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创作的长篇小说，2003年3月18日由兰登书屋出版，此书是布朗2000年小说《天使与魔鬼》（Angels and Demons）的续篇。

正在巴黎出差的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兰登午夜接到匿名电话，得知卢浮宫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被害，于是应召来到博物馆，对一系列与达·芬奇的艺术作品有关联的神秘符号进行分析和调查。在与索尼埃的孙女、密码破译天才索菲·奈芙联手对诸多奇形怪状的符号及密码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一连串的线索就隐藏在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当中。他发现了能解开历史上难解之谜的一把钥匙，并与奈芙跟一位神秘的幕后操纵者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角逐，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一名被追逐者。除非他们能解开这个错综复杂的谜，否则，郇山隐修会苦心掩盖的惊天大秘密以及令人震惊的古老真相，终将永远消失。

小说是20世纪后期对诺斯提教派兴趣复兴的一部分。小说的素材主要来自《圣血和圣杯》（原文版小说的第253页区别于其它素材来源，特别提及了这本著作的名字）。有人声称《达·芬奇密码》就是取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的一组短片的《圣血和圣杯》的传奇演绎版本。两者相同之处包括将抹大拉马利亚描述为活着的圣杯、对法国王朝的神圣起源的描写、书中涉及的神秘论、古埃及圣贤、教皇制度中的阴谋、以及隐写术的应用等。在《圣血和圣杯》一书中，油画《阿尔卡迪的牧人》（“Et in Arcadia ego”。译注：中文的画名采用的是较熟知的翻译，但并不准确，西方美术史上对该画的拉丁文名字的含义以及画中隐匿的内容有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法国画家普桑扮演了后来被《达·芬奇密码》一书的作者布朗赋予达-芬奇的角色（多年后，《圣血和圣杯》一书的作者之一向新闻界公开承认，整个故事都是虚构的）。关于《圣血和圣杯》一书的作者之一 Baigent，布朗的故事中人物提宾（Teabing）的名字是把 Baigent 的字母重排了顺序而来的。

以下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几位主要角色。人物的名字里含有双关语、变位字、或暗藏线索似乎是丹·布朗的风格。（剧透注意）

罗伯特·兰登（Robert Langdon）——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学者。（PS：罗伯特·兰登患有幽闭恐惧症。影片中罗伯特·兰登多次地方出现幽闭恐惧症症状）小说开篇时，他正在巴黎讲学，并和卢浮宫的馆长雅克·索尼埃约定见面，却突然发现法国刑警出现在旅馆房间的门口。警察通知他，索尼埃被人谋杀，希望兰登能去卢浮宫协助警方破案。事实上，兰登已经是谋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但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警方将他弄到犯罪现场，是希望获取兰登的供词。

雅克·索尼埃（Jacques Saunière）——卢浮宫的馆长，郇山隐修会的大师（秘密首领），索菲·奈芙的祖父。在被塞拉斯（一个患白化病的僧侣）于博物馆里谋杀前，雅克·索尼埃给了赛拉斯修道院拱顶石的错误讯息，据说修道院拱心石包含了关于圣杯正确所在的暗示。在被子弹击中腹部后，雅克·索尼埃用生命中最后的时间为关系疏远的孙女索菲·奈芙留下了一系列的线索，索菲·奈芙可以利用这些线索解开他的死亡之谜，同时保护郇山隐修会所保守的秘密。

雅克·索尼埃的名字可能是由Bérenger Saunière而来，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曾经在《圣血和圣杯》（Holy Blood, Holy Grail）一书中被广泛提到。此人的中文译名叫做贝朗热·索尼埃，他是一名法国的神父，据说在他的领地法国南部的雷恩城堡内发现了圣殿骑士守护多年的“伟大遗产”的秘密，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的大主教一职与一大笔财富，他用这笔钱修建了一所教堂，而这所教堂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他死后为世人只留下了两张拉丁文手稿，至今无人破解。

