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强盛一时的大明帝国其灭亡是有清晰脉络可循的：由底层民变而起，农民起义而衰，民族战争而终。李文治教授在《晚明民变》中力避前人隐讳，据实直陈，通过对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三股民变势力的一一分析，重点研究了民变的兴衰演变及其对历史的影响，并根据史料做出惊人假设：明朝有数次机会或可免于灭亡，若明朝政府处置得当，今日中国会走向何方?
时代或许不同，但引发民变的原因总是惊人地相似：贪污腐化，社会不公，民怨沸腾，正义不彰……一个繁盛王朝短时间内崩溃，必然有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原因和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是《晚明民变》的价值所在。
李文治，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博士生导师。生于1909年10月，河北省容城县人。1933年就读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发表《北宋民变之经济的动力》等文稿;出版的《晚明民变》，奠定了其作为历史经济学家的地位。建国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文治留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由于李文治教授在研究上成绩卓著，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很大贡献，被誉为“历史经济学泰斗”。
第一，李文治也对农民军抗清的行为进行高度赞扬。他在行文中，虽然时常称农民军为“流寇”，却从正面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指出本应迅速崩溃的南明，却因为“国人的觉悟”和“流寇的归明”而现出了新的生机。当时全国各地“成千万的民众，参加了民族斗争。这些民众，有的苦于明朝的暴政酷敛，有的曾参加过流寇的队伍，现在都举起反清的义旗”。李自成、张献忠的余党，“在民族思想澎湃，反清复明运动高潮之下，由于外界的刺激和内心的自觉，也改变了原来的政策，起来共同支撑明朝的江山”。李文治还在《晚明民变》一书的“绪论”中，指出随着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归附和支持，“明室便在他们挣扎扶持之下，多延长了十几年的历史”。这些农民军“先以政治经济的压迫之后，起而反抗官府；继以国家民族之休戚，转而扶明御清；这种转变是带有浓厚民族意识的”。与郭沫若一样，李文治也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指出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腐化堕落，“他部下的将官，陶醉于奢淫享乐，士卒也逐渐腐化起来”。
第二，李文治也揭露南明的黑暗与腐败。他指出南明的崩溃“在政治方面，更十足表现了腐败”，如争权夺利，党争不断，“在福王由崧未即位之先，先有福王潞王的争立；即位之后，又有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对东林老臣的排挤。”如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官吏的升迁，不是攀党，便是行贿，致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以及‘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的谚语。”他还揭露南明君臣生活腐化，“弘光更是个淫奢无度不问朝政的天子”，结果“文恬武嬉，暮气日深”。同时，士大夫们也“流连秦淮，召妓狂饮，沉迷于物质肉欲的享受”。
当然，时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李文治，与郭沫若和翦伯赞等左翼学者又有所不同，在称呼上还保留了“流寇”一词，甚至认为南明时“流寇和外患的影响毁坏了农村经济基础”。但是，李文治与郭、翦二人在历史观上并无根本差异。他选择“晚明民变”作为研究课题，就是受到新史学和唯物史观的影响，将学术视野下沉至民史，重视下层群众的力量。其书名中的“民变”一词，与此前谢国桢的“奴变”一词相似，都是从社会下层研究历史，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李文治在《晚明民变考》中，较为正面客观地叙述和研究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充分肯定晚明和南明农民起义军的历史作用，可见其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文治得到“比较彻底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的评价。这种取向在他早期的“民变”研究中已有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