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是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处女作。作品以中国为背景，通过极富想像力的虚构与简洁的白描，展示了一个生活在艰难创业的华人圈中的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及她周围的女性的现实生活。作品熔美国华人街受歧视、受压抑、贫困、不安定的华人生活现实，与中国大陆的神异鬼怪、仙风道骨、自由战斗的女英雄故事等于一炉。行笔或细腻委婉、或天马行空；气势酣畅淋漓，给人以甘美的享受。

全书分五个部分：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羌笛野曲。

第一部分“无名女子”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听母亲讲家庭的惨剧。姑姑新婚不久，丈夫去美国淘金，几年后，姑姑怀孕。由于她偷了汉子，违反了封建社会妇女的“三从四德”，全村人为之震怒，在姑姑分娩的当晚，他们砸了她家，姑姑走投无路，被迫在猪圈中生下孩子，然后抱着婴儿投井自杀。

第二部分“白虎山学道”是根据中国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杀敌立功的故事改编而成。作者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进白虎山修炼十五年，然后带兵打仗报了国恨家仇，回到故乡成了英雄。

第三部分“巫医”描述了母亲“勇兰”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经历，以及她能捉鬼和招魂的故事。

第四部分“西宫门外”写的是姨妈月兰的不幸遭遇。

最后一部分“羌笛野曲”写的是“我”回忆从幼儿园到成人的成长经历。

该书所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几乎包涵了关于移民处境、代沟、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权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家庭史诗、东方话语、红色中国、文化冲突、个人经验与官方话语等使西方学者和读者深感兴趣的种种成分。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阅读它，不同的读者可从中发现不同的可读性。

美国华裔文学（总序）

译序

一 无名女子

二 白虎山学道

三 乡村医生

四 西宫门外

五 羌笛野曲

东西方神话的移植和变形——美国当代著名华裔小说家汤亭亭谈创作

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对西方人的身体造成巨大的创伤。也给青少年的心理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与白人青少年相比，华裔青少年在成长的道路上承受得更多，而其中的女孩们则是遭受最多伤害的一群人。当时的华裔青少年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二代人，华裔的面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标志着他们是边缘的一群人，她们在美国社会找不到家的感觉，但也不可能返回到自己父母的祖国。

无名姑姑

无名姑姑是受封建男权压迫的一个典型案例。她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姑姑的丈夫在度完新婚之夜后去美国淘金。两年后，姑姑却怀孕了，被指和他人通奸，并连累一家受到族人和村民的谴责与冲击。蒙羞的姑姑在生下孩子的当夜怀抱着婴儿跳进了自家的井中溺水身亡。

勇兰

母亲勇兰在丈夫去美国淘金后，便只身一人进城学医。在助产士学校，勇兰和五名女学生同住一间宿舍，学习异常发奋，很快便成为“看一眼书就能学会的天生学者”。勇兰凭借坚定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学业，成了一名医生，并打破了只有男性才可以成为学者的封建惯例。毕业之后，勇兰开始了行医生涯。作为一名职业女性，她保留了“勇兰”这一少女时代的名字，而没有冠以丈夫的姓氏，以免沦为丈夫的附属品。

几年之后，勇兰前往美国与丈夫团聚，却遇到了种族主义的压迫。勇兰在中国以为取得学位便能够在美国安身立命，然而现实却是不得不和丈夫一起经营洗衣作坊。勇兰不怕吃苦的乐观精神继续在美国延续，夏天洗衣作坊酷暑难耐，她便讲鬼故事给孩子们听，“让他们背脊发凉”。在双重压迫下，勇兰像男人一样努力干活，为生存而奋斗，实现了女性从受压迫者到学者到勇士的转变。

花木兰

这个花木兰的故事不同于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汤亭亭基于母亲的叙述和自己的想象，重新诠释了花木兰的故事。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则不再是替父从军的尽孝女儿。木兰想要摆脱为人妇、为人奴的命运，在一只鸟的引领下进自虎山拜师学艺。学成之后，木兰返回家乡，代替老父为村民报仇，穿上了男人的盔甲，像男人一样打仗，摆脱了传统女性的地位。诚然，她学习武术是为了抗击匈奴、保家卫国，让自己名垂青史，但同时也是为了逃避田间劳作、挖红薯的命运。所以，木兰进山学艺是一种自我提升、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为了摆脱家务琐事，而非出于对长辈的孝顺。此外，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没有对统治者尽忠，反而在最后砍掉了皇帝的脑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最高象征，所以木兰的举动是对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是对父权社会的无情鞭笞。