索菲·奈芙（Sophie Neveu）——雅克·索尼埃的孙女。她是法国政府的一位密码员。年幼时，父母因交通意外而去世，后由她的祖父抚养长大。她的祖父通常叫她“索菲公主”，并且教导她如何解决复杂的文字谜题。在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在祖父的房间里发现一把神秘的钥匙，上面刻着两个大写字母“P.S.”后来，当她在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在一个周末，她没通知祖父，早些回到家，却发现祖父在参与一个神秘的宗教性仪式。这次意外后，她开始疏远祖父，直到祖父的去世。

贝祖·法希（Bezu Fache）——法国刑警侦查局长。强悍、精明、坚定的他被派来负责索尼埃的调查。从死去的馆长留下的线索来看，法希相信杀手是罗伯·兰登，于是把他叫到卢浮宫来招供。但索菲·奈芙偷偷通知了兰登，因为她相信兰登是无辜的，这给法希带来了阻碍。在小说里，法希都在偷偷的追踪兰登，因为他相信，放过兰登就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结束。但到后来，在阿林加洛沙主教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他知道的内容后，立刻联系兰登和奈芙，希望他们处于警方的保护下，但被拒绝，因为贝祖·法希的一系列举动使兰登和索菲怀疑他就是隐藏在幕后的神秘导师。在最后阿林加洛沙主教找到了他，法希将他的主教戒指还给了他，他与阿林加洛沙主教的关系很特殊，但在书中没有表述。

贝祖不是一个普遍的法国名字，而是一个城堡的名字。贝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头瘤牛，因为贝祖是法语里瘤牛（zébu）的谐音。法希是法语里愤怒的谐音，但本身也是个普遍的法国名字。

塞拉斯（Silas）一个患有白化病的主业会献身者，严格遵守肉体苦修的修行戒律，年轻时在马赛成了孤儿，此后便开始了罪恶的一生，他一直被监禁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直到一次因地震导致监狱部分倒塌才逃出来。他受到一位名叫阿林加洛沙的年轻的西班牙牧师的庇护，此人给他起名叫塞拉斯，后来此人成为主业会的首脑。在小说情节开始以前，阿林加洛沙让他与导师联系，并告诉他，他将接受一个对挽救真正的圣道（the true Word of God）至关重要的使命。按照导师的命令，他谋杀了雅克·索尼埃和其它三位郇山隐修会的领袖，为的是得到郇山隐修会的拱顶石（法语为clef de voûte；英语为keystone，意思是“拱顶的关键”）的下落。后来他发现上了假消息的当，便为了得到真正的拱心石而追杀兰登和奈芙。他并不知道导 师的真实身份，而只是个协从的杀手，他明白这是罪恶的事，但只因他坚信自己的行为能拯救天主教会，还是做了这些坏事。

曼努埃尔·阿林加洛沙主教（Bishop Manuel Aringarosa）——主业会的全球领袖、白化病僧侣赛拉斯的恩主。在书中故事开始的五个月前，他被梵蒂冈教廷（Holy See）召回，参加在意大利地区的阿尔卑斯山的一座天文台召开的一个会议，被大吃一惊地告知，在六个月内教皇将 撤回对主业会的支持。由于他相信主业会是维持教会不被分裂的力量，因此他认为忠诚要求他必须采取行动来挽救主业会。在会见梵蒂冈官员后不久，一个自称“导师”的神秘人物和他联系，该人了解了这次秘密会议的内幕。导师告诉阿林加洛沙，他可以把一件对教会非常有价值的石像交给阿林加洛沙，这样能帮助主业会在梵蒂冈争取到极大的优势。

“阿林加洛沙”的名字似乎是“红色的鲱鱼”（red herring）一词在意大利语的（近似的）字面译法（“aringa rossa”、“aringa rosa”的字面意思就是“粉红色的鲱鱼”），尽管在意大利语中其实并非用这种说法来表示“红鲱鱼”。

