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国家亟须解决的问题，现已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该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一号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发布《第一号文件》。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农业弱国，农民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有绝大的比例，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最低阶层。而农村的发展问题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因此“三农”问题就成为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25年，中共中央又连续二十二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中央一号文件”逐渐演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

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农业为本的导向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在中国各项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农业发展，为农业农村发展倾注了心血，这些因素为围绕“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奠定了历史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长期“左”倾错误得到纠正，此时，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按下的红色手印，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的承诺，成为责任制的突破口，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为顺应农业农村发展，指明农村改革方向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奠定了现实基础。

中华文明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创造了璀璨的农业文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大部分，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能否妥善处理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检验执政党的试金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面对外部势力封锁的国际局势，内部急需建立工业体系的国内形势，中国在短时期内通过向农业农村提取剩余以补给城市化和工业化，壮大国民经济，农业生产为此贡献了大量物质积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主导下，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的供销体制使农业为工业化发展积累了大量发展资金，农业的剩余变成城市工业的积累，国民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宝贵的资本积累，奠定了之后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农业为国家发展建设提供劳动力资源，是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只有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才能行稳至远。

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内都不能忽视农业基础性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人多地少的农业大国基本国情，他们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视从未忽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都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执政党工作的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依靠广大群众，为亿万群众谋复兴为己任，反抗大地主的压迫，为农民争取田地，为革命的胜利积累了重要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力展开，发挥全体人民团结力量，走上农业互助合作道路，壮大集体经济，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大力兴办农村教育和医疗事业，期间虽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波折，但也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

在发展壮大农业农村，保障好农民核心权益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重视农业基础性地位，维护亿万农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作为执政工作的重点，经过历代共产党人的努力，逐渐确立了“三农”发展作为中国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毛泽东多次在会议和文章中提到农业十分关键，关系国计民生，一定要重视起来。邓小平作为农村改革率先得以实现的关键人物，对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革尤为关注。他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历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农业的重视，对“三农”问题的关心是一致的，对农业的倾注和农民的重视为农村改革实现突破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1951年，有关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调动起农民合作的生产积极性，不久各地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有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的章程，加速了初级农业合作社纷纷升级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比预计提前15年实现农业合作化。1957年末，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6%以上，此时不切实际的追求高产，一切交公，吃大锅饭，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各地纷纷出现浮夸风的现象，这种发展趋势逐渐演变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破坏了生产力，影响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人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在1959年至1961年艰难的三年期间，农业生产领域受到重创，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打击，粮食生产产量骤降，农业农村内部矛盾尖锐。

农业生产领域遭遇重创，如何兑现让亿万农民既能当家作主又能吃上饭的承诺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要处理的头等大事，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移全党工作重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农业农村被破坏的最严重，是当时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摆在国家发展大局首位的是农村改革何去何从，如何才能充分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亿万人民的粮食供给，因而几经萌芽又被打压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做法开始被重新定义，逐渐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可和推广。邓小平一针见血的解释了改革从农村起源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这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吃饭生活问题得不到保障，中国社会是不能安宁的，工业发展、商业繁荣和其他类活动都不可能建立在这个庞大的贫困人口数字之上，农村三年的实践证明了改革是成功的，农村的面貌改天换地了，有十分之九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突破口最先在农村出现，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落后的工业化发展方针下，农业农村成为最薄弱的环节，此时没有退路可言，必须进行改革。

1978年，江淮地区遇上百年难遇的旱灾，而安徽又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6000多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畜饮水发生困难。在这生死关头，安徽省委召开秋种紧急会议，提出放任荒地不如交给农民个人耕作，下定决心让农民“借地度荒”。肥西县最先出现包产到户，同时，有的地方采取了包干到户的新措施，这是一种从“大包干”变化出来的新形式，与包产到户交产再分配，超产奖励不同，“大包干”也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并且是一种更简便的分配方法，农民们简洁地解释此方法为给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全是自己的。1978年11月，小岗村全队秘密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分田单干，将约定写在一个烟盒上，18位农民在生死状上印上红手印，当时小岗村生产队的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曾尝试过多种分组合作方法，但是粮食生产的效果都没有达到预期。到1979年，仅一年时间小岗村全队通过包干到户实现粮食农作物大丰收，向国家缴纳粮食的实际数量是粮食征购任务的九倍，油料实际缴纳数是统购任务的八十三倍。小岗村从“讨饭队”跃升为“冒尖队”，成为包干到户最具有代表性的村庄，也迅速将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形式——大包干传播出去。此后中央在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农民更愿意接受包干到户的生产分配形式，包干到户显然比包产到户更简单直接，在群众中实行起来也方便很多，因而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包产到户的做法在中央引起了巨大争议，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包产到户又一次站在风口浪尖上。1980年，邓小平在和身边同志沟通时表示，农村政策放宽后，很多地区的生产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经营方式，点名提出安徽肥西县和凤阳县的实施效果非常好。邓小平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农村政策自放宽以后，多地采取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提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安徽省肥西县和凤阳县，指出效果很好，当地落后面貌改变的很快，对安徽省一些地方率先突破思想束缚，因地制宜采取包产到户的做法给出肯定回复。对当时一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看法，邓小平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也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包产到户会影响集体经济的担忧。