月兰

月兰姨妈的身上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特征：软弱、胆怯、顺从等。她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小许多岁的男人。丈夫移民美国成为脑科医生后，重娶了一位华裔太太。月兰在香港过着弃妇的生活，靠着丈夫寄来的钱毫无怨言地将独生女抚养成人。她几乎是自愿扮演着封建男权社会对女性所要求的角色。在姐姐勇兰的鼓励下，她终于在70岁之前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场寻夫记在丈夫只同意给她和勇兰买一碗面条当午餐的情况下草草收场。月兰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最后疯癫病死在加州的一家精神病院里。

“我”

“我”指作者汤亭亭。“我”下定决心，希望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成为白虎山上的那个“女勇士”，以此来改善自己处境，帮助父母与身边的乡亲。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所能做的，就是迫使自己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

尽管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花木兰和岳飞的故事感染着“我”，尽管无名姑姑的事迹震撼了我，尽管母亲的转变影响了我。“我”还是被目前所处的这个大环境所影响着。与此同时，“我”想参加学校的节目表演，想让自己的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成绩并驾齐驱，更幻想着能在哪一天肆无忌惮地冲下教学楼的楼梯，放声大笑。这是一种美国文化带给她的感受：只要是属于“我”的权利，“我”就有理由去追求。

“我”朝着成为地道美国人的目标奋进的时候，也对女性主义有了不同的见解：女性想要不依靠男性在社会上立足，唯有树立坚定的信念，加之努力付出。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并非都是糟粕，同样，正确面对美国文化，二者相结合，并为之所用，这才是作为华裔女性所应坚持的道路。

以《女勇士》中“我”为代表的华裔女孩的父母是美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为了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他们努力学习英语，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但在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中国文化，并且向他们的子女讲述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想。然而第二代移民生长在美国社会、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父母传达的中国传统观念与他们所接受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冲突，让他们困惑不已；黄种人在白人社会并未被完全接受，他们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活，自己的文化身份无法得到明确，更加重了困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我”也为两种文化困惑。父母的故事里提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和日常生活习惯也与子女在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大相径庭，有些细节甚至让子女感到恐惧。在后来经历了“送药”事件之后，“我”更是直接、深刻感受到了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美国教育观念之间的冲突，令“我”无所适从。西药店把别人的药误送到“我”的家里，母亲见到之后认为“送药”是个不祥之兆，这是从母亲骨子里的中国传统观念体现出的。她觉得这算得上是飞来横祸，会诅咒全家人生病，因此必须要让西药店做出一些补救措施，例如送糖果，可以驱赶药带来的晦气。她坚持让“我”去西药店，还教“我”怎样跟药剂师交涉。其实，从头到尾，“我”都清楚，药剂师并没有像母亲认为的那样理解了“我”的行为，反而认为是在向他乞讨。“我”认为这是药师在对我们施舍，而母亲认为“她教会了洋鬼子药师讲礼节”。在这场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我”完全感受到了处于文化边缘的困惑，虽然母亲与药剂师双方的想法“我”都了解，但却没有办法来向他们解释清楚。更没有办法解决文化冲突带来的压抑感。

《女勇士》中的主人公小女孩最初并不了解两种性别之间的差异，但是家庭和“我”身处的唐人街一直想让“我”成为“温柔”的女子。在此过程中，“我”才渐渐明白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作为第一代华人移民，父母给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待遇会让女儿产生困惑，并且会造成女儿内心的不舒服。弟弟的诞生给“我”带来了许多关于性别的差异。弟弟出生时，“我”询问父母是否在我出生时也用鸡蛋在“我”脸上滚过，是否也给“我”过满月，是否也把照片寄给奶奶。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男性与女性之问的不平等，而这种清醒的认识更加深了“我”的成长困惑。“语言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性别歧视的主要载体”。“女娃好比饭里蛆”“宁养呆鹅不养女仔”“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养女等于白填”“女大必为别人妻”，这些常听到的说法令“我”感到讨厌。

