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或称“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是清朝雍正帝时期施行的一项政策，此政策是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

清朝入关之初，依照官员品级优免该户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杂办。地方官在收税时，就把官员和士人称为“官户”、“儒户”、“宦户”，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断变化，所谓“绅监衿吏户名，朝改暮迁”，意思就是秀才称为“儒户”，监生称作“宦户”。这些绅衿户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权。

绅衿还自行抢夺权利。雍正帝说“荡检逾闲不顾名节”的士人，“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绅衿的不法是：和地方上官吏勾结，包揽词讼，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横行闾里，欺压小民，致使平民惧怕他们有时比官吏还厉害。包揽钱粮，即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小民征收钱粮，与胥吏勾结，加以侵吞。本身抗欠应该交纳的税赋。将宗族、姻亲田产挂在名下，使他们也免除杂役负担，而自身从中渔利。绅衿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发生了冲突，他们抢夺一部分行政权力，腐蚀官僚队伍，是造成吏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君主要保持它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这是一种社会矛盾。

绅衿应有的徭役负担落在小民身上，在赋役问题上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平民与维护绅衿特权的君主政府的对立。这又是一种社会矛盾。雍正帝认为政府、绅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肇端在不法绅衿，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希图剥夺和限制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不许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不准他们本身拖欠钱粮，如敢抗顽，即行重处。雍正帝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认真落实这项政策：“倘有瞻顾，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帝再次严禁绅衿规避丁粮差役，重申绅衿只免本身一丁差徭，“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为适应这项方针，雍正帝政府施行了一些具体政策。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出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引起生监的不满，恰好他同县学教官杨倬生不和，本人又曾经向属民借过银两，杨倬生以此为由，煽动生员控告张可标，实际上是反对张的执行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这时内阁学士班第到巩县祭宋陵，获知此事，作了报告，雍正帝令豫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情事，同时将闹事的衿监重绳以法。惩治他们主要是从维护社会秩序出发，坚持士民一体当差政策也是重要原因。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封丘令唐绥祖因黄河堤防须用民工，定出“每田百亩出夫一，计工受值”的办法，使有田人出夫，绅衿也不例外，这正是“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精神在河工上的体现。唐绥祖的上司田文镜肯定他的做法，进一步规定：在大堤一二百里内有田土的地主，照佃户多少，认夫几名，俟防汛工程需要，随传随到。雍正四年（1726年），他把这项办法正式报告雍正帝。

雍正四年（1726年），贡生张鹏生将民人郑廷桂等应纳钱粮包揽入己的案子发生了，刑部议将张鹏生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雍正帝拿他作典型，加重处理，除枷责之外，还发遣黑龙江，同时命令大臣重议生监包揽钱粮的治罪法。次年，批准朝臣的建议：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论多少，一律革去功名；包揽拖欠至80两的，以赃、以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治罪；失查的官员，罚俸一年。这一年，保定举人苏庭奏请缓征钱粮，雍正帝说直隶绅衿包揽严重，苏庭必定是这里头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调查他日常行为。还是这一年，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帝命严行查处。

对绅衿本身的纳粮，雍正帝也加强管理。雍正六年（1728年）规定，凡系绅衿钱粮，在税收印簿和串票内注明绅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销时将所欠分数逐户开列，另册详报，照绅衿抗粮例治罪，若州县隐匿不报，照徇庇例议处。八年（1730年）进一步规定，州县官要把文武生员应纳的钱粮造册，送学官钤印颁发，每完若干，照数注明，按季申送查核。雍正帝还规定，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讼的事情，完纳赋粮以后，方准应试，多方面促使绅衿交纳税课。

对拖欠粮赋的绅衿，雍正帝严惩不贷。雍正五年（1727年），甘肃阶州绅衿抗粮，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的罪名，题请将其革职。雍正帝不答应，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指示将抗粮不法人犯严加审讯，同时责备钟保“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这件事情。湖广地区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安陆县武生董建勋连年不交钱粮，当地官员将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雍正九年（1731年），该县士民约会抗粮，总督迈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帝指示：“此等刁恶风习，自当一一执法惩究，尤贵平日不时访察化导于早也。”山东绅衿拖欠钱粮成风，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雍正九年，进士、举人、秀才、监生因欠粮应褫革的有1497人，本应加罪，大学士张廷玉以当地荒歉，奏准宽限三年完清。官员催征绅衿逋赋不力的，雍正帝以因徇庇护严加治罪，雍正十二年（1734年），为此把甘肃顺庆知府潘祥等人革职。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在山东巡抚陈世倌的奏折上批示：“凡地方上顽劣绅衿贡监之流，宜严加约束，毋邀虚誉而事姑息，以滋长刁风。”同年，浙江发生了官员袒护缙绅事件。陈世倌的兄弟陈世侃的家人，在原籍浙江海宁县赊欠肉铺银两，与商人斗殴，浙抚黄淑琳审问，让陈世侃坐在后堂观看，杖毙肉铺商人，引起商人罢市。雍正帝将黄淑琳罢职，命杭州将军安泰和布政使佟吉图审理，安泰等奏称打死人命是实，罢市是虚，雍正帝认为他们仍有徇隐，命再审查。当时陈世倌折奏，声称吓得“精神恍惚”，方寸已乱，其母八十高龄，也是“寝食俱废”，“风烛难保”，请求皇帝怜悯，放宽审讯。雍正帝毫不为动，责备陈世倌“因私而废公，器量何其褊小”。足见雍正帝不容官官相护和官绅勾结的态度。约在四五年间，詹事府詹事陈万策回福建省亲，见当地饥荒，便命地方官将仓储平粜给县民。雍正帝知道后，以陈万策欲市恩乡里，令督抚查其家产，换谷散给贫民，并把他降为翰林院检讨。雍正五年（1727年），河南乡绅和景惠“捏造匿名揭帖”，田文镜奏其诬告，雍正帝就把和景惠处了绞刑。河南监生郑当时诬告佃农高琰，“明火执杖，烧抢其家”，田文镜革其监生，张贴告示，“使通省之绅衿皆以郑当时为戒，不敢依恃护符，违禁诬告”。对于劣绅武断乡曲，田文镜在雍正帝支持下，绝不留情。项城人进士王辙强夺人牲口，指令伊伯武生王允彝侵占王天寿地亩，伊族武生王甸极骗占生员于嗣哲地亩。他们因有功名，田文镜不能骤行审理，便移咨河南学政，把王允彝、王甸极武生革退，同时特疏参奏王辙。雍正帝革去王辙进士功名，对他进行严格审查。浙江富阳县绅士杨六先，私收公粮，占人妻女，与历任知县交好，每年馈送数千两银子，署县令张坦熊到任，拘捕杨六先，提审那天，县民雇船来县城观看的千余人。

