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悍记》是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创作的剧本，创作于1590年至1600年。

《驯悍记》讲述的是精明的彼特鲁乔迎娶“彪悍”的富家女凯瑟琳娜的故事。凯瑟琳娜脾气不好远近闻名，她是“泼妇”、“活阎王”，所以她的父亲着急把她嫁出去，宁可拿出昂贵嫁妆，也无人问津。“绅士”彼特鲁乔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向凯瑟琳娜求婚。可是从求婚到结婚开始两人就不断争吵，因为凯瑟琳娜脾气火爆所以从不把彼特鲁乔放在眼里。聪明的彼特鲁乔为了改造妻子，想出了一个对付妻子的奇怪方法，就是比凯瑟琳娜脾气更火爆，以宠惯妻子为借口，制造出脾气暴躁的假象，让妻子受到外人误解和怠慢。凯瑟琳娜受到各种折磨之后终于明白作为妻子应该遵守妇道，不该野蛮粗暴，完全服从“妇道宣言”，从此以后凯瑟琳娜成功被彼特鲁乔改造成温柔贤惠的妻子。

《驯悍记》的故事背景约为16世纪的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法律没有针对妇女地位的专门条款，但从婚姻、继承权等条款中可以揣测出妇女的社会地位。女性在婚前是父亲的棋子，若女性没有足够体面的嫁妆，就会被鼓励进修道院，成婚后女性便成为丈夫的财产。妻子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自然与丈夫不能形成对等关系。女性的重要使命就是嫁个好丈夫，因此，父母们不惜花费高昂的学费送女儿去学习舞蹈、交际礼节、精美的针线活，以及厨艺和家务等技能。女人为了突出细长的腰身，将木片、鲸骨或者金属制成的撑架紧紧地绑缚在自己的身上。由于撑架的束缚，许多女人在交际场合呼吸急促，脸部发红，这些“娇嗔嫩喘”的状态，正是刺激男人的因素。丈夫是妻子要绝对服从的主人，女性作为“第二性”或“他者”，被排斥在男性中心社会之外。男人们在外喝酒狂欢，追逐名利和女人，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社交时尚。女人却只能“嫁鸡随鸡，夫唱妇随”，不允许有一点“出格”、“出轨”。

《驯悍记》取材于古代苏格兰民谣《一张马皮裹悍妻》，继承了宣扬大男子主义的历史背景及驯悍文学传统，“男尊女卑”的历史现实，使作者不自觉地从男性视角维护自己的话语权。莎士比亚对残暴虐待女性的故事进行了大改动，嬉笑怒骂取代了极端场面。

凯瑟琳娜

凯瑟琳娜是个超标“悍女”、“活阎罗”、“野猫”、“恶鬼一样的脾气暴躁的贱人” 、“喜欢吵吵闹闹的长舌妇”。她大大咧咧的出场，无理取闹式地狂骂妹妹的追求者，粗鲁地顶撞父亲，毫无淑女风范。她因为性格暴躁、脾气倔强，找不到任何一个敢娶她的男人，她的“悍”甚至让父亲和妹妹都难以忍受，她把妹妹贝恩卡绑在椅子上质问最喜欢哪一个求婚人，由于没得到答案，她就打她的妹妹。所有的男人都“惧怕”这样的悍妇，都对凯瑟琳娜避之不及，连妹妹的几位求婚者都想尽办法想把这个“眼中钉”除掉，把她嫁出去，结果费尽周折，吃尽苦头，最后彼特鲁乔先生的出现让这个根本不懂社会规则，不屈从当时社会要求的女人凯瑟琳娜脱胎换骨，成为了温柔体贴，顺服又颇具当时社会女性共有品质的模范。

贝恩卡

贝恩卡在众的眼中是符合父权制社会要求的、满足男性期待的温柔贤淑女性。在拥有同样的嫁妆、家世的条件下，众多的追求者看重的就是她身上那名叫“服从”的属性。

对性别压迫下的父权、夫权的颠覆和嘲弄

《驯悍记》表现了彼特鲁乔改造凯瑟琳娜的“胜利”，实际上体现了男权思想的专制蛮横和对女性地位的剥削。按照作品中男性地位的规范，女性从出生开始就决定了悲惨结局，在父亲和丈夫的男权压迫下，让凯瑟琳娜失去地位和意识，表现了女性在男权思想夹缝中难以生存的现状。