导师（The Teacher）——一个贯穿整个故事的人物。他不只知道主业会的部分阴谋。也知道郇山隐修会的四大长老，那四位知道拱心石所在的人。他利诱阿林加洛沙并且保证会让他得到主业会里最大权力，而那拱心石中的秘密一旦被揭发，则会摧毁他的教会。阿林加洛沙同意他的提议，被指使去保护主业会和教会。导师利用了赛拉斯和阿林加洛沙的影响力，去完成他的计划。他十分痛恨郇山隐修会，狂热想知道圣杯中藏着的秘密，认为他们没在应该的时间揭露秘密，后来因迫切的想要除掉兰登而被发现真实身份。

安德烈·韦尔内（André Vernet）——苏黎世存托银行（Depository Bank of Zurich，似为虚构）巴黎分行的总裁。当纳芙和兰登来到银行并告诉他该银行的一位长期客户雅克·索尼埃已经去世、其帐户的钥匙已由纳芙拥有时，他非常惊讶。在奈芙和兰登试图用那把钥匙来开启银行保险箱、却不知道后帐户的号码后，韦尔内产生了怀疑，说他们在银行没有合法的业务。在他看到报纸的报道说怀疑奈芙和兰登是索尼埃谋杀案的逃凶时，他又回来找他们，却发现两人确实输入了正确的帐户号码并取走了索尼埃保险箱里的物品，便意识到按照银行严格的规定，两人确实是银行的合法客户，于是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两人逃生。他假装成一个银行司机，欺骗警察放过了躲在一辆银行卡车后部的兰登和奈芙。后来他改变主意，试图阻止两人，但兰登偷走了卡车，带纳芙逃到附近兰登的朋友雷·提彬爵士的城堡，挫败了韦尔内的阴谋。

雷·提彬爵士（Sir Leigh Teabing）——英国皇家史学家，皇家骑士，圣杯学者，（同时他的真实身份就是导师）也是罗伯特·兰登的朋友，一位独立的富翁，居住在巴黎外的一座城堡中，在兰登和纳芙带着装有拱心石的红木箱从苏黎世存托银行逃出后来到这里躲避。他对奈芙说出了圣杯的“真实”释义（参看下文）。在塞拉斯和法国警察同时在爵士家里发现他们后，三人和爵士的司机雷米一起乘坐爵士的私人飞机逃到苏黎世。当纳芙解开藏密筒，取出其中的拱心石后，爵士解释了其中的谜语含义是他们应去伦敦的圣殿教堂（Temple Church）寻找打开能帮他们打开拱心石的第二道组合锁的隐藏的线索。但真实地点却不是那里。

要注意的是，雷爵士的名字是《圣血和圣杯》一书作者中的 Michael Baigent 和 Richard Leigh 两位的名字通过字母顺序的变化和重新组合而来的，该书中的观点和雷爵士的观点非常相近。

雷米·莱格鲁德（Rémy Legaludec）——雷·提彬的仆人。在和提彬、兰登及奈芙一起逃到英格兰后，他把他们载到伦敦的圣殿教堂。然而其他人都不知道的是，他实际上为导师工作。当他们在圣殿教堂里时，他和得到导师指示来这里的赛拉斯会面。在其他人找到并解开可能藏在教堂里的秘密之前，他带着一支手枪进入了教堂，将提彬押作人质，要求兰登交出拱心石。兰登把拱顶石交给他后，他和塞拉斯带着作为人质的提彬开着他的车逃走了。

雷米·马丁（Rémy Martin）其实是一个著名的科纳克白兰地的品牌，而科纳克白兰地也影响了雷米的命运。最后被导师利用白兰地和他的过敏症杀害。

罗斯琳礼拜堂的讲解员（The docent at Rosslyn Chapel）——监管着礼拜堂的基金会的头脑，当他看到兰登和奈芙携带的红木箱、并意识到这似乎和他的祖母所拥有的另一个箱子是完全相同的一对时，他正在为两人参观罗斯琳礼拜堂进行导游。

