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白堂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议论性散文。在文中，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摹写醉白堂及其景致，而将韩琦与白居易进行了一番对比，就他们的优劣进行了评论，颂扬了韩琦才华出众，功勋卓著，却不以功高自诩的谦谨态度。文章集议论与抒情于一体，逻辑清晰，语言凝练。

醉白堂1记

故魏国忠献韩公2，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3《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4？

轼闻而笑曰：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5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6。苟7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涂，岂其所欲哉8！夫忠献公既已相三帝9安天下矣，浩然将归老于家10，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11也。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然以乐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较其所得之厚薄浅深，孰有孰无，则后世之论，有不可欺者12矣。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13。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14。杀伐果敢，而六军15安之。四夷八蛮16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谟17，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18，是以实浮于名19而世诵其美不厌。以孔子20之圣而自比于老彭21，自同于丘明22，自以为不如颜渊23。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心焉24。臧武仲自以为圣25，白圭自以为禹26，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27，扬雄自以为孟轲28，崔浩自以为子房29，然世终莫之许也30。由此观之，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

昔公尝告其子忠彦31，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

已故的魏国忠献韩公在自己家的园池上建造了一间厅堂，取名为“醉白”。取白居易《池上》这首诗意，做了一首《醉白堂》歌。他的意思好像是认为自己比不上白居易而羡慕白居易。天下的士人，听说这事都很疑惑，认为韩公比起伊尹和周公都毫不逊色，怎么还会羡慕白居易，这是为什么呢？

我听后笑着说：韩公岂只是羡慕白居易？他是想成为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人而做不到。上天生下这样的人，就是要让他担荷治理天下的重任，那么寒冷的人想得到衣服，饥饿的人想得到食物，凡是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都想得到。如果全部满足这些需求，那么人们的要求将会没完没了。因此这个人终身处于忧患的环境之中，行走在利害相交的道路上，难道这是他想要得到的吗？韩公已经辅佐了三朝皇帝安定天下，如今他一腔正气将要告老还家，然而所有的人都挽留他，不放他走。在这样的时刻，他的确羡慕白居易能安度晚年，这并不值得惊奇。然而拿白居易的一生与韩公相比，看他们两个人谁更仁厚谁稍浅薄，谁拥有什么谁欠缺什么，那么后代人的评论，就会更明白无欺。韩公以文韬使天下太平，用武略平定叛乱，出谋划策安定社稷，却不居功自傲。他急于召纳贤才，不吝惜爵位利禄，而士子们并不知道是出于他的恩德。他勇敢征战英明果断，使军队的将士们免受战争的创残。四方的蛮夷之人都想瞻仰他的风采，天下人都把安危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些都是韩公具有，而白公不具有的。在身体仍旧强健的时候请求退休，家居十五年之久，天天与他的朋友赋诗饮酒，极尽山水园池之乐。家中有吃有穿，还蓄养了歌舞女妓。这些是白公拥有，而韩公没有的。进献忠直的议论，在当世见到成效，而文章风采流传后世，不论得志与否，都不改变自己的志节，道德淳美超越古人，这些是韩公与白公共同具有的。韩公既不以自己所具有的感到骄傲，也不以自己未能拥有的感到遗憾，他只是准备在自己与白居易共同具有的方面借以托身。当他饮醉的时候，把得失看得没有区别，把祸福忘得干干净净，不分责贱，不辨贤愚，天下万物无所不同，而游于自然天地之间，他并不是有意将自己比做白居易。古代的君子们，他们把谦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追求的是廉直的名声。因此他们的仁爱忠信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名声，世上的人将他们的美德代代传流，从不厌倦。凭着孔子的圣明，他仅仅说自己要上追老子彭祖，认为自己与左丘明相当，而自认为比不上颜渊。后来的君子们，还没有真正的德行，却个个都自以为很高明。臧武仲自认为是圣人，白圭自认为能与大禹相比，司马相如自认为不亚于蔺相如，扬雄自认为与孟轲不相上下，崔浩自比于张良。然而世人却始终不这样认为。由此看来，韩忠献公比其他人的确贤明得多了。

过去韩公曾经对他的儿子韩忠彦说，想让我为此堂写一篇记，还没来得及提出这个要求，韩公就逝世了。安葬过韩公之后，忠彦把这话告诉我。我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于是哭泣着写了这篇记文。