《驯悍记》戏剧一开始，威廉·莎士比亚就点明贵族老爷打算通过戏弄斯赖逗逗乐，给斯赖安排的妻子是男性假扮的，而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女性演员都是男性伶人扮演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凯瑟琳娜和贝恩卡所表达的并不是女性真实的想法，因为“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借助“戏中戏”的艺术手法，作者暗示接下来的内容不过是一场虚幻。看似荒诞的闹剧中，在凯瑟琳娜的掩护下，贝恩卡对父权和夫权的反抗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莎士比亚正是通过这一明一暗的女斗士的性格，突转实现了对封建伦理保护伞下的父权与夫权的嘲弄和讽刺。

凯瑟琳娜的去“悍”化：该戏剧中彼特鲁乔对凯瑟琳娜的驯服过程，体现了作者所采用的陌生化手法，他没有塑造一个手持皮鞭或大棒的悍夫形象，尽管在那个时代丈夫对妻子使用暴力是法律许可的，而是刻画了一个兼具丈夫与医生双重身份的男性形象。他严格按照体液说医疗理论，对妻子暴躁的体液进行调理、降温，最后成功将妻子转变为满足社会期待的、传统温顺的女性角色。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流行的众多古罗马文化中， 体液说不仅是医学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当时反复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影响人物性格塑造的一个重要元素。根据体液说理论，主暴躁体液为黄胆液，由冷热干湿四种素质中的热干素质构成，所蕴含的热量也就最大。而热量被认为是热血动物与生俱来的特有的性能，它是源自心脏的一种能动的力量，让人具备生长的功能，和消化，行动，情感以及思想。

莎士比亚笔下的悍妇凯瑟琳娜，正是温顺女性中的一个例外，体内燃烧的热量让她变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浑人，一言不合必定暴跳如雷，成为了众人谈之色变的恐惧对象。这样一位彪悍的女士自然得不到男性的爱慕，而当时的风俗要求次女不能在长女之前出嫁，无人问津的凯德成为了必须搬走的路障，堵塞了多位男士求娶温柔贤淑的妹妹贝恩卡之路。不过幸好天上掉下了一个掘金者彼特鲁乔，宣言“‘我’的求婚主要是为钱，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只要她的嫁妆丰盛， ‘我’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是为了嫁妆才求婚，但彼特鲁乔不甘忍受暴躁的妻子，一步步按照“医学理论”对妻子进行的改造。在婚礼进行的时候，彼特鲁乔当即展开了对凯瑟琳娜的治疗。女性的温顺缘于身体的温度或者说热量要比男性低，而凯瑟琳娜暴躁的原因无疑是体内过高的热量，显然彼特鲁乔得设法让她的温度降低。根据体液说的理论，影响人体热量的因素包括气候、饮食、休息、睡眠和情感。彼特鲁乔的第一步治疗方案就是用蛮横无理的态度迫使凯瑟琳娜在寒冷的天气里和他一起骑马回家。他的仆人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在冬天没有到来之前，她（指凯瑟琳娜）是个火性很大的泼妇，可是像这样冷的天气，无论男人、女人、畜生、火性再大些也是抵抗不住的。连‘我’的旧主人，‘我’的新主妇，带‘我’自己全让这股冷气制伏了。”凯瑟琳娜在途中落入泥泞，身上又湿又冷、又累又饿；到家之后彼特鲁乔展开了他的第二步治疗方案，即“让她睁着眼，不要休息”，他将卧室弄得乱七八糟，在她昏昏欲睡时大声吵闹。接着，彼特鲁乔让仆人在饥饿的凯瑟琳娜的面前奉上一道道菜肴，却又不让她吃这些会“上火”的食物。在连续几天的“治疗”以后，无法补充热量的凯瑟琳娜变得温顺无比。看似步步合情合理的降温治疗下掩盖的是对凯瑟琳娜无情施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冷暴力，孤立无援的她只能选择屈服。精密的医学理论的严肃性与喜剧中的嬉戏和滑稽矛盾却又异常地契合，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夫权专制进行了嘲讽。