罗斯琳信用基金的监护人（Guardian of the Rosslyn Trust）——她实际上是雅克·索尼埃的妻子、索菲·奈芙的祖母。那位导游则是索菲的弟弟。她与雅克·索尼埃认为他们由于了解了郇山隐修会的强大秘密而成为教会刺杀的目标。她和索尼埃都认为索菲的弟弟应该秘密地居住在苏格兰。尽管人们猜测的是索菲全家都在车里，其实当时车里只有索菲的父母。索尼埃对官方声称索菲的祖母和她的兄弟也在车里。这位监护人告诉奈芙和兰登，虽然圣杯和秘密文件曾被埋在罗斯琳礼拜堂的地下宫殿中，但几年前郇山隐修会已把它们转移到了法国。在看了第二块拱顶石里面的羊皮纸上的内容后，她明白了圣杯的藏所，但拒绝告诉兰登，只对兰登说他自己会想出来这个地点。她认为郇山隐修会绝无意图在任何预定时间公开圣杯的秘密。她认为就算是秘密被公开，这种公开也是没意义的，因为即使没找到真正圣杯的地点，世界也正呈现出圣杯的真正本性及其精神力量。她还对索菲·奈芙说明了索菲的真实血统。

作家在作品里援引了大量相关的艺术史、宗教知识及历史掌故或野史，但不是简单的引用，而是进行了自我化的改造，使它们获得了新的生命。“正如宗教及道德的权威已遭到破坏那样，艺术的权威也被削弱了。以往为大家所接受的标准已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这种挑战传统的做法最初源于现代主义作家，但在后现代派小说家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作家对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如《蒙娜丽莎》《达·芬奇自画像》以及《最后的晚餐》——进行了“颠覆性”的解读。作者先是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蒙娜丽莎》中的人物性别提出了置疑，继而指出蒙娜丽莎其实就是达·芬奇本人。而《达·芬奇自画像》里的画家肖像，实际上也是一个“雌雄同体”。在作家眼中，这两幅画已不是简单的独立存在，而是两个相互关联具有相互指射意义的个体。最有意思的是作家对《最后的晚餐》的注释。且不说将人们传统上认为画中皆为男性的十三人说成是十二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连一向为世人崇拜不食人间烟火的耶酥基督，也被作家从“神”还原为“人”，并声称他结了婚，留下了后代。而耶稣的妻子，就是被他救赎的抹大拉的玛利亚。

这些言之凿凿的解读，无疑是对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篡改与颠覆，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在其新近出版的《破解达·芬奇密码》中，美国神学博士达雷尔·博克教授针对“耶稣结婚并留下后代”一说进行了否定：“耶稣结婚的可能性有多少？此处的回答再简单不过了：绝无此事。”或许讨论耶稣究竟结婚与否本身并无多少意义，重要的是作家达到了对传统文化进行颠覆的目的。

在小说《达·芬奇密码》中，故事围绕着各种文化符号不断展开，一开场便是艺术圣殿卢浮宫、达·芬奇名画、斐波那契数列，解密途中死海古卷、希伯来编码、郇山隐修会、天主事工会等又让人目不暇接，文化蕴涵了艺术、文学、数学、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等众多领域。此外，小说中还使用了不少的双关话，文字游戏的方式增添了故事情节的神秘感，故事人物解读双关语、重组字母的环节充满了智慧与幽默，皆提升了文本的艺术价值。如雅克·索尼埃馆长的遗言：“0，Draconian devil！ 0h， Lame Saint！”，其意思绝不是“哦，严酷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而要将打乱的字母重新排列“Leonardo da Vinci！ The Mona Lisa！”（列昂纳多·达·芬奇！蒙娜丽莎！）

