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衍为明末秀才出身,精于史学,嗜读《
资治通鉴》,常与门人谈允厚反复谈论通鉴内容,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开始撰写《资治通鉴补》500卷,拾遗补缺,辨证皆确,指出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有七病——漏(删节太甚)、复(一事两载)、紊(前后事失序)、杂(张李互见)、误(事有舛误)、执(取舍固执己见,如不载
屈原事)、诬(如
皮日休仕于
黄巢,近诬)。补充《通鉴》有二十二项之多,如“严正统”、“补文章”、“补贤媛”、“补艺术”、“补释道”……,此书订正《通鉴》处有百分之一二,补充的部分则有十分之三四。此书不仅更正《
通鉴》的失误,同时也更正
胡三省的注误,如卷六十八:“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胡注“侏儒,优人,以能谐笑取宠。”严衍更正为:“侏儒,短人……注非”。
崇祯十一年(
1638年)七月,“五代史”部份告竣,全书基本完成。次年谈允厚作《〈资治通鉴补〉后序》,记十年来撰述的经历:“先生与厚之为此,亦綦慎矣。回忆戊辰(崇祯元年)至今,每联床对榻,彼此相商。一字未妥,抽翻百帙;片言无据,考订兼旬。至于得失已见,是非无疑,辄又迟徊久之,或竟日竟夕,而后下笔。先生与厚,亦重有苦心矣。然不将《通鉴》原本与十七史全书字字
对勘一过,则先生与厚之苦心亦未易见也。”
钱大昕亦谓其“辨正皆确乎不可易”,“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