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麻风病人的吻》是201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译者是石横山。

《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序幕。故事讲述了：主人公让.佩罗埃尔长相丑陋，体弱多病，无法获得异性的喜爱，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的驱使下，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孩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讨厌让，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夫妻生活非常不愉快。不久后，让发现诺埃米对他就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是出自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让每天去看望身患肺痨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尽早离开人世，结束妻子的痛苦。但当他即将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为发觉年轻、帅气的医生深爱这诺埃米而万分嫉恨。让死后，诺埃米在命运的逼迫下，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

人性的深度——莫里亚克小说系列总序（董强）

给麻风病人的吻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1885—1970， 法国天主教文学大师，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杂文家、批评家。1885年10月11日出生在波尔多。1906年赴巴黎从事文学创作。在出版了两本诗集后，于1913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身戴镣铐的孩子》。三十七岁时发表了《给麻风病人的吻》，从此进入创作的旺盛期，相继发表了《火流》《母亲大人》《恶》《爱的荒漠》《苔蕾丝·德斯盖鲁》《终点》《蛇结》《弗龙特纳克的神秘》《黑夜的终止》《黑天使》《未知的海》《法利赛女人》《被爱的和被恨的》《羔羊》《昔日一少年》等重要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剧本和文艺评论集。其中《爱的荒漠》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莫利亚克1932年任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1933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958年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勋章。1952年，奠里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莫里亚克并非只是小说家。他一生的雄心壮志是成为诗人。与所有从外省到巴黎的“文学青年”一样，他是带着自己自费出版的诗集闯荡法兰西首都的。进沙龙，看戏，成为大作家的座上客：莫里亚克的文学生涯在最典型的法兰西氛围中开始。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这种氛围就一直笼罩着整个法国文坛。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学场”，用于这种氛围，最为贴切。在这种氛围中，波德莱尔拿了自己的诗集去叩见维尼和雨果，兰波在巴黎语惊四座，左拉在梅塘高谈阔论，普鲁斯特在上流社会中孕育着自己的“似水年华”：美好年代，大抵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美好。安德烈·纪德在《伪币制造者》的开头，描摹了一幅绝好的青年学子如何在卢森堡公园中畅谈文学和人生的场景。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作家一样，对于莫里亚克来说，重读古典，追溯文明之源，探讨人性，概括人生，成为文学的根本追求。他的周围，是巴莱斯、科克托这样的大文人。

默默无闻，也是大多数文学青年的命运。莫里亚克很幸运，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默默无闻后，一部《给麻风病人的吻》让他声名鹊起。法国的文评家、读者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位年轻的作家不是一部昙花一现的畅销书的作者。一种独特的幽深洞明的激情，将一直灌注这位波尔多作家的所有作品及生活，从而照亮整整一代人的心灵。法国文坛上，将长久看到一位思维与创作同样活跃，想象与行动同样投入的大作家。

纵观莫里亚克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莫里亚克的人生非常全面，是典型的法兰西文人的一生。作为作家，他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记者、政论家、时事评论家、日记撰写者；作为社会名流，他介入法国政治的方方面面，在长时间内左右法国的舆论导向，与戴高乐将军惺惺相惜。

莫里亚克1885年生于波尔多，一个出产举世闻名的葡萄酒的地方，同样也孕育了两位思想的巨人：蒙田和孟德斯鸠。父亲早亡，母亲笃信天主教。殷实的家境使他很快就可以放弃工作，完全投身于文学创作。这种物质上的富裕并不让他对贫穷和悲惨闭耳不闻，反而深知现代社会中金钱对人心灵所能造成的腐蚀和影响，多次强调这种家境让自己感到“羞耻”。他年轻时参加了一个倾向于左翼的基督教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将基督教与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后因过于激进而被教皇取缔。

1909年，他在巴黎自费出版诗集《双手合十》，得到著名作家莫里·巴莱斯的赞许，但公众并不知道他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为身体原因，只能成为救护人员，抬担架，救伤员，却也因此而见证了战争的残酷。1922年，他的小说《给麻风病人的吻》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引起轰动。他一鼓作气，创作了《母亲大人》，讲述一个被母亲的溺爱和管制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儿子的情感生活，同样受到好评。1925年，《爱的荒漠》出版，一举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927年，发表《苔蕾丝·德斯盖鲁》，同样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被视为经典作品，莫里亚克正式跻身于人们关注和尊敬的大作家之列。1932年，他得了声带癌，治愈之后，声音变得嘶哑，从此成为他著名的个人标志。1933年，莫里亚克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不朽者”。在这前后，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先后创作了《蛇结》《弗龙特纳克的神秘》，并为《苔蕾丝·德斯盖鲁》创作了续集《黑夜的终止》。随后，他尝试了一些戏剧创作，但除了第一出戏《阿丝莫黛》获得成功之外，其余均无太多影响。