然而，丹·布朗却并非简单的引用艺术史、宗教史等内容，而是在援引中作了适当的改造。尽管各界对达·芬奇画作《蒙娜丽莎》的原型人物众说纷纪，但普通认同是一位女性的肖像画，而《达·芬奇密码》中兰登却对《蒙娜丽莎》的人物性别提出了疑问，大胆推测《蒙娜丽莎》其实是达·芬奇的自画像，甚至说画中人是“雌雄同体”。而达·芬奇的另一名作《最后的晚餐》，小说中的雷·提彬爵士更是否定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十三个男性，言之凿凿地向索菲解释是一个女人和十二个男人，甚者这位女性是耶稣的妻子还孕育了后代，而其真实身份就是《圣经》里抹大拉的玛利亚，教会为隐瞒他们的真实关系而编造谎言诋毁她。这些惊人的解读，是将部分史实与小说家的虚构混杂起来营造一种虚构的真实，其间杂揉了悬念、凶杀、言情等通俗小说叙事元素，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小说《达·芬奇密码》使用了后现代派小说的非线性叙述模式，兰登和索菲的解密之路是主线，警方、“天主事工会”、提彬三方的阻挠行动则是三条副线，在多视角转换闪回的叙事中所有人物在同一时间内的共时性行动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情节紧凑，悬念交迭。小说第一章写到兰登看到了一张极其惊悚的照片时突然结束，而第二章则不顾读者的猎奇心理，将视线转换到副线杀手身上，浓墨重彩地讲述着凶手的自虐式苦修，但又不说原因，而第三章却又将视线转回到兰登身上。如此，每章都似是而非地透露着一些秘密，又断断续续地抛出新的谜题，直到第六章照片的谜题被详细解开时，读者却还不能长吁一口气，因为此时故事中的谜案更多了，一个又一个的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继续阅读着。

后现代小说家非线性叙述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其叙事中悬念与交迭技巧的运用。在小说文本中，悬念即悬而未决的谜云，代表的是结局难料，使得故事情节愈发的引人入胜，勾起了读者进一步阅读的欲望与对结果的急切期待。然而悬念的设置，也不宜过分集中，否则便会位读者在阅读中神经一直紧张，极易产生疲惫感。因此，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采用了交迭的叙事技巧，在故事的紧张进行中，时不时地穿插一些干扰事件或人物回忆，配合主、副线交替行进，在表面上缓和了冲突的节奏，却是暗流涌动，使得情节在下一刻更加紧张。于是，在悬念设置与交迭叙事的相辅相成下，故事情节张弛有度，读者时而精神紧张，时而暂时放松却好奇心更盛，胃口被作者高高吊起。

《达·芬奇密码》的文字简约而干净，即使是描写爱情，也显得含蓄而隐晦，这是某些单纯依靠火爆场面或以惊险刺激的情节取胜的西方通俗作家所无法比拟的。看惯了谢尔顿、柯林斯、华莱士之流作品的美国读者们，或许已经厌倦了那些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暴力或色情性的文字、庸俗无聊却又哗众取宠的噱头、下流以及充满挑逗性的情景与场面。

这是因为“生理快感与审美快感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审美快感的器官必须是无障碍的，他们必须不隔断我们的注意，而直接把注意引向外在的事物……”因而“审美快感的地位较高和范围更大……而生理快感所唤起的一般是比较卑贱的联想。”如在小说最后，罗伯特·兰登与索菲“虽然终因患难与共而萌发了爱情，然而两人却即将面临别离。索菲·奈芙饱经磨难之后，终与失散多年的奶奶及弟弟——她在世上惟一的亲人团聚。心力交瘁的她，决定与亲人好好相聚一番，以弥补多年的缺憾。但罗伯特·兰登却因要事在身得立刻赶回巴黎。夜色笼罩着他们并肩而立的悬崖，两人难分难舍，欲言又止。

