十三行中英贸易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校订与补注

此书尤以资料丰富为特色，对众多未能查阅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档案的学者来说，它甚至成为“一手资料”。汉学家费正清则赞誉其为“一部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优秀著作”。

对研究17—19世纪中西贸易和中西关系的学者来说，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所著的五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学术名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以编年体形式，勾勒出两百余年早期中英贸易的盛况。它不仅开创了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研究，其丰富的史料和专题性论述还涉及诸如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状况、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西礼仪之争、中外司法争端、清代对外贸易体制、广州十三行研究等众多方面。《编年史》尤以资料丰富为特色，对众多未能查阅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档案的学者来说，它甚至成为“一手资料”。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先生称该书“以材料丰富而论，至今尚无其匹”。汉学家费正清则赞誉其为“一部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优秀著作”。

《编年史》作者马士是近代西方中国学的权威学者和奠基人，自187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便一直在中国海关任职，成为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手下的年轻人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在结束了长达34年的海关生涯后，马士婉拒了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差事，随妻子回到英国定居。退休后的马士开始投入到对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的研究，并撰写了包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等在内的多部学术著作。其研究也促成了西方学者从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型。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马士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论著，被费正清等誉为“马士最具持久生命力的著作”。马士以个人之力完成这部史学巨著实属不易，他需要“总结1834年之前英国与古老中国的贸易记录”，“需要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二百多卷尘封的档案搞得一清二楚”，仅由整理工作看，便不可不谓之工程浩大。马士在写作时，主要借鉴的是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简称IOR）里面的一部分关于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的材料（IOR/G/12）。这批G/12 系列档案共 291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早期广州商馆的来华大班（Supercargoes）的商务纪录，以及组成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之后的《会议纪录簿》（Consultation）、《秘密会议纪录簿》（Secret Consultation）和《日志》（Diary）。此外，档案中亦包含了早期广州以外其他商馆的档案、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使团与阿美士德（William P. Amherst）访华使团的书信、1823—1832 年间董事会收到的中国信件等各种材料。

然马士受限于时代环境，以致写作时无法读到其他与中英贸易相关的文献。比如同为印度事务部档案的IOR/10系列，收集了各时期董事会给来华大班的指令和信件；再如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FO/233、FO/1048等系列，涵盖了广州商馆的贸易与情报报告、商馆与广东官员往来的交涉文书、与十三行行商贸易货单及借赊单据、商馆内华人买办与通事的记录等资料。这些价值极高的原始资料，在马士的写作过程中都未及使用。此外，《编年史》所参引资料仅限于西文文献，作者对大量清宫档案、中文通信、汉文典籍等都未予使用，缺乏中西文献互证。因而，也造成了书中在叙述一些问题时交代不清，甚至表述错误。因此，《编年史》仍有需要校正、补充之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在中译本的中文注释中得到了解决。

《编年史》英文原版第一至第四卷于1926年出版，第五卷于1929年出版。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这部研究早期中英贸易的名著，始有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其汉译过程亦十分艰难，译者区宗华先生为翻译本书耗费了极大心力。正如其自述：“本译本完成于十年浩劫前期，译者当时处境艰难，孤立无援。”但凭着区先生过人的毅力与他对中外经济史的熟悉，终于在“文革”的艰难时期，历时两年半，独立完成了这部140万字的译稿。后复经林树惠先生校订，章文钦先生校注、补注，使中译本以更完善的译校质量付梓。

《编年史》中译本自1991年初版面世后，即广受相关专题研究者的关注和使用，初版至今已二十余年，早已绝版，但学界仍有需求。现中译本修订新版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修订后的《编年史》中译本新版，比较初版有以下创新。以校注为例，由于该书在著、译过程中所受局限，致使本书校勘尤为重要。在本书校注方面，章文钦先生应居首功。章先生对明清中外关系史、中英贸易史以及十三行素有深入研究，他在中译本初版之时，即受区宗华先生委托校阅此书。章先生参阅中西文献，考订史实，增补注释320余条，并订正马士原书之误数十条；又仔细考证、核实了人名、地名、船名等极为繁复的问题。