1980年，中央发布了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主题的75号文件，明确提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肯定了农民自我创造和自我选择的“大包干”生产方式。1981年12月，有关农村的会议纪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于次年1月1日以“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党，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由此面世，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意味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性质得到了肯定，拥有了合法地位，自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得到推广，“一号文件”也开启了其成为“三农”领域中承载着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核心文件历程。首份涉“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商品流通、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条件、基层组织建设五个方面进行工作部署，其核心为解决联产承包制的性质争议问题，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均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份“一号文件”中，中央第一次正式认可包产到户，肯定群众的选择，并通过稳定承包期的方式确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长期不变，让农民吃下“安心丸”，一心一意谋生产。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1983年，以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二十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导向，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发布，首先肯定了由联产承包制而带来的积极成效，将其认定为“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随后剖析了当前农村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提出14条举措来改善上层建筑基础与经济变化需要二者之间的差距。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发布，指明了农村工作的重点，即继续巩固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农村商品市场，抓好农村商品生产，并将土地承包期从原来的3年延长至15年以上，打破历史遗留下农村经济的不利管制。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发布，主要解决农村生产转至商品经济的不协调问题，并为此制定了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支持乡镇企业、加强小城镇建设等十大方面的经济政策，其创举为取消了实施30年来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发布，肯定了已有农村工作改革的政策方针，但也强调摆正农业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依靠科学和增加投入等方式，以增强农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并继续完善商品的流通体制和合作体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政策内容在紧密相关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它们的主要发力点为肯定联产承包制的基本经营制度，打破农副产品统派购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农村经济，适应农村商品发展的需要；所带来的贡献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初步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由此广大农村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启了中国农村大发展的第一个时期。

1987年至2003年，中央停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其背后根源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整体转型。一方面，此时城市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问题，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以小岗村大包干为标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的破土而出为整体转型提供了土壤，农村改革为下一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物质支持。农村改革的成功解决了8亿农民温饱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改革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精神支持和物质保障。至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农村改革发展的突破和成就为更深层次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宏观层面实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必须着手整个市场经济的推开。城市是天然的市场，从城市着手活跃经济，效果会更加明显。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决定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发出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信号，经济社会整体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

1987年至2003年期间中断了以“中央一号文件”为名的文件政策，但相关“三农”发展的农业农村指导性政策以其他文件名称继续发布，针对本年度“三农”领域中的紧迫性问题做出统一部署和安排，继续发挥着如“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指导作用，推动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指引着“三农”各项事业的进步。在1987年，中央最终决定将最初拟好的以深入农村改革为主题的一号文稿作为当年的五号文件发出，这份文件强调农村改革必须坚持下去，在购销政策、农产品市场、农村金融、丰富生产要素、完善承包责任制、强化基层建设方面提出指导性政策意见，在“三农”领域继续发挥着纲领性的指导作用，实质是“中央一号文件”的继续。所以“中央一号文件”中断期的支农扶农类政策文件只是没有以“中央一号文件”为名发出，但作为“三农”领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依旧强有力地支持着农业现实发展进步。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工业化建设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发展成就喜人，但前一阶段国家经济发展重心转移至加速工业化、城市化时期，农村改革步速缓慢，矛盾和问题显现，城市和农村各项发展差距在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不断演化，逐渐形成了“三农”问题。自1997年以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在低水平，城乡差距大，农民收入低，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的有效供应，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此时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关系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安全，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的现实环境下，“三农”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和反思。20世纪90年代是“三农”领域矛盾尖锐的时期，党中央立即对有关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进行调整，着重关注“三农”问题的解决，坚持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首位。

