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000万英镑。其中有1350万-1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一—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场合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
恩格斯论述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著作。为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第二国际其他各国党内的修正主义，阐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争取农民站在革命一边和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恩格斯于1894年11月15～22日为<新时代>杂志撰写了这篇重要文献。1894年，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G.H.福尔马尔（1850～1922）在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土地纲领的补充报告，这个报告宣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