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是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李前宽、肖桂云联合执导，刘星、张天民、张笑天编剧，古月、孙飞虎主演的剧情电影，该片于1989年9月21日首映，2019年10月18日，其4K修复版公映。

1949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等领导人与西柏坡的群众一起欢庆胜利。而在南京，蒋介石发布了新年文告，李宗仁成为代总统。北平和平解放 ，蒋介石黯然下野，离开南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搬到北平，周恩来代表中共，张治中代表国民党进行谈判，进展甚微，最后破裂。毛泽东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南京，邓小平和陈毅制定了《入城守则》。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蒋母墓，悄然离开大陆。毛泽东进入北平后，积极筹备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30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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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在拍摄《佩剑将军》时接触并了解了许多解放战争英雄的事迹，对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有了真切的感受。从那时起，李氏夫妇与编剧张天笑就萌生了把从三大战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搬上银幕的愿望。另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为领导人民走向光明的党及其缔造者留下历史的记录。为此他们努力了八年，其间参加了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筹备工作，积累了创作经验。

编剧张笑天等人在创作之初感到最难把握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因为开国大典前夕发生的任何一段历史都可以单独拿来拍一部片子。但是编剧们认为剧本不应该是编年史，也不是军教片或文献片。所以，他们决定把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推到后景，只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影片的总体风格是从大处着眼，宏观上采用写意的手法，而在描写人物和细节时，采取工笔细描的手法。

在表现历史的角度问题上，张笑天认为仅仅“再现历史”是不够的，而且作家的爱憎、倾向必然流露在字里行间、体现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中。所以，他决定采用春秋笔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剖析过去的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实高度对四十年前已经走过的历史加以评价。在剧本创作中，他试图传输尽量多的时代信息，覆盖面大一点地涵盖历史，这个“涵盖”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在人物塑造方面，编剧认为之前表现毛泽东胸襟、气度、智慧与决断的影片屡见不鲜，但真正把笔触深入其内心的却凤毛麟角，更没有影片敢写他犯错误。为了表现开国典礼前毛泽东的内心活动，他们设计了毛泽东与毛岸英在开国大典前夕谈话一场戏，通过毛泽东在父子对话中回忆为革命牺牲的杨开慧、方志敏，以及黄炎培所说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求展现毛泽东对战友的情感以及在政治上深谋远虑的个性。同时，为了使人物更加亲切真实，他们又设计了毛泽东违反中央纪律“微服私访”逛夜市吃羊泡馍的细节，以便拉近领袖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对于反面人物蒋介石，编剧的思路是塑造一个与过去银幕上的蒋介石不同的个性化的蒋介石，在真实的基础上，透视其本性。于是他们冒着政治风险，表现蒋介石的“人情味”，设计了当半壁江山几不可保之时蒋介石听孙子背李煜的诗词、去天童寺抽签、在“国耻日”不让家人举火等细节。

文学剧本经电影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讨论于1988年7月底通过。

导演确定影片的总体结构是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主干，二人周围的重要人物则为支干，并据此对文学剧本中的细枝末节进行了删减，例如河思源一家被杀、张治中的夫人如何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摆脱军统的追杀、毛岸英率工兵到颐和园探雷等情节，因与影片总体风格不统一，有碍主体形象的营造，所以全被砍掉。另一方面，导演又特意增加了毛泽东周围战友们的戏，使主干周围的支干尽量充实。在筛选内容时，为了使情节条理清晰，强化两个阶级、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冲突，导演有意识地表现毛与蒋的对应，毛、蒋与其周围众将领的对应，他们各种家庭的对应。例如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蒋介石分别与儿子谈话，以及毛泽东和战友们在北京举行盛大的开国大典，蒋介石一家则在同一天停烟火一天。

在确立影片的风格样式时，导演感到总体内容应具有回顾真实历史的纪实的风格，但仅仅依靠这种纪实、再现不可能实现他们对那段历史的解释，而是必须在再现中有表现，表现中有再现，既依赖于现实中的史料，又要摆脱史料的束缚，要追求一种诗意的概括，力求在对历史进行解释时，把那些特定的历史瞬间，在银幕上升华为更高意义上的象征。另外，他们认为影片的最高任务不仅是把开国大典的历史瞬间再现于银幕上，更重要的是要塑造出活动在那个历史舞台上的“人”，通过这些艺术形象概括时代特征，富有戏剧性地展现历史内涵。于是，他们确定影片的风格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风格。