贝恩卡的性格突变：贝恩卡在没有获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与路森修秘密结婚，这是对父亲在她身上享有的权利的触犯，因为贝恩卡是属于她父亲的，更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和国家法律的违反。在与路森修结婚之后， 路森修与彼特鲁乔打赌测试谁的妻子更为顺服，贝恩卡和凯瑟琳娜的逆转让众人大为吃惊，两人似乎互相交换了性格和秉性。

凯瑟琳娜的驯服来自外界对她的身体热量的调控，这暗示她的性格变化处于一种现实与虚幻随时转变的中间地带，缺乏恒定性。但贝恩卡的变化来自自身的意志和思想，并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她对父亲和丈夫的反抗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她的婚姻不是遵循传统观念中“婚姻始终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毫无感情的事务，是一种为了久远的相互利益和为了生养继承人以扩大世系的安排”， 而是出自与路森修的自由恋爱；而貌似悍妇的凯瑟琳娜最终却是遵循父亲的安排嫁给了彼特鲁乔。按照当地的法律，贝恩卡将被剥夺所有的嫁妆，但莎士比亚巧妙地通过安排一场赌博让她的父亲将属于她的嫁妆给了彼特鲁乔，以这种滑稽的方式达成法律的要求，实质是以此嘲笑那表面庄严、实则不合理的法律，表达了对父权专制家长利用嫁妆实现对女性的权力掌控的讽刺与不屑。她因为爱情私自与路森修举行了婚礼，但妻子角色的转变并没有让她放弃自己的骄傲与尊严，变成一个“唯夫命是从”的附属物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凯瑟琳娜对彼特鲁乔的完全屈服。剧中凯瑟琳娜最后的那番宣言，揭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艰难挣扎的本质，“‘我’的心从前也跟你们一样高傲，‘我们’的力量是软弱的”， 在面对强大的父权制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的压迫下，强悍如凯瑟琳娜也只能变成匍匐在男性的脚下。

《驯悍记》道尽了对束缚女性尊严与自由的封建专制下的父权与夫权的嘲弄与讽刺，以及对维护这种专制的法律制度的批判和讥讽。

《驯悍记》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一部喜剧作品，其用滑稽、诙谐、荒诞的文学语言对文艺复兴时期两对男女的婚恋关系进行生动、形象的表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当时英国社会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揭示和讽刺，使该部戏剧作品具有极为典型的写实主义艺术特征。同时，在《驯悍记》进行创作活动过程中，莎士比亚还灵活地运用了诗歌的创作手法、艺术表达方式，使该剧作在对现实英国进行反映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艺术手法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在《驯悍记》中，现实主义是指戏剧创作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即莎士比亚在《驯悍记》中将内容、人物形象等直指当时现实英国社会现状与问题，以及当时社会中的各类人群。例如，在《驯悍记》作品中，序幕中的“贵族”和接下来其他幕次中陆续登场的“巴普底士他”、“路修森”、“葛莱米奥”等人都代表着现实英国社会中的上层社会人群，他们拥有金钱和地位，同时也拥有“特权”，在《驯悍记》文本中，“贵族”可以闲来无事和仆人、戏班伶人等一起捉弄醉酒的乞丐，以博自己一笑；而巴普底士他可以控制、掌控他人的婚姻；路修森、葛莱米奥也同样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别人打赌上等等。

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将现实英国社会中的下层贫民等弱势群体在该作品中进行了精准的刻画，比如说，序幕中的乞丐、戏班里的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却没有享有独立的人权，反而要受到特权阶级的支配，欺辱，以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巴普底士他的两个性格迥异的女儿，虽然拥有富商千金的身份，但实际上是代表当时英国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在该剧作中，无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凶悍还是温顺，她们都没有办法真正去摆脱父权和男权的统治和欺压，换句话说，作为《驯悍记》剧中主要女性角色，凯瑟琳娜没有获得真正的尊重以及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是莎士比亚利用戏剧中人物形象及其关系对于当时英国社会两性关系的反映。由此可见，在《驯悍记》中，莎士比亚通过对剧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刻画、表现，成功的在剧作中对当时英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两性关系等主题进行了尖锐的揭示和反映，使该剧作从现实意义角度来说更具深刻性。