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农业为主题，总结了前期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提醒全党全社会要重视农村市场开拓，释放出强烈的重视农业农村发展的信号。在讨论决定如何表现出“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问题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指出恢复“一号文件”的提法，将“三农”政策改成“一号文件”，仍然沿用20世纪80年代的表达方式，从而新世纪的第一份“中央一号文件”时隔17年后再次发出。

2004年，中央发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主要解决的是农民增收困难这一突出问题，所提出的22条综合性举措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文件以“多予、少取、放活”为主线，注重土地征收制度、粮食流通制度、农业税费改革、地方财政体制等多个方面保障农村改革的推进。文件中一条明确主线是增加农民收入，为此提出一系列促进中国农业领域粮食生产发展的建议措施。主要通过减少对农民的征税和增加对农业农民的补贴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为了增加农民增收的渠道和来源，中央对农村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是最有力的说明，在中央的支持肯定下顺应市场发展的乡镇企业充分利用农村各种有效资源因素，创造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此份文件释放出支农扶农的积极信号，这在当时引起了热议，也吸引了全社会对农村改革发展的关注，文件在城乡发展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的环境下起到了关键缓冲作用，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指引着下一步农村改革进程。世纪之初重新发出的首份文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内容涉及一系列惠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是之后长期一段时期内实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战略的先声。2004年之后的每一份“中央一号文件”都延续了此文件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宗旨，贯彻着妥善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的系列问题是全党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要求。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发布，围绕着农业制定战略任务，并在扶持农业发展、做好耕地保护、调整农业结构、健全投入机制等九大方面提出27条实用性举措。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性文件，从统筹城乡发展、强化产业支撑等八大方面进行工作部署，其中值得提及的是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由此终结了中国延续数千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详细阐述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和八大途径。

当各级政府将党中央制定的“三农”工作政策方针付诸实践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逐渐呈现向好趋势。为继续指明“三农”工作的方向，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新要求的基础上，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重点提出通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力，这是保持经济稳定和保障农民增收的关键。

基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勾勒的农村改革发展前景，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发布，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首要任务为保持农业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围绕着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业基础、重视农村民生四方面来制定极具重要意义的农业农村工作政策。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在中国城乡经济关联度不断增强的形势下破解“三农”工作难题，应将资源要素向农村推动配置、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对农村民生加以改善、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从而助力中国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发布，首次全面部署中国水利工作的改革发展，以民生优先、统筹兼顾、人水和谐、政府主导、改革创新为原则，提出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把握水资源管理等一系列举措，以期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发布，对农业科技的重要性进行详细阐释，并明确指出科技进步创新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即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大幅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以使中国农业农村工作再创新佳绩。

在党的十六大及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2004年到2012年的九个中央一号文件，虽然主题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均体现出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精神，并将“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作为主导思想。同时，党中央根据每年不同的经济形势以及“三农”工作发展情况制定最为合适的政策方针，七个中央一号文件以相对全局的角度对“三农”问题改革进行系统部署，从而构建出较为完备的“三农”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以期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业效益、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从而保证中国农业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锁定“三农”问题后，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给中国“三农”工作带来的新挑战，即农户兼业化及村庄空心化加剧，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同时，亟须解决降低中国农业对外依存度、创新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平等城乡要素交换机制等重大问题。

面对农业农村发展所处的新阶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基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三农”问题作出的重要阐述，为继续发挥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性，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发布，围绕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说明其首要任务仍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重点关注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进，从而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推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发布，在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业科技体制、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村金融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方面作出深度规划，以期建设新型现代化农业。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高度重视持续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国内竞争力、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关注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农业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并对中国“十三五”时期的农村改革发展工作进行详细部署，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来破解“三农”工作难题。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发布，重点解决的是中国农业由总量不足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对此提出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三农”工作主线。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3年至2017年发布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重点解决不同年份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制约性问题，体现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五年来，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同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脱贫攻坚战也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并且为下一阶段农业与农村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以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三农”工作作出的战略部署，并继续将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其具体实施的路线图。2018年1月2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全文约16000字，共分12个部分49条，包括：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丽乡村新风貌；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增强贫困群众获得感；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等内容。这是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顶层设计，既制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阶段性目标任务，又围绕着“二十字”总体要求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2019年2月20日，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全文1.1万余字，共分8个部分，包括：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文件明确了“三农”工作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包括决胜脱贫攻坚、保障粮食安全、整治人居环境等内容，并对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细化实化工作内容。