该片导演喜欢观看各种历史纪录片，为其真实性所震撼，很早就萌发了让历史纪片参与故事片创作的念头。所以，在《开国大典》中，他们尝试让资料片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创作。从序幕到结尾，全片用了15段资料片，把历史镜头与剧组拍摄的镜头衔接在一起，以求强化真实感。为此，他们在大量资料片中筛选出所需镜头，根据整体结构和节奏，考虑布局和衔接点，通盘考虑镜头技巧、景别、机位和长度。

该片出现诸多历史人物，选演员时导演首先注重气质，其次注重形似。在处理人物和人物关系时，依据总体风格，把毛泽东和蒋介石作为艺术构思的聚光点，既不有意夸张美化毛泽东，也不有意丑化蒋介石，而是从整体上把握人物性格的内核，试图通过平常的生活细节，揭示特定环境中两人的个性冲突。因此，导演要求演员尽可能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情绪。例如，要求古月表演要生动、亲切、自然，尽量去掉掐腰挥手、挺胸扬脸的模仿动作。而对于孙飞虎，则要求表现出蒋介石的军人气质、败将的痛楚以及和平常人一样的情感，表演要外“静”内“动”，不喜形于色。

摄影师李力、王小列等人基于影片的基调要求，为了形成庄重凝重的历史感、史诗气魄，同时让画面具有造型冲击力，在运动节奏上使用固定机位拍摄，尽量少用镜头运动，以求缓、稳，除升、降处理外，很少用推位摇移，主要靠画面中被摄主体的内部调度和剧情情绪来表现影片的思想主旨。

由于影片中需要融入资料片，所以美术师把彩色处理得尽量朴素，以求使资料片的内容尽量与新拍摄的部分结合起来。片中村落、宅院、战场等景地的加工搭制都依据历史本来面貌，同时发挥想像力，强化历史环境典型性和时代氛围。在人物塑造上，美术师力图围绕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历史事件的发展，在美术创作上去渲染和衬托人物的心绪，调动服装、道具等造型手段，强化地域的不同，衬衣人物的心态。例如以篝火、霸王鞭等场面来描绘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领袖之间的友谊和艰苦奋斗的时代氛围。在道具、服装、造型上，突出国民党的“洋味”，色彩上以蓝褐色为基调；而共产党方面的造型则强调“土味”，以黄红为基调。

该片是一部既严格尊重史实，又充分发挥编导者的创造才华，将历史的丰富内蕴予以深入开掘的成功之作。它对于中国重大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中长期存在的一定程度的模式化有所突破，使这类影片的艺术质量获得更快的提高，是一次具有启发意义的实践。（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文艺报》编审钟艺兵评）

该片中有关领袖的趣味性细节既丰富了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又增强了影片的亲和力，一扫以往红色电影高高在上、严肃刻板的旧面貌。（时光网评）

该片摆脱了让革命领袖鹤立鸡群唱独角戏的俗套，也避免了堆砌事件的被动叙述，而是把历史英雄和普通人作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员，并在历史运动过程中展示人的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使历史成为人的历史，使人成为历史过程听人。影片对情节的处理挥洒自如，编导运用了中国古典美学虚实相生、小中见大的原理，舍弃对具体事件的交待叙述，而集中笔墨于各色人等在历史转折中的不同心态和行为，使全片成为一个有层次、有立体感的完整的艺术整体。片中的细节处理得很细腻，不但有很浓的人情味，也有很浓的哲理味。而重大战争场面、具体事件的决策和行动过程，则一笔带过，点到即止。总的来说，它是一部思想和艺术、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结合得较好的力作。不过，可能正因为编导倾心于在平凡的生活细节中表现人的复杂性，所以让人有一种影片结构不紧密或主题不突出的感觉。影片的细节处理作为单个镜头和艺术单元比较成功，但似乎有些细节处理只起到了表现人物性格或某一具体情境中心态的作用，而忽略了这一细节同影片主线或整体背景的联系。另外，影片的结尾似乎也没有形成高潮。（原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作家王愿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