1939年，法国向德国宣战之后，莫里亚克回到波尔多自己家族留给他的马拉加尔庄园，但德军很快就征用了这一庄园。莫里亚克开始了以笔抵抗的生活，尤其在1941年发表《法利赛女人》，1943年以笔名“弗莱兹”发表《黑色手记》，并为此不得不到处躲避德军的搜查。

二战结束之后，莫里亚克呼吁宽恕那些被称为“法奸”的作家，尤其是著名作家勃拉齐亚克，但最终勃拉齐亚克还是被处以死刑。他拜会了戴高乐，并终其一生拥护戴高乐。195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评语中，诺贝尔奖评委们高度赞扬他的小说作品，认为他在这些作品中“以强烈的艺术表达手段，在人情世态中挖掘了深刻的精神层面”。

二战以后的莫里亚克虽然还发表了《加里加伊》《羔羊》等小说，但主要以政论家、杂文家、回忆录作者的面目出现，关注法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时事。他不仅像纪德那样出版了好几册《日记》，还在《费加罗报》《快报》等刊物上发表《备忘录》，并接连出版《内心回忆录》。1969年，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昔日一少年》发表，几乎是莫里亚克的“临终遗言”。1970年，莫里亚克辞世。

莫里亚克与纪德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法国小说的两个半圆。阴与阳。莫里亚克在中学时代就读纪德的小说，尤其是《背德者》和《地粮》，并受到很深影响。纪德仿佛是莫里亚克的反面，两人却有着一种惊人的共性：对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冲突持有最诚实的观察与最真诚的反省。

莫里亚克的人物处于精神的荒漠之中。烈日下的孤独，旱季中的彷徨。痛苦万分，却不肯就此沉沦，一边呻吟着，一边在求索。所以，对莫里亚克来说，“基督教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给人类的痛苦带来了一种意义”（《羔羊》）。当人们身处深渊之底，却又隐约看到一线天空之时，真正的精神危机就产生了。莫里亚克不愿意放弃的，是基督教的信仰，而非基督教教会。在他看来，现代基督教会中充斥了“伪善之人”，徒知教条，而乏真正的基督之爱。法国教会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的反应，让莫里亚克看到了许多基督教徒其实缺乏正义感，而教会人士对金钱的贪婪，更让莫里亚克从小就感到“惊诧”。他一生追求的，是一种类似帕斯卡尔的宗教神秘主义激情，以及带有冉森教派痕迹的神恩的缺席所带来的悲剧感。所以，他一生都与拉辛和帕斯卡尔对话，创作了《帕斯卡尔和他的妹妹雅克琳》，以及《让·拉辛的生平》。基督教的善恶二元之分，如同在雨果作品中一样，以一种强烈的对比同时呈现，从而赋予莫里亚克的作品一种自始至终的浪漫主义色调。信仰与堕落，灵与肉，波德莱尔所说的“上升的愉悦和坠落的畅快”，在他作品中以人物的对立方式体现出来，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可以同时看到病人膏肓的赢弱之人和追求快乐、身体健康的强者，拘谨的知识分子和充满动物蛮力的农民，毫无经验的腼腆的外省人和左右逢源的巴黎情场高手。他的人物仿佛永远在天使和野兽之间搏斗，在精神性和“母狗性”之间摇摆。

虽然诺贝尔奖评委们认可的是莫里亚克的最大成就——小说，但他富有诗人气质的天赋一直未变，而且他直到去世之前还自认为是诗人。这种诗意在小说及散文作品中均有表露。就小说而言，他对气氛的描写十分精湛。照莫里亚克本人的说法，创造氛围的天赋，就是诗的天赋。正如老一辈翻译家，莫里亚克的最好译者之一桂裕芳先生所说，莫里亚克善于赋予自然景物以人性，使之与人物同呼吸，共哀乐。春夏秋冬、白昼黑夜，无不带上人性的色彩。风暴、烈日、淫雨都与人物激烈的内心活动，汹涌翻滚的激情或孤独哀怨相互烘托，对应。在形容苔蕾丝的孤独时，作者这样描写当时的气候：“一直到十二月底都必须生活在这黑暗中，仿佛这数不清的松树还不够似的，雨又下个不停，在阴暗的屋子四周竖起了几百万条活动的栅栏。”“雨落在瓦片上，模糊的玻璃窗上，荒凉的田野上，一百公里的荒原和沼泽上，最后几座活动的沙丘上，大西洋上。”对于人物的外貌，莫里亚克的描写高度简洁。同样是苔蕾丝：“深陷的双颊，颧骨，干瘪的嘴唇，还有那个宽广而秀丽的前额。”仅此而已。在问及她的下毒动机时，苔蕾丝回答说：“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可能还容易说清楚。我不想扮演角色，装腔作势，说些俗套话，总之，每分钟都背叛另一个苔蕾丝……”