雍正帝为防止劣绅干政，不许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员，应该是有政绩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怀念他，或为他鸣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帝看到这中间有官员买嘱保留的，有劣绅为讨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种刁风恶习，严行禁止。

制定主佃关系法令。绅衿不法，虐待佃户尤甚，雍正帝在处理主佃关系问题上，也注意打击不法绅衿。二年（1724年），广西生员陈为翰踢死佃农何壮深，雍正帝说佃户必不敢先动手殴打生员，陈为翰一定是劣衿，因令巡抚李绂严审清楚。他认为读书人打死人，与其身份不合，不应该照常人案例论处，命刑部与九卿重议生员“欺凌百姓，殴人致死”如何加倍治罪的法令。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镜上疏，请将凌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帝说他只考虑了绅衿欺压佃农一面，没有顾及佃户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问题，命再详议，于是定出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

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行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监衿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地方官容隐不行查究，经上司题参，照徇庇例议处；失于觉察，照不行查出例罚俸一年。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地方官徇纵肆虐者，照溺职例革职；不能详查者，照不行查出例罚俸一年。该管上司徇纵不行揭参，照不揭报劣员例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例责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

又具体规定，秀才、监生擅责佃户，除革去功名，还处以杖八十的刑法。清朝法律，凡人之间拷打监禁，罪止杖八十，雍正帝定律例，将衿监擅责佃户以满刑论处，表示了严厉禁止绅衿欺压佃户的态度，它还表明佃农的法律地位和地主是平等的，起码在这里是如此。清代法律专家薛允升论到此事，有所不解，也有所不满，他说“佃户究与平民不同，擅责即拟满杖，似嫌太重”。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关于主佃关系法令的制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雍正帝压抑不法绅衿方针的执行，引起他们的不满，巩县生员反对张可标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是他们的最初反应，而封丘生员罢考则是一起较大的事件。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封丘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知县唐绥祖，不许他实行按田出夫的办法，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到开封府，封丘生童罢考，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事情发生后，田文镜、石文焯迅速报告，雍正帝认为地方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整饬一番，申明国宪”，把为首的拿禁开封，惩办一二人，以儆其余，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赴豫审理，最后把为首的王逊、范瑚等斩决，王前等绞监候。在审理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钦差沈近思沽名钓誉，有意徇瞻。田文镜不讲情面，所以生童说“宗师甚宽”，“陈守道是好人”，田文镜则是无人不怨，无人不恨。尤其是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与诸生座谈，称他们为“年兄”，央求他们赴考。雍正帝对此非常不满，说这是大笑话，“儒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博虚誉，足见襟怀狭隘”。他支持田文镜，把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在处理封丘罢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雍正帝和田文镜采取坚决打击不法生监的方针。以后坚持了这一政策。雍正十二年（1734年），雍正帝说各省常有生童与地方官龃龉，因而罢考，以挟制长官。他命令，以后凡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全县罢试，也照样办理，决不姑容。

雍正帝还采取加强对监生管理的措施。捐纳贡监不法的比较多，而清朝政府原定监生革退由礼部批准的规则，不利于地方官和学政强化对他们的约束。田文镜想改变旧规，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三年（1725年）的年终，径将应革的监生咨照学政执行，而后报礼部备案，但礼部驳回，仍令遵行旧例，田文镜因而上疏，请求把捐纳贡监交由学政，与生员一并约束，雍正帝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形成这样的规定：衿监凡涉及诉讼，即革去功名，听候审理。雍正帝还规定，生监被斥后，不许出境，以免他们滋事。

雍正帝用这些办法调节绅衿、平民、清朝政府三者关系。他对绅衿有所节制，对不法绅衿有所打击，然而不是与他们为敌，他说有的地方官为得百姓称誉，故意摧折乡绅，但是乡绅或者是父祖，或者是本人为国效劳，这样的簪缨之族，不能故意压抑他们。他说对绅士应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品行端方的，应当加意敬礼，以为四民之表率；有一般过愆的，则劝诫之，令他改正；对那些不肯改过的，就应当以法惩处。针对田文镜处罚田主擅责佃户建议所作的指示，就是他作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维护绅衿利益的表现。他所反对的是绅衿的不法行为，超越于清朝政府所给予的法定权利，侵犯政府权力，过分危害平民，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

雍正帝用剥夺绅衿的非法特权、平均赋役的办法，使平民、绅衿、政府三者间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保护了政府和平民的正当权利，维护了清朝的有效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