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2000年来，解释《诗经》的著作极多，虽然亡佚不少，但至清代《四库全书》尚收录有146种，其中著录书62种，存目书84种。存目所未收以及《四库全书》以后问世的著作尚未计算在内。

秦汉以前，还没有研究《诗经》的专书，只有孔子的诗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和宋代是研究《诗经》等儒家经典的两个重要时期，被后人称为“汉学”和“宋学”。“汉学”注重训诂，其于文字及名物制度的疏解，对后人探讨诗义有很大帮助；但汉人常以礼教说诗，又恪守家法，强附史事，穿凿附会之处很多。“宋学”注重义理，对汉、唐旧说特别是《诗序》的穿凿附会，提出怀疑、否定，缺点是多凭空臆断，而且封建礼教观念仍然很强。清代乾嘉以来，“汉学”复兴，出现了多部疏解《毛诗》的专著。清代学者凭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深厚功力，在解释《诗经》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同时，由于辑佚之风的兴起，对“三家诗”的收集整理也取得较好成绩。晚近有些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把《诗经》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汉初传《诗》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经学，受到当时政府支持，都被立于学官，设博士。《毛诗》晚出，为古文经学，未得立。今古文的分别，不仅在于依据的文字不同，更重要的是说解各异，各守师承，竖立门户，各不相下。西汉今文经学盛行，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开始受到政府重视，至章帝时，《毛诗》亦得立于学官。自《毛诗序》出，郑玄作《毛诗传笺》以后，《毛诗》日益流行，“三家诗”逐渐衰微。 　　《毛诗》的重要著作有《毛诗故训传》30卷，相传为毛公即毛亨所作。此书详于训诂而略于诗义，文辞简古，对名器物色、典章制度亦时有诠释。由于毛公去古未远，所言必有师承，所以历代古文派学者都奉《毛传》为圭臬。但《毛传》有关诗旨的解说，多从“诗教”出发，每每牵附史事，以史证诗，与诗篇实际不相符合。

郑玄是东汉兼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他所作《毛诗传笺》，主要是宗毛的，对《毛传》作了一些阐发、补充和订正。清代陈奂《郑氏笺考徵》说郑玄笺《诗》在注《礼》之后，以《礼》注《诗》，笺中有用三家说申毛说之处，有用三家说改毛说之处。此外，郑玄又作《诗谱》。它根据《史记》年表和《春秋》中有关史实，排列《诗经》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的谱系，阐明《诗经》各部分与其时代政治、地方风土的关系，这是受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影响。郑玄笺《诗》能注意考核文物制度，对理解诗句多所裨益，只因受“诗教”影响很深，也不免有穿凿附会的解说。在文字训诂方面，较之《毛传》，互有得失。魏晋时期，王肃、王基，或申毛难郑，或申郑难毛，袒分左右，争论不休。南北朝时期，北朝兼崇毛、郑，南朝虽崇《毛传》，但仍争议郑、毛异同。至唐代孔颖达等作《毛诗正义》，调和毛、郑两家之说，持论归于一致。《毛诗正义》是唐初官修的《五经正义》之一，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都以此书为准。

自东汉以来，《毛诗》之学，以《传》、《笺》、《正义》为代表，但都是直接解经之作。三国时，吴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研究《诗经》动植物的第一部专著，开了后世以考据名物治《诗经》的风气。

宋代学者，开始怀疑《诗序》，辨诘毛、郑的失误，提出用“返本归原”的原则来了解诗义，用义理说诗。这一学派，称为“宋学”。它的特点是就诗文本身加以探究，少作牵附，流弊则在于好以主观臆见曲解诗义。