波尔多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占了重要的位置。他本人承认：“波尔多地区的那片土地和那片天空永远在我心中，因此也在我的书中。”他的人物是“马拉加尔的黏土和圣孚里安的砂岩土捏成的”。所以，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有人惊讶，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奖，怎么给了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作家？莫里亚克对此类评论毫不介意。

四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有一次最为著名的讨伐，由于双方身份的特殊，以及深远的影响而成为经典，那就是萨特对莫里亚克的文学讨伐。这两位都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法国文坛的领袖级人物，而且这一讨伐改变了后来文学创作的方向。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作为小说家，莫里亚克一直探索小说的本质和创作手法问题。1928年，他发表《论小说》，1933年，发表《小说家及其人物》，全面阐述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在莫里亚克看来，小说必须同时符合两个要求，一方面，作品必须是“逻辑的，理性的”，另一方面，必须让人物具有“不确定性和生命的神秘”。小说家从现实中汲取原材料，再运用自己“变形和放大的权利”，创造出活生生的男女众生相，从而形成完整的小说世界，其中充满了人性，但人物不是“由骨肉构成”，而是人在变形之后的、风格化之后的形象。这些形象构成一张张“道德的解剖图”，以区别于“人体的解剖图”。

从这一小说理念出发，莫里亚克提出了“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在莫里亚克那里，作品中人物的“自由”，源自于他们身上作为上帝所造之物的“神秘”。这种神秘使得人物本身具有一种抗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一样，总是令人担忧最终命运会将其引向何方。小说家作为“上帝拙劣的模仿者”，不能任意、随机地介入，去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人物本身的张力会反过来引导小说家，将其带向未知的领域。只有这样，创造物的自由与创造者的自由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

这些论述，即便从今天来看，依然闪烁着真知灼见。这是对小说的一种深层理解。但这种理解同时也是非常古典式的认识。因为这种理解建立在“折射”之上。莫里亚克人物的神秘，是对神性的一种折射，而小说人物，归根到底，在“折射”一种现实。或者反过来说，现实在折射着人性深处的东西，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去探索这现实所“折射”的深层的东西。既然是折射，就还是脱离不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归根到底归属于古典体系。

莫里亚克根据自己的小说理论，在《黑夜的终止》中，身体力行，极力营造苔蕾丝的神秘与自由。

但就在这一点上，年轻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开始对莫里亚克发难。1939年2月，萨特在著名的《新法兰西杂志》上发表《莫里亚克先生及自由》一文，后来收入《境遇种种》（第一卷）。对于萨特来说，莫里亚克“扼杀了人物的意识”，“在创作之前，就已经铸就了他们的本质。他已经下了命令，他们必须这样或那样”。萨特指责莫里亚克将苔蕾丝转化成了物，她被一种命运所笼罩，这种命运虽然是在自然之中，却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连苔蕾丝的自由都是可以被预见的。而且这种自由只是在价值上而非在本质上与奴役相区别。因为在莫里亚克那里，所有向上、向善的意图就是自由的，而所有向下、向恶的意志就是非自由的，受到束缚的。因此，对萨特来说，“《黑夜的终止》在莫里亚克的脑子里，想必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部关于奴役的小说”。 萨特认为，莫里亚克的小说创作手法陈旧，老套，尤其在人物视角方面，莫里亚克“选择了神圣的全知全能。但是，小说是一个人写给众多人看的。上帝的眼睛可以丝毫无碍地穿透表象，所以，在上帝眼中，没有小说。上帝的眼中也没有艺术，因为艺术是靠表象存在的。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

这篇文章对莫里亚克是巨大的打击。因为，对这位基督教作家来说，他所一直致力的，正是要展示一点：“即便是那些最受宿命打击的人，也具有一种力量，可以向那些压垮他们的法则说不。”而萨特的文章则表明，至少在新生代的眼中，他的这种努力完全失败了。

颇有意味的是，最具论战精神的莫里亚克，作为功成名就的大文学家，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萨特的讨伐，却保持了沉默。这也是莫里亚克的人格伟大之处。对于他心目中的政敌，他可以极尽讽刺、攻击之能事，然而对于后进，尤其是理性的批评，他即便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还是保持克制。他甚至认真思考了萨特的批评。在后来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也开始注重人物的视角，以及人物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其人格光芒和宽恕之心，另一方面，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本人也意识到，文学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