2020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发布，文件明确2020年两大重点任务是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并提出一系列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全文共5个部分，包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文件聚焦“三农”工作的两大重点任务，即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突出短板，提出明确要求。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文件提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等重要举措。

2022年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提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突出年度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文件部署了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明确了两条底线任务和三方面重点工作。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至2022年发布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政策布局更加全面、长远，对中国“三农”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创新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即实现乡村振兴良好开局、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人类减贫史上中国奇迹。中国已如期完成农村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中国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使“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2023年2月1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文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守好“三农”基本盘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党中央认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024年2月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全文共六个部分，包括：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202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布。文件指出，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要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25年又连续二十二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指引。自1982年发布第一个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以来，至2025年，中共中央已就农业问题发布了27个中央一号文件。

已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发展阶段。20世纪之前的五份“一号文件”和20世纪之后的十八份“一号文件”在内容表述方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前五份一号文件表述以命令性表达方式为主，20世纪后的“一号文件”以建议性的表达方式为主。中国43年农村改革进程建立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环境下，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双轨制并行再到市场经济全面开放的不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深刻影响着农业政策文件的特征，所以不同时期的“一号文件”在表述方式上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前五份“一号文件”在文本表述上指令性和行政性的特点十分突出，这两种特点体现在文件的性质和用词方式上。五份文件中有三份文件明确了文件性质，第一份“一号文件”明确了此文件为“会议纪要”性质，第三份“一号文件”明确了文件是“通知”性质，第五份“一号文件”明确了文件是“部署”性质。“会议纪要”、“通知”、“部署”类型的文件属于上传下达式的命令性文件，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央一号文件”以极强的政治约束力在“三农”领域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在政策内容的表述上，这五份“一号文件”内容中多次出现“必须”、“不得”、“决不”、“不要”、“只有”、“不论”、“一定要”、“不准”的绝对性字眼。以命令型形式传达中央的指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对政策的理解偏差，有利于各地高效落实中央的指示，顺应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是适应各地思想解放程度不同的现实选择。虽然此时文件的发布形式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上传下达的行政习惯，但文本内容中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商品流通的内容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突破下的产物，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新思想和旧习惯并存的现实环境。

2004年之后的“中央一号文件”文本表述方式上指导性和建议性特点更加突出。20世纪后的“一号文件”在文本表述上多采用陈述性语言，突出各项政策的指导方向，强调各地要因地制宜灵活落实中央政策。在文件命名上，2004年以后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除2011年的文件标题以“决定”结尾，其他文件均采用了“关于……的若干意见”统一形式作为文件标题，并定义文件性质为“意见”，突出文件全面指导“三农”发展的目标追求。这一阶段文本在政策措施的陈述中也没有明显出现“不得”、“一定要”这类十分绝对的表述。可见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指令性命令在减少，指导性意见逐渐成趋势。这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政策指导和现实发展需要相互调和的结果，出现这一变化体现了市场经济逐渐深入的环境下中央政策文件也逐渐规范化统一化的趋势。

整体上前五份“一号文件”政治性特点偏强，2004年以后的“一号文件”在保留文本政治意义追求的基础上经济性特点更加突出。前五份“一号文件”以统一全党思想，支持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为政策的价值追求，因而文本风格的政治性特色突出，各项要求也呈现出强制性特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潮流的进步，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因而20世纪后的“一号文件”重点聚焦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此时文件更注重政策的经济性追求。虽然跨越两个世纪的“一号文件”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一号文件”中有关农业发展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一样的，即维护农民核心利益，保障农民自身权益的宗旨是不变的。

