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高中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小学任教，但这个名额却被大队长高明楼拿去给了自己的儿子。加林对此非常生气，并受到很大打击。村里的善良姑娘刘巧珍虽然一字不识，却欣赏并恋慕有文化的加林。巧珍时常帮他，并向加林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巧珍的爱使加林感到格外温暖，也热情给予了回应。两个人一起在村里搞起了卫生革命，治理井水，干得有声有色。但他的兴趣还是在写作上，不愿意永远就这样生活在村里。高加林的叔叔转业后当上了地区劳动局局长，高明楼怕顶高加林名额的事会得罪他，便想办法将加林安排进县委当通讯干事。加林的老同学黄亚萍倾心于工作出色的加林，并努力帮他在报社谋得职位。虽然远在乡下的巧珍一直思念着加林，但加林留恋城里的优越生活，决定与巧珍分手。但本以为能留在城里的加林，因黄亚萍前男友的母亲气愤于儿子被抛弃的事情举报高加林到县委工作的手续有问题，加林的叔叔不循私情，将加林解职。加林回到村里，发现巧珍已嫁给他人，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1981年春，本片编剧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相遇，并且两人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想写的一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够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然而不写出来，那些人物又不断地冲击着他。与王维玲交流之后，1981年夏天，路遥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1983年的8月，西安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人生》，由吴天明担当导演，路遥执笔改编。
投入影片创作阶段后，导演吴天明随原著作者路遥两次到陕北深入生活。《人生》拍摄前，吴天明又带着演员和摄制组创作人员去陕北农村体验生活，编剧路遥向导演吴天明等强调“陕北特色”，称虽不懂电影，但文学与电影在人物生存环境描写和艺术氛围营造上相通，不要求搞民俗展览，而要将主人公置于真实生活环境。其理念对影片真实性把握至关重要。剧组人员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特别是在农村的贸易市场观察农民的生活状态，直到“像了”当地人，才返回县城入驻招待所。通过体验生活以及与当地农民交流，他们体会到封闭的观念、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造就了农村的愚昧和贫穷，感到自己有责任用作品来向落后和愚昧宣战，有责任讴歌生活中高尚美好的事物、鞭笞那些丑恶的事物。
因原作小说本身内容丰富，戏剧性强，吴天明认为，如果仍完全接传统电影观念去搞，会把戏剧性搞得非常强烈，偶合性太大，不符合现代电影观念。所以，在表现手法上，他采用了大的抒情片断，用来打破戏剧化的结构，试图给观众更多感情、情绪上的冲击力。在镜头运用上，尽量保持客观状态，让观众自己去想象去补充去思考。
导演吴天明在影片拍摄手法上有些先锋，通过远景全景使画面高远空旷，展示给观众的是大西北独特的气势，使人情、乡俗、诗意、哲理等因素得以从从容容地涌现在银幕上。（网易娱乐评）
该片给人一种真实而又自然流动的美。片中浓郁的地方色彩、民族风格、风土人情，将黄土高原的自然之美和西部人民的善良质朴表现得酣畅淋漓。它对人物感情的刻画，符合黄土文化中传情达意的特点，粗犷而细腻。环境与人物的紧密结合使自然环境作为艺术要素进入结构，与人物形象的情感色彩结合，创造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氛围。这一特点在刘巧珍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教授石立干评）
该片充满忧患意识，对于青年在社会上的寻求的难处和追求的困惑做了深入的思考，在情感探求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性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它不仅是情感表现深度的创作，而且是时代风云的巧妙表现，但本质上是不离时代的人生情感精神的悲剧性深度表现，令人叹息也充满审美的感染力。（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周星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