其实，萨特本人也很清楚，他之所以对莫里亚克如此关注，也是因为莫里亚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主义者们的先驱，正如纪德，正如马尔罗。莫里亚克不光直接通过他的接触，影响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一代小说家，如著名的“轻骑兵派”（最重要的代表为罗杰·尼米埃），也以自己的榜样为年轻的存在主义者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可以说，加缪是莫里亚克的某种继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尤其在是否赦免勃拉齐亚克的问题上——两人也曾激烈论争。因为，虽然莫里亚克是个基督教信徒，但他最为关注的，还是人。作为基督教徒，即便在最为黑暗的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时期，他还鼓励人们“不要躲到天主那里以逃避世人，而要从世人身上重新找回天主”。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我们何曾见过一部杰作，来自一颗对人漠不关心的心灵？”“小说如果不是对人的研究，就什么也不是。如果在有关人心的知识方面，小说不能帮助人向前迈进一步，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他后来坚决反对著名的“新小说”，认为新小说中“既没有性格，又没有典型，也没有用有力的线条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对人的关注，使他投身到了记者职业中。与忠实记录自己的个人私生活长达六十年之久的纪德不同，莫里亚克蔚为大观的《备忘录》浓缩了对二战之后法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和思考，他也因此而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论战家之一。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正义”上，莫里亚克与加缪心灵相通。所以，当比他年幼的加缪因车祸不幸去世的时候，莫里亚克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接到电话：阿尔贝·加缪去世了。在刚解放时我们有过几次笔战，有礼貌的笔战，此后没有来往。但我此刻的悲痛表明他当时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他能帮助一代人去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德国焚尸炉和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使世界变得多么荒谬。他以热情追求正义的名义去揭示这种荒谬——虽然他从不愿意给这种热情，给这种爱一个名字，一张面孔。”事实上，对莫里亚克来说，这个名字就是天主，这张面孔就是耶稣。在莫里亚克的眼中，加缪面对世界的荒谬，虽无基督信徒之名，却行基督教徒之实。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莫里亚克对现代荒漠的揭示，已经预示了后来文学上的物质主义以及形式主义倾向。他的长子克洛德·莫里亚克也成了新小说的代表之一。一切都证明，莫里亚克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接下来的文学史，将是全新的一页。福柯吹响了“人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号角，法国小说全面走上了现代美学的道路。小说家们似乎都听从了萨特的分析，将艺术聚焦在表象之上，开始拒绝深度，从而也放弃了对人性的深度的探索。

然而，莫里亚克以其全部作品，阐明了一点，即人性的深度只有在神性之光的照耀下才能显示出来。他所挖掘的人性的幽暗及深不可测，代表着人类某种恒定的东西，所以，在讲述波尔多葡萄庄园内发生的种种家庭戏剧的同时，莫里亚克触及到了永恒。

这套丛书的最大亮点，在于将“德斯盖鲁”系列完整地呈现了出来。《苔蕾丝·德斯盖鲁》是莫里亚克最经典的著作，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形象。《黑夜的终止》是它的续集，而莫里亚克还创作了另外两个短篇，《苔蕾丝在诊所》和《苔蕾丝在旅馆》，从情节发展先后来看，处于这两部长篇之间。无论是试图通过精神分析，还是通过新的情感诱惑，苔蕾丝都没有能够得到解脱。而在《黑夜的终止》中，由女儿的情事所掀起的内心波澜，终于在苔蕾丝去世之前，得到最后的终结。莫里亚克的人物，往往只有在去世之后，才能得到完全的解脱，这是一种深深的冉森主义影响的结果。

但莫里亚克往往还是留下一个“光明的结尾”。家庭，这个被纪德最为猛烈抨击的社会单元，最终如宗教一样．为灵魂的游子提供一个栖身之处，免其遭受万劫不复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讲，苔蕾丝的故事，打破了一种对称结构。长长的、无法解释的罪恶感与孤独，一直持续到了小说的终结，才伴随着黑夜之终结而告终。这与《给麻风病人的吻》中男主人公让的去世及时转变了他的妻子，《母亲大人》中母亲的去世改变了儿子的习惯，尤其是《蛇结》中妻子的去世改变了男主人公的所有计划等等，非常不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非对称性，反倒为莫里亚克的人物带来了更大的张力，正如在另一部小说《爱的荒漠》中，十七年的别离，丝毫未能改变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父子俩的情感。这种恒定性，尤其是黑暗的恒定性，为莫里亚克的作品在强烈的反差对比之外，带来了一种不可测量的幽深，也为他的作品披上了一种现代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