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经》原名《黄帝内经八十一难》，是传为战国时期秦越人所撰的中医古典理论书籍，又名《八十一难》《黄帝八十一难经》。

该作品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其中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二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为针法。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主要介绍中医基础知识如脉诊，脏腑的解剖、生理以及组织器官之间的关系，病凶病机，四诊八纲，五行生克等外；着重介绍了经络学说，包括奇经八脉的含义、内容、循行及病症等；论述了五输穴、俞穴和募穴等特定穴；详细论证了针刺的补泻运用，如补母泻子法、迎随补泻法、刺井泻荥法、泻火补水法及其具体的手法和步骤、手法误用后的不良后果；特别强调了掌握治未病原则的重要意义。此外还分析了一些病证。

《难经》是在《素问》《灵枢》基础上提出八十一个问题进行重点讨论，然后归纳成书。《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具体说法有：成书于上古，为黄帝所作；成书于战国，出自秦越人之手；成书于西汉，为淳于意所撰；成书于东汉，为东汉名师所作；成书于六朝，为六朝后期著作等。

中医“五邪”理论明确提出于《难经·四十九难》，其中记载“何谓五邪？然：有中风，有伤暑，有饮食劳倦，有伤寒，有中湿，此之谓五邪”。从中可以看出《难经》中关于“五邪”概念的论述与《黄帝内经》中的“五邪”并不相同，《难经》以自然界中最为常见的四种邪气结合生活中最易致病的“饮食劳倦”因素合称为“五邪”。同时，也可以得知《难经》中所论述的“五邪”比《黄帝内经》的“五邪”概念更为复杂且接近临床实践。《难经·四十九难》以心病为例，分别论述了如何判断此时的心病从五邪中的哪一邪而来与临床表现以及其脉象变化，如：“假令心病，何以知中风得之？……何以知伤暑得之？……何以知饮食劳倦得之？……何以知伤寒得之？……何以知中湿得之？”通过其论述便不难发现《难经·四十九难》中所表现出的主题思想：五邪与五脏的本来对应关系，即中风之邪通于肝，伤暑之邪通于心，饮食劳倦之邪通于脾，伤寒之邪通于肺，中湿之邪通于肾。如此实现了“五邪”与“五脏”对应，并借助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搭建起一个“五邪”侵入人体后的五脏传变体系，最终形成了自然界邪气与人体内在脏腑相结合并按照五行生克传变规律不断进行的中医理论框架，即“五邪相干”理论。

《难经·五难》曰：“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如六菽之重，与血脉相得者，心部也；如九菽之重，与肌肉相得者，脾部也；如十二菽之重，与筋平者，肝部也；按之至骨，举指来疾者，肾部也。故曰轻重也”。提出了运用三菽、六菽、九菽、十二菽、按之至骨5种不同的指力进行切脉的基本指法，以菽豆的多少作为标准以分轻重，从而体察皮毛、血脉、肌肉、筋骨等的脉象变化，以了解心肝脾肺肾五脏气血的内在盛衰变化，后逐渐演变为今天的浮中沉3个不同轻重的力度以及不同脉位以候脉象的方法。

五行学说是以木、火、土、金、水5种基本物质来解释各种事物和现象基本规律的学说，这5种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维持动态平衡的关系。五行生克乘侮在《难经》针法中也得到了灵活运用，例如根据五脏疾病传变而提出的治未病思想，根据五行生克关系所创的“补母泻子”法、“刺井泻荥”法、“泻南补北”针法。此外，天人合一的“四时五输”法中也蕴含五行的互合互藏原理，进一步丰富了五行学说在针灸临床中的应用。

《难经》创造性地把命门从肾的概念中抽离出来，与肾相关又不同于肾，把藏精舍神、主生殖繁衍、主呼吸等多项功能赋予命门，故而与《内经》理论不同。《难经》将命门列为独立的脏，与肝心脾肺肾并称六脏，认为命门是五脏六腑的根本，是十二经脉的根本，是人体生命之源泉，所以其地位是高于心的。另外，在《难经·八难》有云：“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所以也有医家认为被称作肾间动气的命门不同于五脏，而是具有特殊生理功能和独立性的更高层次的人体调节系统。

