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的枪声》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惊险剧情电影，由常彦执导，陈少泽、正华、向梅等主演，于1979年上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着上海。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刘啸尘奉命打入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他的联系人周甫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党组织又派史秀英作为他的联系人。为查明叛徒，刘、史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接头，果然引出了叛徒黄显才，不料叛徒也认出了刘啸尘。刘啸尘当机立断，用无声手枪打死叛徒和特务组长冷铁新，并用自伤来欺骗对方。新来的特务组长张仲年以照顾刘啸尘为名，派特务余云禄对他进行监视与考察。一次，张仲年派刘啸尘和余云禄去侦察一个“共产党”的秘密会议。刘啸尘识破圈套，奋力与伪装共产党的特务搏斗，并打死张仲年的一个心腹，从而博得了张仲年的信任。不久后，张仲年提升刘啸尘为自己的随身少校副官。上海解放前夕，刘啸尘接受了搞到潜伏特务名单的任务。他竭力争取管理档案室的阿纪，使他弃暗投明，交出潜伏特务名单。他们带着名单正要撤走时，被张仲年和特务“老三”截住。在千钧一发之际，“老三”击毙了张仲年，解救了他们。原来，“老三”就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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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1978年，导演常彦本来计划拍摄《济南战役》，因故未能拍成，他想改抓一个反映地下斗争的题材，便请曾合作过的编辑郑荃去了解素材。郑荃和助手金德顺到青岛取材时，无意间看了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他们觉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惊险而又精彩，适合改编成电影，就写信向常彦推荐。常彦从图书馆借来原作观看，认为从电影艺术角度讲这本小说很有潜力。同时，他联想到“文革”中许多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也想借这个故事为他们说句公道话，因此下决心把小说搬上银幕。

剧本初稿完成后，常彦、郑荃、金德顺等主创人员专门到上海拜访了小说作者吕铮，并在上海档案馆查阅敌伪档案，采访了从事过地下斗争的同志。然后，经大家集体讨论，形成了剧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获得长春电影制片厂同意，影片于1978年9月开拍。

创作理念

为求脱出俗套，常彦在影片结构上特意没有把主人公搞到敌特潜伏计划作为全片中心，而是试图以主人公在敌人心脏中隐蔽下来取得信任，直到获得潜伏计划等诸多情节构成一个奇峰迭出的布局，然后采取层层攀登的手法在每一个“出乎意料”上做文章，从而最终阐明全片的主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为此，他在文学剧本基础上增写了影片的序幕和尾声，打破常规，不让影片结束上主人公刘啸尘身上，而是在结尾处突出老三（常亮），以深化主题。

常彦执导该片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在艺术创作方面扫除“四人帮”的谬论。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演员们还受到极左的文艺理论的束缚。该片里反面人物居多，只有刘啸尘、史秀英和老三这三个“好人”（老三一直没有公开真实身份，表面上还是个“坏人”）。这让演员们感到无所适从，因为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背上“丑化正面人物”或“美化反面人物”的罪名。为此，常彦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演正面人物的演员不要把地下工作者视为超人，对反面人物也不要在外形上丑化，首要把他们还原成人，认真研究“披着人皮的豺狼”这个词语，摒弃脸谱化、公式化的表演形式。

在美术造型方面，他要求化妆师不要因为故事发在敌特营垒中而故意“丑化”，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应像对待正面人物一样，注意生活、真实。对布光，他要求生活化光线处理与戏剧化光线处理要兼而有之，坚决摒弃“四人帮”鼓吹的“敌俯我仰、敌暗我亮”之类“照明也要讲阶级”的谬论。

票房成绩

1979年6月，该片开始在全国上映，据统计，6月17日至23日，该片仅在北京一地就放映了2666场，观众达2310483人次，票房1800多万元。该片最终卖出了1000多个拷贝，共有六亿人次观影，获得了一亿八千万的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该片故事新颖曲折，采用了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情节结构，着重组织了几场精采的戏，它们各自有矛盾冲突的重心，段落分明，又融为一体。影片以出奇制胜艺术构思，描绘了一幅动人画卷。情节中包含尖锐的矛盾冲突是该片的一个鲜明特点，一系列主人公转危为安的戏剧冲突的过程，形成了一浪又一浪的小高潮，形成了扣人心弦的发展节奏。生动曲折是该片情节的又一特点。影片的每一大情节中矛盾冲突的内容本身是复杂曲折的，是处在激烈的动荡变化与发展中的，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生动性、曲折性使情节有了内在的活力，让观众动心动情。该片的编导有效地发挥了惊险片悬念的艺术功能，以悬念始，以悬念终，风格鲜明，使影片有着很大的艺术吸引力。该片的不足之处在于某些情节禁不起推敲，个别人物（如张仲年）前后性格表现不很一致。（《电影艺术》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