在此次中译本的修订过程中，由于译者区宗华先生、校者林树惠先生已先后作古，其整理校订之责又落在章文钦先生肩头。章文钦先生此时虽已卸下教学职务，但仍退而不休，在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章先生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力，埋首于《编年史》的校订与补注工作。他不厌其烦，将英文原版与译稿一一对照校核，又补全初版遗漏之译稿；并以多年积累之研究心得，从中西文献中爬梳整理出相关资料与本书印证，最后增加补注860余条。三易寒暑，始竟其事。

这些补注涉及各个方面——

统一译名的如：“白铅，初版译作白铅或白铜（又称中国白铜）。新版依当时中国文献统一译作白铅。”

考证中国职官的如：“原文作Chophang or Chief Secretary to the Hoppo。梁廷枏（Liang Ting nan）《粤海关志》卷七《设官》载，省城大关六房各设案书一名，其中有掌稿案书，应为其人。”

区分同名商船的如：“据本卷第310、311页船运表，此船（指1721年来华之“麦士里菲尔德号”）建造度量吨为450吨，之于250吨的1699年同名来船应为另一艘船。”

补充名词解释的如：“新西班牙公司（原文作New Spanish Company）又称王家菲律宾公司（Royal Philippines Company），成立于1785年，取得西班牙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后亦在广州设立商馆。”又如：“（约翰·马礼逊）又称秧马礼逊、小马礼逊、马儒翰，英文又作John Robert Morrison，牧师马礼逊之子。”

考证古地名如：“此处之波旁（Bourbon）应指印度洋西部的法国殖民地留尼汪岛，别名波旁。”又如：“（交趾支那王国的土伦港）即岘港。Turan，第二卷第220页作Turon。”

提示前后文对应人名的如：“A. Robertson，本卷第358页作Alexander Robertson。”又如：“Jasp：Sturgis，本卷第188页作Stugess，索引作Jasper Sturgis。”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版对与西人贸易的广州十三行行商商名之考证尤为着力。由于有清一代，参与中西贸易的行商众多，而行商一般以“某官”为商名，在西文中则通常被称作“某Qua”、“某Quan”，中英之间常难以对应。且上一代行商去世后，其继任者通常又延用其商名，仍称“某官”，西人却又以“某Qua I”、“某Qua II”、“某Qua III”作区分，情况十分复杂，极易造成混乱。校注者旁征博引，尽力考证，为之辨析；而对未能确定之商名则存疑待考，不作武断推测。兹举两例足见其严谨：

“相官，初版译作昭官。范岱克《广州和澳门的商人》第321、534页谓Seunqua即Cai Anqua或Cai Tsjonqua，中文名蔡相官，即蔡昭复。”

“Ton Hungqua又作Hunqua，初版译作唐康官。陈国栋《中国行商的债务》第20页以其为陈姓，行名远来。Ton或作Tan，应为闽南方言‘陈’的音译。芳官又称芳观，范岱克《广州和澳门的商人》第6章为《陈芳观及其家族，1713—1781》，可参阅。或谓为谭康官，不确。”

新版还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简介》和《新版补记》《新版后记》等几篇补文，介绍该书的价值和欠缺，初版与新版在译、校、注方面的异同及出版过程，这都是关涉《编年史》中译本从初版到修订新版历时二十多年的珍贵出版记录。

本书作者马士（H.B.Morse,1855～1934），美国人，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入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主持的中国海关，任职于北京总税务司署和上海、天津、北海、淡水、龙川、汉口、广州各海关。马士长年任职于中国海关，对中外贸易、中西关系极为熟悉，除本书外，还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远东国际关系史》，均是汉学名著，已译成中文。译者区宗华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校者林树惠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校注者章文钦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