八脉的记载，最早见于《内经》，但内容古朴零散，缺乏全面论述，未能形成系统理论。《难经》首创“奇经”之名，并将八脉合论，专篇讨论奇经八脉的概念、生理、病理、病证等，明确提出“奇经八脉”，将其作为经络学说中一个相对的独立系统，确立奇经理论体系。《难经·二十七难》曰：“脉有奇经八脉者，不拘于十二经，何谓也？然：有阳维，有阴维，有阳跷，有阴跷，有冲，有督，有任，有带之脉，凡此八脉者，皆不拘于经，故曰奇经八脉也。”首次提出“奇经”及“奇经八脉”的概念，并明确了“奇经”的八条经脉名称分别是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维脉、阳维脉、阴跷脉、阳跷脉。《难经》运用类比思维详细地论述奇经八脉的功能。《难经·二十八难》云：“比于圣人图设沟渠，沟渠满溢，流于深湖故圣人不能拘通也，而人脉隆盛，人于八脉，而不环周，故十二经亦不能拘之”。《难经》将自然之沟渠和深湖类比人体之正经和奇经，对奇经调节和溢蓄正经脉气的作用做了形象而明晰的阐述。

《难经》藏象体系的逻辑语言是五行，在五行功能比象的基础上，《难经》建立的藏象体系不是简单的哲学概念，它是结合脏腑实物、病象表现、生理功能等的临床应用体系，其中包括很多实践观察的结果（经验积累），并对这些结构、现象、经验等进行综合解释。如《难经·三十三难》：“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水而沉，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沉。”虽然本难解释之词甚晦涩，但特别强调了肝、肺的功能与木、金相似，但其本身又不是木、金这样的实物。

《难经》“五邪相干”理论通过“五邪”与“五脏”对应，并借助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搭建起一个“五邪”侵入人体后的五脏传变体系，最终以形成了自然界邪气与人体内在脏腑相结合，并按照五行生克传变规律不断进行的中医理论框架。此理论为今天临床上最为常用的五脏辨证的“开山之祖”，对于后世五脏辨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难经》虽非脉学专著，但其上承《黄帝内经》，下启《脉经》，对脉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内容简洁、篇幅不大，但论述脉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全书中专论脉学的部分就有22难，加之其他兼论脉学的部分，约占了全书的1/3。所论脉学内容，包括脉诊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及正常反常脉象等，特别是书中首先提出并基本完成的“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不论在方法还是理论上，都是对《黄帝内经》脉法的重大突破和超越。

《难经》有关针刺治则、补泻手法、配穴方法、针刺操作等方面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特点，均是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针刺取穴中重视从阴引阳、从阳引阴，针刺操作中注重阴阳相配、刚柔相济，针刺方法上注重取阴养阳、取阳养阴，针刺补泻方法提出“补母泻子”和“泻南补北”等，这些对后世针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难经》是五行体系的代表性著作，在五行思想的指导下难经形成了以“五邪”思想为主导的辨证体系，以“补母泻子”思想为主导的论治体系。金元时期的张元素完美继承了这一思想，形成了在五行思想指导下以脏腑辨证与补母泻子为主体的易水学派，并先后经过了李东垣，王好古等弟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独特的学术流派。

《难经》中关于命门部位、功能、特点等方面的理论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藏象、阴阳理论体系，奠定了命门学说的理论基础。自《难经》开创中医命门学说，后世历代医家对其多有研究并不断进行补充和发展，逐步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在明代发展到高潮，赵献可、张介宾、孙一奎等人都对命门理论做了自己的阐述，真正从理、法、方、药诸方面使命门学说日臻成熟。虽然不同医家在命门的部位、形态、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在命门的主要功能与肾息息相通这点上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难经》对命门学说具有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元代滑伯仁阐发任、督二脉名义，以人体阴阳之总任与督纲论其生理特性，纳入阴阳相互对待、交感、合和的活动规律，启迪医家与养生家的认识，开拓了临床应用思路。明代李时珍深刻评价与发掘《难经》关于奇经概念的内涵，发展滑氏关于任督为人身子午之说，确立奇经八脉为十二经阴阳纲维统帅的地位，详细考证了八脉病证，并讨论其治则方药。清代叶天士将奇经理论应用于临床，临证多从奇经立论，探讨奇经用药规律，指导药物取舍，标志着奇经辨治体系的建立。