前五份“一号文件”围绕着“农村工作”和“农村经济”两大主题实施政策布局。由于前五份文件建立在农村改革起步阶段，各份文件关注的农村改革重点不同，文本在主题上呈现出较强的互补性特点。1982、1984、1986年这三份“一号文件”标题的核心是“农村工作”，1983年和1985年这两份“一号文件”标题的核心是“农村经济”。文件突出“农村工作”的主题，是因为在农村改革起步阶段，农村基层工作的效果是影响农村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因而突出强调农村工作的方式方法，以引导农村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实现解放，保证农村经济政策顺利推行。文件主题从农村经济体制入手，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村经济体制长期僵化的模式已经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要破除这一障碍必须从活跃农村经济市场，适度宽松农产品市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上下手。但统派购制度实施已久，流通体制关系重大，利益牵涉较多，改革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非同小可，改革步伐和方式上不能追求一步到位。为实现购销体制的变革，前五份“一号文件”在改革上坚持循序渐进，1982年至1984年这四份文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着改革农村行政管理、增强市场活力、增加劳动力就业灵活性的实现，前四份一号文件在改革统派购制度上做出的步步努力为1985年“一号文件”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为主题的改革正式推行。

20世纪后的“一号文件”主题词之间有交叉和重复。每一份文件主题立足于“三农”领域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关注对象更加多元化，指导方向更加具体化。从总体上划分，这一时期的主题围绕着农业、农村、农民展开，核心是农民。2004、2008、2009年三份文件以“农民”为主题，2005、2006、2007年三份文件以“农村”为主题，2008、2009、2010、2013、2014、2015、2016、2017、2021年九份文件均以“农业”为主题，2010年一份文件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题，2012年一份文件以“科技创新”为主题，2019、2020年两份文件以“三农”工作为主题。其中，2019年是“三农”一词首次出现在“一号文件”标题中，2019、2020年连续两年以“三农”为主题可见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从主题目标追求上划分，已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有三份文件以“农民增收”为题，有两份文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题，有三份文件以“农业发展”为题，有六份文件以“农业现代化”为题，有三份文件以“改革”为题，有两份文件以“乡村振兴”为题，这些不同主题的出现侧面反映了多元化的政策主题逐渐覆盖“三农”的各个方面。从“农业现代化”频次的大量出现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三农”发展聚焦点在农业现代化，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也是农村现代化、农民富裕化实现的过程，这一趋势体现了农村改革向现代化发展的走向。

从中国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党中央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战略决心，可以看到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支持“三农”的积极作为，可以看到农业农村农民不断向好的发展脉络。总结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发展变化中的基本经验，对于持续推进“三农”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探索的制度创新加以肯定，逐步确立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完善并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为做好“三农”工作奠定制度基础以发挥制度优势，从而保障农民最为切实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后，农村创造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分离了农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1982年至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制定的农村土地制度及农业经营制度政策，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效果高度认可，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将其合理合规化，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在稳定原有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出台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及农业经营制度的新政策。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政策，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农村土地制度稳定的重要性，始终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而由农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创新至农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同时兼顾了国家、集体、农户的多元利益。此外，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管理”等政策，其目标仍为保障农户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给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在农业经营制度方面，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不动摇，而在土地经营权加快流转和农村人地逐渐分离的形势下，由小农户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双层经营制度”转变至小农户与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存的“多元经营制度”，则能够通过发挥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特长，以使农村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问题展开持续性的重点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切实保证粮食生产，到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确保粮食安全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均能够看出党中央将确保粮食安全作为“三农”工作的永恒课题，即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使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在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下，1982年至1991年的十年间，粮食产量呈上升趋势，从3.5亿吨增加至4.4亿吨，说明了不仅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其创造出的以不足世界10%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的奇迹，同样具备破解粮食这一世界性难题的能力。

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政策，新世纪的中央一号文件将“促进粮食稳定发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其核心目标。2004年至2012年的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均大篇幅地强调“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完善和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五方面政策，以期按照稳粮保供的要求，努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2013年至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侧重于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建设，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具体举措，以期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在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下，粮食产量从2012年起连续9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并且实现了从2004年的4.7亿吨增加至2020年的6.7亿吨，粮食的连年丰收为应对风险挑战，以及稳定经济社会大局发挥了强有力的“稳定器”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将处理好城乡关系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内容，并在缓和城乡二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四个阶段中予以详细的政策部署。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增强，加之党中央对农业的重视，农村经济取得阶段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呈现缓和态势。1978年至198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7:1降至1983年的1.82:1再升至1986年的2.13:1。总结来看，1982年至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的相关政策，以及五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现实数据，均可以说明党中央在对农村工作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同时关注对城乡关系的调整，并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逐步松动城乡二元结构。