《达·芬奇密码》以750万本的发行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记录，全球累积销售量更已突破6500万册，《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达76周，译成42种语言，销售上甚至可与广受欢迎的英国畅销作品《哈利·波特》丛书相匹敌。这本书集侦探、惊惊和阴谋论等多种风格于一体，在《纽约时报》《人物》杂志以及《华盛顿邮报》上受到热评，同时它还重新燃起了对天主教会历史的兴趣”。简言之，该书结合了密码学、数学、宗教、文化、艺术与符号学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作者在传统的推理情节之中，添加特定的科学背景，因而有些书评家称此类作品是“必须拿着百科全书对照参考”的推理小说。

截至2007年，该书共有两个中译本，一为中国内地版，另一为台湾版。内地版由朱振武、吴屈、周元晓合译，名为《达·芬奇密码》，上海人民出版2004年出版，台湾版也于2004年出版，由尤传莉译，名为《达文西密码》，出版商为台北的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两个版本都十分畅销。内地版本现已重印26次，销售逾120万册，台湾版本于2004年8月正式上市，截至2004年12月底，印行量已达30万册，2007年2月进行了第77次印刷。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纳米尔·德米耶：“《达·芬奇密码》比起其他以智慧著称的恐怖小说来要高出好多层次。这真是天才之作。”

由于此书开篇宣称：

“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均准确无误。”

许多人认为《达·芬奇密码》曝光了基督教正统过去的真相。但其结果招致了来自天主教和其它基督教团体，历史学家，艺术史家及其它抱怨其研究粗糙的读者们的负面批评。有历史学家认为丹·布朗歪曲——有时甚至捏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包括作者在内有人指出开篇的声明并没有声称小说中的人物所提出的关于抹大拉的玛丽亚，耶稣及基督教历史的理论是都准确的。

批评包括：

325年之前基督的追随者认为他仅仅是一个“凡人先知”，是君士坦丁通过政治手段，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微弱优势的选票才使得基督教接受了基督的神性：有许多作者引证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以前的圣经和教父中大量材料揭穿了这一点。（见例, 另见 Olson 和 Meisel （2004）, 引自 Philip Hughes 着《The Church in Crisis: A History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325——1870》（1964）.）在第一届尼西亚会议上，问题的中心在于基督与上帝是否一体，或者说基督是否首先被造，是否是仅次于父而高于其它被造物（参见阿里乌教派）。而此书的中心议题为女神和男女两性的联合，这是现代新纪元运动中异教巫术的要务，从未成为早期基督教的议题。丹·布朗没有引用正典内外的根据以支持其论点。可以认为抹大拉的马丽亚在历史中的角色被普遍低估，这是有经文根据的；但是她与基督之间的暧昧关系却纯属猜测；甚至诺斯替派的经外作品也没有这样离谱。

书中声称《死海古卷》和《汉马地古卷》是最早期的基督教文献；但事实上，《死海古卷》是犹太人的文献，而非基督教文献；除了伪经《多马福音》之外，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公元二世纪之后已经有《汉马地古卷》的文献存在。

称“抹大拉的玛丽亚属便雅悯支派”（58章）。这是没有历史证据的，实际上抹大拉位于以色列的北方，而便雅悯支派却居住在南方。

耶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传闻中的婚姻“结成了有效的政治联盟，这样，他就有可能合法地要求继承王位”：关于耶稣的国度的世俗内涵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题目。对于相信福音书记载的人而言，他死后复活升天使他不会成为俗世的君王。然而基督教会与世俗政府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

“女性崇拜”遭到基督教的镇压：举例而言，在罗马天主教里玛利亚作为耶稣的母亲，受到特别的礼敬，认为她是“天主之母”，“天上母后”，是所有人灵性的母亲，无玷原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福音书中耶稣并没有给予她殊荣，特别对待。对这一主张的反驳是耶稣告诉他所爱的那门徒要象照顾自己母亲那样照顾她。

声称罗丝林礼拜堂“为圣殿骑士团所建”。实际上由 Sir William St Clair，第三任奥克尼伯爵（third Earl of Orkney）和罗斯林勋爵（Lord of Rosslyn）修建。