《难经·十四难》中损脉演变及治法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诊治有重要指导作用。临床可据此辨证治疗。损脉发展不同阶段常相兼夹，临床可以益气、活血、补肾、化痰、温阳、柔肝等结合应用。

元代滑寿：“《难经》八十一篇，辞若甚简，然而荣卫度数，尺寸位置，阴阳王相，脏腑内外，脉法病能，与夫经络流注，针刺穴俞，莫不该尽。”

元代吴澄：“夫秦氏之书（《难经》），与《内经》素灵相表里，而论脉论经络居初，岂非医之道所当先明此者欤。”

明代李时珍：“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夫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故越人比之天雨下降，沟渠溢满，霭需妄行，流于湖泽，此发《灵枢》未发之秘旨也。”

《难经》的古传本早已亡佚，流传于世的主要是其各种注本。流传较广的注本首先是北宋时期的《难经集注》五卷，起初李元立汇集整理了南宋之前的《难经》校注本，编撰成《难经十家补注》，后人据此修订成了《王翰林集注八十一难经》（即《难经集注》），由此成为传世通行本，也是现存最早的注本，影响较大，后传入日本，其中武村市兵卫刊本是现存最早刊本。后较出名的有：元代滑寿的《难经本义》，该书版本众多，流传久远；明代张世贤的《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该书通俗易懂，是刊行最多的注本。 除此之外，清代徐大椿的《难经经释》、民国张山雷的《难经汇注笺正》，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文校注、节选校注、白话语译等20余种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日本学者对此研究也颇多，有玄医氏的《难经注疏》、滕万卿的《难经古义》等。

1.《黄帝众难经》。三国时·吕广是第一个注《难经》的人。

2.《难经集注》。唐·杨玄操。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宋以前旧注的唯一注本，也是学习《难经》不可不备的注本。

3.《难经本义》。元·滑寿是宋以后较有成就的注家及书存可见的。

4.《增辑准经本义》。周学海以《难经本义》为基础，增集诸家之说，及自己的心得，编辑而成。其中《汇考》一篇更值精读。仅有《周氏医学丛书》本。

5.《难经正义》。叶子雨。是以《经》解《难》， 对《难经》的研究是先左证而后发挥，说理着实深入。

6.《难经疏证》。丹波元胤。此书参引古注独多，又采用汉代诂训之方法，对《难经》中的宇、义、理诸方面，均提出相当的左证，为之疏通，绝非一般望文生义之可比。

7.《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六卷。明·熊宗立。

8.《图注八十一难经》，又名《图注八十一难经辨真》／乙卷。明·张世贤。

9.《锲王氏秘传图注八十一难经评林捷径统宗》六卷。明，王文洁。

10.《难经悬解》二卷。清·黄元御。

11.《难经经释》二卷。清·徐大椿。

12.《难经宜解》二卷。清，莫丹子。

13.《古本难经阐注》二卷。清·丁履中。

14.《难经古义》二卷。日本滕万卿。

15.《难经注疏》二卷。名古屋玄医。

秦越人，战国时医学家。号扁鹊，又号卢医，渤海郡郑（今河北任丘）人。学医于长桑君，精于诊断，传说他是切脉的创始者，善用针灸、汤药、按摩、热熨诸法，对针灸有很高的造诣。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号太子患“尸蹶”，经扁鹊诊视，用针刺、药熨、汤剂等综合疗法而愈。《韩非子》《鹃冠子》《战国策》等书也载有他的事迹。《汉书·艺文志》载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