在将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后，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二元结构长期积累，城乡发展愈加失衡。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2004年至2007年的四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调整城乡关系，2008年至2012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求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2004年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入较高速增长阶段，并在2010年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总结来看，2004年至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的相关政策，以及九年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对比数据，均反映出党中央不断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并初步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从而加快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

在“四化同步”战略指导下，城乡经济关联度显著增强，呈现出城乡发展加快融合的态势。2013年至2017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求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2018年至2022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求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2013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3年的2.81:1持续降至2020年的2.56:1。总结来看，2013年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城乡关系的相关政策，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现实数据，均可以说明党中央重视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并勾画出新型城乡关系美好蓝图，以进一步补齐农业农村短板。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见证了国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投入，并持续扩大财政支农范围，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使“三农”工作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改革开放后，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时处于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其重点关注放活农村经济，但也提及财政对农业的支持。1982年至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财政支农的篇幅较为有限，其支出总额，由120.49亿元持续增加至184.20亿元。

新世纪以来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时处于中国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阶段，其均将财政支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加以部署，逐步建立完善财政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在梳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财政支农政策后，归纳出其内容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核心举措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不断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具体政策为落实“四个高于”的硬性要求，即“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投入的增长幅度、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高于上年、政府土地出让投入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高于上年”。二是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具体政策为“按照统一规划、明确分工、统筹安排的要求，集中财力，突出重点，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具体政策为“积极运用税收、贴息、补助等多种经济杠杆，鼓励和引导金融资本以及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即利用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以推动形成多元化投入格局。

另一方面，坚持完善“四项补贴”为主的农业补贴制度，以不断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其核心举措为改革完善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制度。对于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强调加大粮食直补规模。对于农作物良种补贴，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制定并完善良种补贴政策。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成本”，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明确“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收益检测，根据农资价格上涨幅度和农作物实际播种面积，及时增加补贴”，2010年至2021年的十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坚持“落实和完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稳定农民生产成本”。值得提及的是，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以上“三项补贴”政策进行改革，即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并不断深化且在全国展开。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改革完善了农机购置补贴的运行机制。此外，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奶牛良种繁育项目补贴、生猪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支持畜禽养殖的补贴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04年的2337.6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3903.62亿元，即在数量上增长了9倍多。总而言之，2004年至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财政支农的相关政策，以及财政支农支出总额的现实数据，均体现出农业农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逐步被改变，并实现了财政支农投入的持续增加，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涉农”中央一号文件，以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进而实现“四化”同步发展为目标，对发展农业科技提出迫切要求并作出全面部署，并将科技创新作为驱动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改革开放后80年代出台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主要集中于对农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部署，从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充分发扬传统农业技术优点的同时，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并重点制定“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科技人员安排”相关政策；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继续实行对农业的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使农业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并持续推广“农业科技研究成果”；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基层主要干部的政治政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经营管理教育并进”；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科研推广单位可以接受农村委托的研究项目，转让科研成果，提供技术咨询服务”；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科学技术必须为农村经济服务，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重要方针。换而言之，1982年至1986年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强调科技进步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并为科教兴农战略的提出做好铺垫，力争到20世纪末，实现科技进步对农业贡献率提高至50%。

新世纪以来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六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标题带有“农业现代化”，并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为主要政策，从而加快实现农业发展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梳理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科技创新政策后，归纳出其内容主要为以下三点：一是“创新核心技术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二是“建设创新平台以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完善科技队伍以打造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农村改革从土地入手，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下，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广，改变了中国农村原有的管理体制。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一种既体现集体经济的优点，又调动农户家庭积极性的责任制，是适应中国农业生产特点和农村发展水平的经济形式。在群众最关心的生产责任制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上，1982年的首份“一号文件”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内容上指出“各级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说明：中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让农民安下心。1984年第三个“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到期后延长15年，这就使党的土地政策得到长期稳定。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土地管理法，强调“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这就从法律层面对农民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和肯定。1983年到1986年四份“一号文件”中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内容是全文的重点，对生产责任制推广的重视程度为今后持续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政策保障。

1991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以加强农业农村工作为主题，全会明确提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强调这项基本制度必须长期稳定中不断完善。1993年新修订的宪法历史性地载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此开启了农民生产责任制制度化法制化道路。这些见证农村改革历史经过的政策文件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农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条主线。经历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对于突破旧的生产体制束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土地制度上的探索和改革从未停止。1978年以后，农村逐渐推行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即“两权分离”的土地制度。之后农村土地制度继续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大权力分立。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让农民享有更完善、更安全的经营权。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提出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承包期三十年。这是自“两权分离”“三权分置”以来，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继续深化和完善，让广大农民安了心。2018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意见再一次明确了十九大报告中的指示。乡村中最核心的土地制度在改革创新中适应了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顺应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新形势。土地制度是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关系，是一切制度中最基本的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深化土地改革发展的中心主题。