称“在追捕女巫的三百年中，被教会绑在柱子上烧死的女性多达五百万”。很多批评者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根据现有的数据无法支持这样的估计。从九 百万到几百人两个极端的数字都见报道，但也都遭到强烈质疑。一般认为在四至六万之间，大多数由在俗的基督教信徒组成的法庭判决而非教会。判处女巫火刑也流 行于一些新教宗派，尽管《达·芬奇密码》认为皆系天主教所为。（Jenny Gibbons, Brian Levack, WIlliam Manchester, Norman Cantor）

宣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意是为了“礼赞金星的神奇”（6章，金星此处即指维纳斯Venus 或阿佛洛狄忒）。虽然奥林匹克节庆的由来已很难考证，但有详尽的文献记载这是向宙斯和珀罗普斯致敬，而非维纳斯（阿佛洛狄忒）。

称圣殿骑士团设计的哥特式建筑是为了“记录神圣女性的秘密”。历史学家认为圣殿骑士团的欧洲教堂建筑并无关系，通常此类事务交由主教委办。

将圣殿骑士团描绘为“建筑行业公会的建立者”，秘密的保守者。研究圣殿骑士团的历史学家有充分的证据指出圣殿骑士团并不参与建筑施工项目或者建立石匠的行会，他们多数都是文盲，不懂得“神圣的几何”（据称传自金字塔的建造者）。然而他们建造了大量的要塞。至于共济会则成立于18世纪，因而他们希望重写圣殿骑士团的历史。

将郇山隐修会描绘为一个古代组织：郇山隐修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组织，该组织宣称曾为圣殿骑士团骨干。大多数历史学家则怀疑现今的郇山隐修会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因在于该组织向法国政府登记是在1956年，在1962年才为人所知（参见[Pierre Plantard]）。然而该会声称继承了中古时代的郇山隐修会，一个建于1090年至1112年间的圣奥思定会小团体，教会位于最后晚餐假想的地点，于1619年被国王路易十三查禁。

暗示圣殿骑士团所使用的教堂都建为圆形，而教会视圆形为冒犯：有些圣殿骑士团所使用的教堂并非圆形，而圆形的教堂是为了敬礼圣墓教堂。除此以外也有不少圆形教堂，包括布拉芒特（Bramante）为教宗儒略二世所建造的圣伯多禄修院小教堂（Tempietto，位于圣伯多禄倒挂十字架处）。在许多基督教思想家看来，圆形是神圣而完美的。

认为蒙娜丽莎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自画像，并认为其标题意指埃及神祇阿蒙（Ammon）和艾西斯

书中以确凿的口气称列奥纳多·达芬奇是同性恋。然而达芬奇个人生活中的线索构成了这一论点的基础，但未有确论，学界亦无共识。

把主业会当成天主教修会，是教宗“个人的教区”（“personal prelature”）。事实上主业会的成员中没有修士，主要由平信徒组成。Personal prelature 并不说明与教宗有特别的关系，而系自治社团，其监督治理的权限并非一个固定的地区，而是“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社会团”中的“个人”。然而主业会的成员中的确有禁欲苦修，自二世纪圣安当（St. Anthony）起基督教即有此传统。

称列奥纳多《岩间圣母》第一版因有异端内容而被教会否决。此说并无任何证据。

抹大拉的玛丽亚被教会当作妓女（58、60章）。这来源于教宗圣额我略一世把《路加福音》第七、八章的两个人物联系在了一起。其一是抹大拉的玛丽亚，据记载被鬼附体：“抹大拉的玛丽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路加福音8:2）。额我略把她和伯大尼的玛丽亚以及未具名的女“罪人”当作了一个人。后来玛丽亚又被当作《约翰福音》里“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八章），使玛丽亚更加接近性犯罪。天主教传统与其它基督教传统相反，确曾有意为这样的联系辩白（参见 Catholic Encyclopedia ），然而把玛丽亚的角色从行淫上升到娼妓起源于她作为悔罪女子的主保圣人。 婉语“从良妓女” magdalen 即源于此（参见Magdalen Asylum），并和玛丽亚产生了联系。