语言代表着人与世界的连接，书中美国华裔女孩的沉默代表了她们在主流社会中边缘化的地位。她们讲着美国的语言，有着美国的思维方式，却长着中国人的面孔，长期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徘徊，受到封建父权制的压迫，她们对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感到困惑，于是普遍选择了失语、沉默。“我”在进入美国的幼儿园的第一年就沉默了。但是沉默的结果却是被质疑智商有问题，低的智商又会受到社会上更多的歧视。于是，沉默实际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她们的边缘化。华裔女孩儿的沉默并不是真的不会说话，她们在唐人街声如洪钟，可以在华人学校一起朗读课文，可以相互打闹，甚至又喊又叫。由此可见，她们的沉默不是不会说英语，她们是缺乏在主流社会中发出声音的勇气与自信，因此只能用沉默来保护本来已处于弱势地位的自己。作出无力的反抗。

生活在美国的华裔女性在中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问很容易感受到来自文化和性别的双重困惑与压力。华裔故意躲开中国文化的影响。急切地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却又发现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并不容易，才开始意识到保持中国传统的必要性。在美国社会，华人的地位低下，他们经历了被排挤的悲惨事件；同时，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受到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教育。因此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解决困惑而后觉醒对她们而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了找到答案，她们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中要学会融合不同的文化。

全书的结尾是“歌词翻译得也不错”，恰好象征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我”的最终愿望是全球化，一个摆脱边缘化的方式，也是华裔美国女性建立自己文化身份的方式。

全书第一、二、三、五章均用第一人称叙述，而第四章却转为使用第三人称叙述，这给读者以作者冷静客观甚至可以说是“冷眼旁观”地进行叙述的感觉。如果说前三章中，作者是在以“我”的经历与感受引领读者近距离感受并融入所述故事的话；那么，在第四章中作者则冷静地抽出身来以旁观者的身份远距离地与读者一起欣赏这部讲述月兰悲惨命运的情景短剧。这样，作者就以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双重身份从近距离与远距离两个角度向读者讲述了所述故事。

戏仿。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虽然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孝敬父母、替父从军、男扮女装等内容，但却把中国古典文学中宣扬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通过戏仿的写作手法，转变成了追求自由爱情、达到女性解放、实现个人价值的好莱坞式的女英雄形象。其次，汤亭亭戏仿了岳母刺字的具体情节。刺字者由岳母变成了花木兰的父亲，被刺字者由抗金英雄岳飞变成了巾帼英雄花木兰，刺的字由“精忠报国”变成了报仇雪恨的誓言。花木兰背上被刺的字时刻提醒她不要忘记华裔身份，要捍卫自己的种族，铭记自己的历史。这些字就“像军队，像我的军队”。

拼贴。汤亭亭高超且巧妙地运用了拼贴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从中国古典文学、神话传说、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红色中国的土地改革到个人经历、移民问题、代沟、女权运动，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学，将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融为一体。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开放的世界，是一个文化融合的拼盘。除了对花木兰这个经典形象进行拼贴外，汤亭亭在最后一章《羌笛野曲》中，借用了蔡文姬这一中国历史人物形象对其进行拼贴式的再创造。在汤亭亭的笔下，蔡文姬不再是东汉末年不幸被掳掠，嫁给匈奴后被重金赎回，又遭受母子分离的悲情女子，而是被塑造成与匈奴丈夫夫妻恩爱，共同抗敌，思念故国的感情丰富的女性形象。汤亭亭借蔡文姬形象的再塑造，体现出作为美国社会边缘的华裔女性，面对中美文化的碰撞夹击，面对滚滚而来的女权主义浪潮，不再保持沉默，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寻求自身的身份。