北宋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首先指出：“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他开始辨毛、郑之失，而以已意作判断。苏辙作《诗集传》，认为《小序》反复繁杂，非一人之词，不可尽信，所以他保留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开宋人疑《诗序》之始。南宋郑樵作《诗辨妄》，专门攻击毛、郑，极诋《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其书削去《诗序》不用，完全用己意说诗。王质作《诗总闻》，虽不轻诋毛、郑，也不曲徇毛、郑之说，毅然自用，别出心裁。他主张“说诗当即辞求事，即事求意”，所以在说解字义的同时，每每能阐发诗篇本身的文学意义，较之汉、唐有新进展。朱熹早年解《诗》，信从《诗序》，宗毛、郑之说，后来见郑樵之书，才开始怀疑起来，其后与《史记》、《国语》相对照印证，才认为《诗序》不可信。于是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加以辨诘，名为《诗序辨说》。朱熹《诗集传》，多就诗篇本身探究立说，而在文字音义方面，则杂采毛、郑，间用“三家”，以己意为取舍，卓然成一家之学，其见解多有可取。朱熹解诗的方法，受孟子“以意逆志”的影响很大，用道学家的思想观点推论作诗人的原始用意，歪曲附会，自所不免；但就全书而论，瑕不掩瑜，毕竟是宋代一部有代表性的专著。

当郑樵力排《诗序》之时，周孚作《非〈诗辨妄〉》，举42事，反驳郑樵之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有功于诗教”，其立论守旧，可想而知。吕祖谦与朱熹同时，所作《吕氏家塾读诗记》，坚守毛、郑旧说。戴溪以吕书名物训诂最为详悉，而在诗内微旨、词外寄托方面说得不够周到，又作《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他虽以“续记”为名，实则自述己意，并不谨守《诗序》。严粲《诗缉》以《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杂采诸说而时有发明，音训名物的考证亦颇精当。上述几家，是与朱熹《诗集传》持论不同的另一学派。

南宋末王应麟作《诗考》，考证三家诗说，开清代辑佚的先河。

宋代诗学，以朱熹《诗集传》影响最为深远。辅广作《诗童子问》，朱鑑作《诗传遗说》，元代刘瑾作《诗传通释》，大致都在阐明《诗集传》之旨意。《四库全书总目》说刘瑾书“征实之学不足，而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这也是宋元以来继承朱熹的《诗集传》一派著作的共同点。宋末王柏作《诗疑》，由怀疑《诗序》进而怀疑到《诗经》本身，甚至删削所谓“淫诗”32篇，对“风、雅、颂”的篇名、篇次也任意改易，主观武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元仁宗延祐年间行科举法，《诗》用朱熹《集传》，明代沿习此法，胡广等奉敕撰《诗经大全》，颁为法令，其书即以刘瑾《诗传通释》为蓝本，完全承袭其说。顾炎武曾慨叹“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因为《五经大全》大行之后，应举与经学研究成为两件事，使得从经学角度钻研《诗经》走向衰微。明代只有朱谋㙔《诗故》以“汉学”为主，在名物训诂方面间有发挥；何楷《毛诗世本古义》，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搜讨至勤，然而于史实颇多舛误，在名物训诂考证上尚有可取之处。明代的《诗经》研究，发挥义理，不及宋人，训诂考证，又不如汉唐，大率都以《诗经大全》来应付科举之用而已。

清代是《诗经》研究承先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乾隆、嘉庆以前大体杂采汉、宋之说，如钱澄之《田间诗学》即属此类。朱鹤龄《诗经通义》力驳废《诗序》之非，持论已接近于汉唐，但有些芜杂，未能成家。而李光地、杨名时、严虞惇诸家，都有宋人习气，以推求诗意为主，不免穿凿。王夫之《诗经稗疏》、毛奇龄《毛诗写官记》与《诗札》，对文字、声韵、训诂、名物，多所考辨，论者认为王书精而不博，毛书博而不精，但都足供参考。其间有异军突起者，即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对于自汉迄明的解诗之作以及汉、宋两派的是非功过，作出评论总结，批评“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可以说切中要害。历来说诗诸儒，攻《诗序》者必宗朱，攻朱者必从《诗序》。姚氏一方面认定大小《诗序》均卫宏所作，多不可信；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诗集传》虽反对《诗序》说，还不免“时复阳违之而阴从之”。所以他对《诗集传》抨击尤力，且多过激之词，这也许与当时“习读者一本《集传》”的社会风气有关。至于他提出要认识《诗经》是中国词赋之源，解诗应涵咏篇章，寻绎文义，着力于诗人的本意，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但在科举应试、以经书为敲门砖的社会里，姚书流传不广，《四库全书》竟未收录，近代始为学术界所重视。稍后崔述著《读风偶识》，也认为《诗序》是后汉卫宏所作，多不可信，主张“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其书专论《国风》，时有新义。