称旧约圣经中表示神之名四个字母“是由代表男性的Jah与古犹太人给夏娃取的犹太名Havah构成的雌雄同体”（74章）通常认为圣经原文中的这四个字母（★渀恋猀瀀;yod, ★渀恋猀瀀;heh, ★渀恋猀瀀;waw, ★渀恋猀瀀;heh）意思是“存在”或“发展”，用来表示神的名字。

暗示金星在日落后不久可以在东方的夜空里看见（105章），这在天文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差错在一些后来的版本里已被纠正，如英国简装版第28版，ISBN 0552149519 以及2009年5月的美国精装版等版本。

布朗把金星的周期描述为“每四年在空中的运行轨迹正是一个正五角形”，并以此作为奥运会每四年一度的根据。事实上金星在八年中运行五个周期，古希腊和玛雅人都了解这一事实。这个八年的周期是预报金星凌日的重要因素。这个差错在一些后来的版本里已被纠正，如英国简装版以及美国精装版2003年四月等版本。

认定“左”与“阴险” sinister 等负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乃是出于“教会的中伤”；事实是这种关联的产生早于基督教，而且在其它文化中也有出现，如印度教（例如，“left hand tantra”）。此外，“左脑”通俗地来说意味着非理性和情感，并非如此；大脑的左半球主要与理性和雄性机能向关。

宣称早期的以色列人崇拜耶和华那样地崇拜Shekinah。事实是Shekinah（源自希伯来语“住所”一语）从未出现在早期犹太教中，在后来的犹太教塔木德中意指“住所”，或者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也可以解释为上帝“家庭的”或阴性的一面。

《达·芬奇密码》的流行，和对于书中记录正确性的普遍接受，在基督教群体中引起了争议，并导致了针对这一议题的大量书籍的出版。其中包括Carl Olson和Sandra Miesel的The Da Vinci Hoax（《达芬奇恶作剧》）。

把学者尚未解决的争议性话题断言为事实，这是对此书质疑的很大来源。很多人认为，书中宣称本身准确无误，哪里是“事实”的结束和虚构的开始却模糊不清。再加上宗教团体称其对争议性宗教观点的反对和冒犯，大量的争论和偏袒性资料便由此引发。

该小说曾受到广泛的批评因为它被认为反映了陈旧的新教徒对天主教的毁谤（见，2005年7月24日BBC的Sunday节目），或者更一般的说，反映了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传统。2005年3月15日，热那亚大主教、天主教教义部（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前第二负责人Tarcisio Cardinal Bertone以具有反天主教倾向为理由申斥此书及其发售者。“它看起来就像是倒退到了十九世纪的反神职人员的小册子，”他说。它是“粗俗和荒谬”的对历史的扭曲，充斥着“廉价的谎言。”该大主教同时也坚决地维护了被作为该书主要目标的天主教组织主业会。

关于此书和其它作品的写作手法，布朗也受到了批评。《达·芬奇密码》中许多角色定位明显带有美国对欧洲人的偏见，致使欧洲人尤其抨击布朗有欠思考的陈腐说庋和“厌烦的偏见”。

声称郇山隐修会是一个存在于欧洲多个世纪，并保守着耶稣基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的秘密；但事实上，经美国时事杂志《60分钟》派记者艾德·布莱德利（Ed Bradley）查证之后，发现该会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并且还伪造了一份郇山隐修会成员名单的假文献，宣称达芬奇是郇山隐修会的会员。

丹·布朗，1964年生，美国畅销作家，毕业于阿默斯特大学，曾是一名英语教师。1996年开始写作，先后推出了《数字城堡》《骗局》《天使与魔鬼》和《达·芬奇密码》四部小说，其中《天使与魔鬼》奠定了他在小说界的地位。而《达·芬奇密码》一经问世就高踞各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打破销售记录，成为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创下书市奇迹。

他的所有（4部）作品全部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且都在前15名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