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qīng nián，青年的含义在全世界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而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更一直在变化。许多国家都给青年划定了年龄界线。“青年”即一个人依法享有平等待遇的年龄开始，该年龄通常被称为“成年年龄”。在许多国家，成年年龄通常为18岁。一旦一个人超过该年龄界线，就被认定为成年人。然而，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制度、经济和政治因素，不同国家对“青年”的实际定义和理解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1）年纪轻；年轻的时候

（2）事物的开端

（3）建国初期

（4）年轻的人

此前，各民族对年轻人均有各自的称谓，如俄罗斯语称 “OTPOK”，意为没有说话权力的；中国古语就有“青年”、“后生”及“郎”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特别是18世纪基督教创办青年联合会以来，青年一词始正式出现，1919年五四运动后，“青年”一词在中国逐渐被广泛使用。

青年一词的含义在全世界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而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幻一直在变化。

联合国于1985年首次将青年定为15至24岁之间的人，而又无损于会员国的其它定义。现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年龄分段，年轻人（young people）被定义为“10~24岁”，青年（youth）被定义为“15~24岁”，青少年（adolescence）被定义为“10~19岁”。

从1995至2000年，世界青年人口的估计数从10.26亿增长至10.66亿，在全球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8.1%降至17.6%。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青年占全球总人口比例预计到2050年将继续下降至13.2%，届时15至44岁的青年人总数将是11.76亿人。绝大多数青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就2000年而言，占青年总人口85%的9亿青年生活在世界发展中地区。随着更多的发达国家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这一比例预计会进一步增加。

从国际上看，联合国大会以“参与、发展与和平”为主题，首次将1985年定为“国际青年年”，提示国际社会更加注重青年在世界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他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由此，青年发展日益成为各国关心的重要议题。

国际青年发展指数研究是联合联合课题组进行的第一次探索，还有不少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考虑到YDI和YPI在首次发布之后，均在数据补充、指标调整、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更新，联合课题组也将在积累数据、完善方法、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对指数进行定期更新，为各国青年发展提供更加有益的借鉴。

对象研究一直是青年研究的重要领域，搞清各个社会领域青年群体的特征及发展现状，是青年研究的基础。其中，独生子女研究、青年工人研究和农村青年研究在改革开放30年中始终占据着焦点地位，保持着学术热度。

1、青年独生子女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学科都对此展开过研究，独生子女研究的30年间形成了三种典型分析框架：政策论证框架、个体主义框架（微观框架）和社会结构框架（宏观框架）。政策论证框架下，主要有独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优势、独生子女政策落实情况、独生子女政策的完善等问题。个体主义框架往往从独生子女个人及其家庭角度展开讨论和分析，关注独生子女的人格发展、心理健康、社会化、身体发育、消费行为、教育、婚姻及生育等问题。社会结构框架与个体主义框架针锋相对，围绕的依然是独生子女现象，讨论的却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常常使用“现代化进程”、“社会转型”、“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宏观词汇来解释独生子女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圆。

独生子女研究的早期阶段，政策论证框架与个体主义框架平分秋色；中期以后，个体主义框架占绝对主导地位；21世纪以来，社会结构框架得到了迅速扩张，独生子女研究被纳入到了对恢宏的社会转变进程的研究中来。

2、职业青年

职业青年是指以一技之长谋取工作岗位的白领或蓝领青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是将其分为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来加以研究的。对青年工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多方位调查到单向度关注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时，学术界对青年工人的一切动向都充满着兴趣，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研究者们虽然对青年工人的阶层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维权能力等仍充满着兴趣，但更多地还是转向对其消费状况等的研究。与此相反，知识分子研究在80年代，多停留在对其思想信仰状况的追踪和描述，以及对如何做好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探讨上。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力量被发现和挖掘，并开始被赋予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命，于是，全面分析研究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现状和特点，成为学术热点。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白领”这个舶来词汇走俏媒体后，学术界中大有以对“白领”及“蓝领”的分析取代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的研究之势。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研究趋势，“青年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这两大类型被加以合并，纳入到对职业青年的统一关注中来。不过，当人们使用“蓝领”、“白领”这些概念工具后，群体的政治意涵不再那么重要，而其作为消费阶级的生活方式、职业方式等成了重点。

3．农村青年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农村青年占全国青年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这样庞大的农村青年群体，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农村青年实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户籍为农业户口，一年内半年以上生活在农村的青年；另一种是户籍为农业户口，一年内半年以上生活在城市的青年。这两类农村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一些共通性的问题，而又有各自的特点。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青年，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内容和重点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农村青年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研究者多侧重于分析农村青年改革开放后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问题。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随着“三农”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后，对农村青年的研究异常蓬勃。除传统的研究主题外，农村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和社会支持、农村青年的违法犯罪行为等都成为呈现和解读的热点。

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理想追求、信念立场，一直是受到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者基本达成共识——青年大学生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的镜子，他们绝大多数渴于求知、渴于探索，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当然，他们也有其自身的缺点：缺乏政治和生活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所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更要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使其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前进信心。