写作手法

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在《驯悍记》中主要表现为，该戏剧作品秉承了莎士比亚诗体剧的艺术特征，台词、唱段等以诗歌为载体，通过长短句和修辞等表达方式在对戏剧内容进行表述的同时对人物角色的内心感受、情绪、情感等进行准确的表达。譬如，路森修第一次见到贝恩卡时对身边的人感慨，“‘我’看见她的樱唇，她嘴里吐出的气息，把空气都熏得充满了麝兰的香味。‘我’看见她的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妙的。”在该段话中，莎士比亚先后使用了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将贝恩卡的红唇比作樱桃，又用“空气都熏得充满了麝兰的香气”夸张的表现出贝恩卡身上迷人的气质，同时将路森修对于贝恩卡的好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彼特鲁乔在为了钱而决定向凯瑟琳娜求婚时表示，“既然‘我’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尽管她的性子暴躁得像起着风浪的怒海，也不能影响‘我’对她的好感”，莎士比亚用“起着风浪的怒海”来形容凯瑟琳娜暴躁、凶悍的性格，同时，该段文字也充分地将彼特鲁乔贪婪的形象表现出来。莎士比亚在赋予戏剧以诗歌韵味的同时，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刻、形象，并更有利于剧情的继续发展。

喜剧与悲剧并存

《驯悍记》是一部具有闹剧特征的典型喜剧。莎士比亚首先选择以“戏中戏”的形式，讲述了贵族戏耍乞丐的内容，即贵族遇见大醉伶仃的乞丐，利用自己的仆人和路过的戏班伶人为乞丐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生活场景和社会身份，以至于乞丐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身份，欣然的接受了自己新的身份、地位，欣然的和“太太”一起观赏戏剧表演。随后，莎士比亚对巴普底士他的两个女儿的婚恋生活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叙述，其间，莎士比亚运用了具有荒诞、诙谐特征的文学语言，例如，为了追求自己的心上人，路森修和自己的仆人调换身份，又假装是家庭教师与比恩卡亲近，随后为了身份不被揭穿又找人假冒自己的父亲，却没有料到自己亲身父亲又正好出现。如彼特鲁乔在自己的婚礼上迟到并且打扮得极为怪异，“他戴着一顶新帽子，穿着一件旧马甲，他那条破旧的裤子腿管高高卷起，一双靴子千疮百孔，可以用来插蜡烛，一只用扣子扣住，一直用带子缚牢；他还佩着一柄武器库里拿出来的锈剑，柄也断了，鞘子也坏了，剑锋也钝了。”可是，彼特鲁乔还是和富商的女儿凯瑟琳娜结婚了。莎士比亚运用滑稽的语言推动戏剧作品中情节的发展，使戏剧本身呈现出荒诞的艺术特征，同时对于相关人物角色进行形象的刻画，进而对当时英国社会现状进行反映和讽刺，比如，贵族戏耍乞丐，滑稽的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对于底层人民群众的欺压，而凯瑟琳娜嫁给形象上并不与自己匹配的彼特鲁乔则是因为在当时社会父权、男权具有统治地位。

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驯悍记》的最后一幕）为“对女性和男性的彻头彻尾的恶劣冒犯”。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说：“该戏剧剧不是一个闹剧，而是一部浪漫主义戏剧，因为剧中有很多浪漫主义的人物。”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beare，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德城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幼年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习拉丁文、文学和修辞学。后来家道中落，曾帮助父亲经商，1578年左右只身到伦敦谋生，据说从事过马夫或仆役一类当时被看作“最下等的职业”。后来当了演员和编剧，随着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有比较广泛的接触。他在剧团里扮演过像《哈姆莱特》中的鬼魂之类的配角，也担任过导演，但主要是编写剧本，开始时不过是给旧剧本加工，逐渐由加工而改写或自己创作。他后来成了剧团的股东，1613年左右从伦敦回到家乡，1616年4月23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