迷宫。汤亭亭在《女勇士》中营造出一种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无序结构。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作为一名中国女孩，受到花木兰故事的启发，决定“必须成为女武士”。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我”变成了花木兰，女扮男装征战沙场。“我”和花木兰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的暗示或者提醒，令读者一头雾水，难以区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从而体现出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歧视。在第三章《巫医》中，“我”讲述了母亲学生时代在宿舍捉鬼的离奇故事。在母亲讲完捉鬼故事之后，汤亭亭写到：“当烟雾散尽，我想我母亲是说她和同学们在床脚下找到了一块滴血的木头”。读者刚刚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却因为“我”对母亲的话的质疑和评论，再次陷入扑朔迷离之中。在小说中既没有确定的答案，也没有柳暗花明的转折，这种有象无意的迷宫式写作技巧凸显了小说的不确定性。

零散叙事。《女勇士》第一章的主人公无名氏姑姑在以后的四部分中再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主人公从幻化成花木兰的“我”、母亲以及姨妈月兰，到再次幻化成蔡文姬的“我”。这种零散的结构让读者有雾里看花的模糊感。汤亭亭在各章之间没有采取直线叙事模式，使小说呈跳跃式前进，不同主人公交替出现，没有共同的叙事背景，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宏大叙事。她将各种零散的片段串联在一起，让小说的主题不言自明，即华裔女性摆脱美国社会边缘人的地位，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蜕变过程，刻画她们的果敢与担当，描述她们在中美文化夹击中的艰难处境。

互文性。在《女勇士》中，互文性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历史故事中花木兰和蔡文姬的人物形象的戏仿和拼贴；其次，在故事情节，甚至细节描写方面，互文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章《白虎山》中，“我”进山修炼，偶遇“小白兔”。兔子自己主动跳入火堆，变成兔肉，为“我”果腹。“我吃着兔肉，心里明白兔子是为我做出自我牺牲的”。这不仅让人想起敦煌壁画中所描画的早期佛经中“萨捶那太子舍身喂虎”的情节。在小说中，佛经中“虎”幻化为“我”，佛经中的“萨捶那太子”幻化为“小白兔”。“小白兔”的情节又与西方经典童话《爱丽丝仙境漫游》不谋而合。这种中西方故事人物和情节的混淆，凸显出小说互文性的特点，表现出美国华裔已经将中美文化的交织融入到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

《女勇士》这本小说一经出版就轰动美国文坛，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讨论，并于当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非小说奖，汤亭亭本人也跻身于美国当代主要作家之列。这本小说后来被克林顿总统褒奖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并被选入美国大学华裔文学的阅读书单。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You must not tell anyone what I am about to tell you”曾经一度成为美国大学生们的口头禅。这本小说扭转了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颠覆了美国大众对中国女性的偏见。

《女勇士》自发表以来，在华裔美国文学中一直受到关注。褒奖该作品的学者以女性主义者居多，而批判的声音则多来自于华裔男性作家阵营，其中当以赵健秀为代表。赵健秀亦是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曾是汤亭亭的同窗，不过他对汤亭亭作品的批评一点都不留情面。赵建秀在其主编的《大哎咿!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序文《真真假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们，大家一起来》中痛批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篡改亚裔美国历史和文学；还写了一篇戏仿《女勇士》的作品Unmanly Warrior。归根到底，以赵建秀为代表的华裔男性作家普遍认为《女勇士》中的女性故事迎合了白人对东方女性的幻想和对华人男性的贬低。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祖籍广东新会，1940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士得顿市。汤亭亭的父母于20世纪30年代移民美国。她自幼爱好文学、散文和诗歌。1958年她获得奖学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先念工程学系，后转念英国文学，于1962年考获文学学士学位。1962年底她与同班同学厄尔·金斯顿（Earl Kingston）结婚。婚后她曾在加州中学和夏威夷中学担任英文教师多年。1970年至1977年她曾任夏威夷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后又担任东部密歇根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她于1990年起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文学系教授，并从2001年起还担任著名文学刊物《加州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alifornia）的主编。汤亭亭一生从事英国文学的教学和著述，她的成名作品曾获多项荣誉。1997年她获得了美国人文科学金牌奖，1998年获终生成就奖和文学奖，2001年获联邦俱乐部书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