在这一共识指导下，围绕青年理想信念展开的论述多从意识形态出发，带有极强的政策、对策研究色彩，学科背景多为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的内容连续性较强，涉及理想信念教育的意义、内容、原则、要求、途径以及理想信念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紧随时代的发展而深入、更新。通过不断地论证和推敲，研究者逐步在三个方面形成了统一：第一，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的和核心的内容，需要从国家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它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对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办法不多。第二，对青年理想信念教育问题的研究需要深入再深入，增强实效性，将对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与青年的思想实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尽量避免理想信念教育在有关教材和教学内容上的滞后性，加大吸引力和说服力。第三，我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一直十分复杂，特别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形势愈加严峻、多变，所以，对青年理想信念问题的追踪和引导，一刻也不能松懈，并且需要全社会形成关心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

针对不同时期青年思想动态的不同特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作在内容、形式、载体上不断开拓创新。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系统教育为框架，以主从教育为基础，以相互教育为提高，以自我教育为目标：加强主从教育，引导相互教育，实现自我教育作为目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使青年适应社会建设要求。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重新重视起生命教育、公民教育，在形式上引入探究式教育、手段上拉入网络教育，在坚守思想政治固有阵地的基础上，积极耕耘和培育新的土壤。其间，走专业化、职业化路线的大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团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焦点，其职业发展路径、政治素质、生活诉求、群体特点等成为新的课题。

1、青年文化

对青年文化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因为大家发现——把握当代青年的最佳途径就是了解青年的文化现象。青年文化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青年文化基本概念的研究。西方学者们在对青年文化概念的研究中，“亚文化”和“反文化”理论占了主流，我国学者基本上依循了这一理论，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第二，关于我国青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归纳起来，青年研究学界关于中国青年文化的形成主要有群体生成说和事件促成说，前者强调青年文化的产生与青年群体的产生是同步，后者提出青年文化的诞生是历史性的，例如冯云翔指出“青年文化是在文化失范的20世纪80年代生成和崛起的一种亚文化”。而有的学者认为，现如今从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渗透与价值扩张的角度来看，“一个青年本位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第三，关于青年文化发展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从进一步认识青年文化本质的目的出发，对青年文化的特征作了分析和归纳，认为青年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动态性、多元性、反叛性、边缘性、整体性特征。学者们更自觉地从动态的角度去揭示青年文化在发展中呈现出来的特征，如提出青年文化具有发展的不稳定性、并归性、更新性和扩散性等特征。而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更加注重对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互动关系的反思。

2、青年社会参与

青年社会参与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当代青年有没有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的参与动机、形式、特点是什么，青年社会参与对于构建公民社会的意义为何，等等，都是研究者和政府亟需弄明白的问题。纵观三十多年来的青年研究之路，对这一群体在社会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等方面的描述和分析，虽然数量不多，但皆为调查方法规范、分析归纳严谨、理论功底扎实的报告，并且连续性极强。

杨东平分析20世纪80年代青年社会参与特点时指出，这一时期的青年社会参与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性特征，存在实际参与行为较少、体制内参与严重不足、政治认知不够等特点。20世纪90年代始，学术界对青年社会参与状况的关注逐渐增多。就其参与意识状况，学者们存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90年代青年社会参与动机较强；二是认为当代青年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淡薄，具有“非政治化”倾向，且缺乏自主参与意识。而这一矛盾性特征与社会变革等外部因素和青年的地区、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内部因素有关。青年社会参与研究，研究手段更科学、学科背景更多元。胡子祥从社会责任意识、社会关怀意识、社会事务参与意识和关注时事意识四个维度，建立了32项指标体系，对当代大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进行了定量测量。

1、共青团的青年研究

推动青年研究向前发展的动力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共青团。30年间，共青团主要沿着两个路径为青年研究作出了贡献：

其一，结合共青团工作需要，开展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调查研究成果主要应用于为共青团制订工作规划，作决策、谋对策、订政策提供依据。另外，调查研究成果还被用来回答团内以及社会上对共青团工作及其对象——青年的一些疑虑或误解，推进思想解放，为共青团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统一认识、制订相关的决策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持。

其二，汇聚了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为搭建青年研究平台、整合青年研究成果作出了努力。

青年学的学科建设正是在共青团为满足青年工作者培养需要时启动并延续的。199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1994年中国青年研究会（1998年改称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相继成立，为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和推进青年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

当然，也正是因为共青团工作与青年研究之间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使得中国30年来的青年研究带上了政治性、工作性的烙印。

2、对共青团工作的研究

作为全国最大的青年组织，共青团自身的现状和发展也当然地成为青年研究的重点。青年工作者和学术界围绕共青团的工作职能、工作机制和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展开了讨论。

共青团的工作职能既是其存在的正当性来源，又是其明确工作领域、选择工作方法的依据。而共青团要“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这一社会职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得以明晰。共青团工作机制研究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创新。20世纪80年代，共青团研究者主要针对团工作的行政化倾向进行了批判和反思。90年代，在政府着力让渡社会管理职能的大背景下，共青团工作的社会化成了讨论的重点。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共青团研究的跨学科化，关于工作机制的讨论更加全面、并富于想象力，其中，网络化手段和活动项目品牌化运作是提及率较高的创新性方式。而对共青团存在合法性的讨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少学者提出，缩小服务范围、找准凝聚青年的切入口，成了共青团更好地协助政府管理青年事务的必然选择。

青年健康心态的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关键因素是青年自主功能的发挥。尊重和信任青年应对环境变化和自身变化的潜能，鼓励青年积极参与建构他们的未来，在此基础上结合青年健康心态的其他影响因素开展培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