至乾嘉年间，惠栋、戴震等继承清初学者顾炎武等提倡实学的风气，着重发展了汉儒的训诂方法，树起了“汉学”的旗帜。清代《诗经》“汉学”学派的兴起，当以康熙年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为先导。此书训诂以《尔雅》为准，篇义以《小序》为准，诠释诗旨则以《毛传》为准，佐以《郑笺》；其所辨正的主要是朱熹《诗集传》，掊击的主要是刘瑾《诗传通释》，持论常有偏激之词，穿凿之论也不少。其后，胡承珙作《毛诗后笺》，专宗《毛传》，凡《郑笺》违反毛旨者，必定多方考稽以还其旧。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标榜“汉学”，以《诗序》为准，通释《传》《笺》，特别着力于辨正《郑笺》不同于《毛传》的各种解释和论点，以申毛纠郑。陈奂作《诗毛氏传疏》，笃信《诗序》，专宗毛义，从文字、声韵、训诂、名物各方面阐发《毛诗》本旨，引据赅博，疏证详明。清代《毛诗》之学，以《传疏》最为宏通。宋元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阐发“义理”的“宋学”，至此全为注重考据训诂的“汉学”所取代。这一派学者在文学训诂方面提出许多精当的见解，对于《诗经》研究是有贡献的；但对诗的本旨及其文学意义置而不论，只是用解经的方法来解诗，仍然难以阐明诗人原意。与此同时，乾嘉间牟庭作《诗切》，能突破汉古文经学的藩篱，上承三家诗说，而又不拘泥于三家说，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探讨诗意，见解比较通达。至咸丰同治间，方玉润作《诗经原始》，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本旨，认为历代诸家论《诗》，非“考据”即“讲学”两途，都与诗的性情绝不相近，所以自汉迄今，未有达诂。其书主要特色是能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不再单从“经学”角度解诗；书中文字，辞采斐然，非一般经解之文所能及。

乾隆嘉庆以来，随着辑佚之风的兴起，今文学派的三家诗学，也取得了新的成就，继乾隆间范家相作《三家诗拾遗》以后，魏源作《诗古微》，攻击《毛传》及《毛诗》中的《大序》、《小序》，专主三家诗说。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又作《三家诗遗说考》，缀辑三家遗说，并另为叙录，冠于书首，使学者知各家传授源流，兴衰始末。陈乔枞别有《毛诗郑笺改字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并采用各家解释，加以说明，三家诗学，至此而集其大成。

清代有关研究《诗经》文字、音韵、名物、制度的专门性著作，如顾炎武《诗本音》、段玉裁《诗经小学》、孔广森《诗声类》、朱右曾《诗地理徵》、毛奇龄《续诗传鸟名》、包世荣《毛诗礼徵》、顾栋高《毛诗类释》、陈大章《诗传名物集览》等等，虽不直接探讨诗旨，但作为专门之学，对研究《诗经》也是有益的。

近代一些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排除汉、宋门户之见，吸取乾嘉学派的研究成果，适当采用文字、声韵、训诂、考证等方法，结合出土文物以及甲骨、金文、石鼓等古文字材料，开拓思路，以探求《诗经》的本来面目及其文学意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林义光《诗经通解》，吴闿生《诗义会通》，闻一多《诗经新义》、《诗经通义》、《风诗类钞》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很有影响的专著。林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征引钟鼎铭文，考证“文字孳生通假之故，古书传写改易之迹”，以探究诗义。吴氏吸取了清代乾嘉学派训诂、考证、辑佚工作的一些新成果，“以意逆志，察情得理”，去探索《诗经》的本来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烦琐考证和穿凿附会的旧说。闻氏诸作，则能够运用近代的观点和方法，将考据学、民俗学、文学评论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有不少新的见解，在文字、声韵、训诂方面也颇多发明。另外，今人于省吾专治卜辞、金文之学，其所著《泽螺居诗经新证》，言皆有据，在研究《诗经》文字、训诂方面颇有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