韩琦退居之后，在私第建“醉白堂”，请求作者写一篇记文，但未能如愿。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六月，韩琦去世。其子韩忠彦为达父之遗愿，请求作者作文，于是作者流泪写下这篇文章。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作者起手擒题，落笔生花。一个若字，尤耐人寻味，使文章顿起波澜。韩公钦羡白乐天，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下文作了解答。难怪“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一个“疑”字乃全文关键。作者便由此“疑”字生发议论，为天下之士辨疑、释疑。“轼闻而笑曰”，一个“笑”字，见出作者早已对天下之士的疑问了然于心，成竹在胸。“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这两句先总的作以简要回答，指出韩公不只是单单钦羡白乐天，而是愿作一个“寻常无闻”之人。接着作者指出：“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这几句所阐述的完全是庄子的思想。庄子认为作为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终生劳碌而不见成功，精疲力竭而不知归宿，多么可悲。而韩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比起一般人来，是取得了巨大成就，那就该寻找一个归宿，隐居故乡。“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所以“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白乐天六十一岁退居，直到七十五岁去世，过了十多年悠游自乐的日子。韩公羡慕他，自然“无足怪”，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是想作一个“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的时候，才作如是想的，其实并非韩公的本意，韩公比起白乐天还要超脱。

文章对韩白之优劣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比较，比较的目的，仍在于为天下之士辨疑、释疑。其一， “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从文蹈武略、治国安邦来看，白乐天无法和韩公相比，可见韩公并非钦羡白乐天；其二，“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从纵情山水之乐，享受声色之娱来看，韩公比不了白乐天。比不了并非就羡慕，因韩公已超脱利害之外了；其三，“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二人的忠言嘉谟、文采、节操、道德完全相同，韩公更没有必要羡慕白乐天了。从这三方面总的来看，自然还是韩公优于白乐天。因为韩公优于白乐天，就不羡慕白乐天，这并非作者本意。因为“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在作者看来，韩公实已超脱有无、多少的利害了，绝不是因自己所无而羡慕别人所有。写至此，韩公不羡白乐天的问题已经阐明，天下之士的疑问已经解决。文章似乎该结束了。不料，作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忽发奇想，以空灵虚拟之笔，写出了下面一段绝妙的文字： “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是全文的纲目，也是文章的高潮。一个“醉”字用得绝妙，不只是紧扣题目，而是另有深意。韩公在酒醉时，对得失、祸福、贵贱、贤愚完全等同视之，他的精神要同万物并存，同造物者交游。这又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思想。人如果超生死、超功利、超社会、超是非，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就能同大自然合为一体，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绝对的快乐。原来，韩公羡慕的是这种最高境界的人，而不是羡慕白乐天。文章至此，境界忽然升华。但是，作者所说的“同乎万物，与造物者游”的思想，并非就是韩公的思想。韩公忠君爱国，学优而仕，谨守儒教，是非分明，刚正不阿。任右司谏，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满朝为之震惊。作者在此是借为“醉白堂”写记，阐发自己深奥而富于哲理的联想，抒发自己的情怀。

文章高潮过后，有一段平铺直叙的议论。引古之君子自比于人，常常谦抑所以“实浮于名”；后之君子，常常自负，所以名浮于实，二者相比，更可看出“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结尾点出这篇记的写作是韩公去世之后，“泣而书之”，表现了作者沉痛的哀悼之情。全文思路清晰，议论纵横，挥洒自如。

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反复将白乐天、韩魏公参错相形，而终之以取名也廉之说，尊韩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矣。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荆公谓东坡《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实。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而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

明末清初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顺题不得，反题不得，此处当玩其立言之妙，然唯魏公，庶足当之无愧色。

明末清初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魏公勋望，著于三朝。堂颜醉白，取诗为歌。盖深羡白之山水园池，赋诗饮酒为可乐也，一起叙题已尽。妙在因天下之疑，忽发一笑，将魏公一生大本领和盘托出，然后取韩白有无，及其所同处，反复较量，段段切实的确。再因醉字生情，说入一步，而以名实结束全篇。见公过人甚远，层澜叠浪，滚滚不穷。在记为变体，实为杰构也。

苏轼（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宋神宗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调，历任杭州通判与密、徐、湖三州知州。因作诗讽刺新法，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朝，召为翰林学士，新党再度执政，又贬惠州，再贬琼州。宋徽宗即位，赦还，途中卒于常州。“唐宋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