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生产责任制改革创新推动下，亿万农民群众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农村经济活力涌现，农业农村对市场化、经济化、商品化的需求也逐渐强烈，基于此，农村改革从购销体制入手，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市场开放发展，购销体制变革的渐进过程充分体现在前五份“一号文件”中。农村购销体制改革建立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业生产结构成为大问题，农民从“手中无粮，心中发慌”的矛盾陷入“粮食多了，可是卖粮难了”的处境。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落后于当时农村商品经济市场发展的步伐，成为农村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改变农产品市场的困境必须从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下手。但是，统派购制度的实行已久，要想改革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巨大的，因而在有关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政策在推行上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法。1984年的“一号文件”先从聚焦疏通农村流通渠道着手，聚焦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同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决定将城乡关系改革作为接下来的改革方向，因而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顺应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把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作为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导下农村改革的中心。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至此，已经实施了30多年的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正式结束。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活跃农村经济市场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喜人成就，实施一系列政策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1996年以扶持和引导乡镇企业健康发展为出发点颁布了企业法。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支持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鼓励农村集体企业要向股份制的混合所有制转向，建立乡镇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文件在内容上指出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可以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法律不禁止的行业和领域。这一政策十分大胆，具有挑战性，提法也是前所未有。另外，农村税费改革的进程也充分体现了放活农村经济市场是农村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发展的重点举措，包括分阶段进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的试点。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被彻底废止，附加在农业税上的一系列地方性收费也一并取消了，农村税费改革迈出历史性一步，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实惠。改革农产品统购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为农村经济发展松绑的重要见证，放活农村市场经济是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上的重要一环。

十二届三中全会立足现实，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着眼做出经济体制改革重心转移至城市的决策，此决策的实施建立在全面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的基础上，转移发展重心是实现市场化从部分到全面覆盖的必经之路。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又持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的矛盾和问题体现了改革的这一特点。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建立的过程中，城乡发展关系不协调问题也逐渐凸显。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发展重心转移至城市的决定后，多份“中央一号文件”中频频出现协调城乡发展关系的内容，提醒着全党和全社会在经济重心转移后要重视城乡协调发展。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经济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存在不协调的矛盾。针对这一现象，该文件强调了农业的根本重要性，提出加强农业投资，缓解城乡改革汇合后的各种复杂利益关系。

21世纪以后，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更加突出，城乡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因素。自此农业农村大量政策围绕着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布局，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成为农村改革的关键领域之一。2004年“一号文件”分析了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从内部看，这是农业农村自身内外环境变化的现实反映，从外部看，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积累的反映，自此份“中央一号文件”后，新世纪发布的18份“一号文件”中共同特征之一是增加农民收入，从农民增收问题着手就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为中国特色农村改革进程中的重要领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见证了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进程。粮食曾经是困扰中国人的大问题，伴随着40多年农村改革发展，中国的粮食问题发生了从“吃不饱”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七连丰”，粮食的丰产丰收离不开中国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生产力为出发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制度。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从1978年至1984年间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保持在1个百分点以上，1981年至1984年间拉动量在两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创造了1984年农业贡献率达3.9个百分点的高值，见证了农村改革初期的辉煌。

农业科技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自开放以来，中国在农业科技上的投入不断增长，从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管理体系为入手推进农业现代化，科技成果也十分突出。如今，全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1%，走出了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为推进农业机械化效率化，中央财政通过财政补贴对农机购置进行补贴，帮助农民购置农机，深入推进农田宜机化改造。打好种业翻身仗是应对日趋复杂化的国际形势关键一仗。

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2004年“一号文件”中财政补贴领域覆盖“六小工程”，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促进了农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为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完善农村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因地制宜改进农村当地厕所条件，处理生活污水和污水处理，整治河湖水系，提升农房建设质量，动力电、硬化路、4G网基本实现村村通，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大病保险，农民不用出远门就能享受到更好更实惠的医疗服务，农村民众居住环境得到全面改善。产业融合发展，增加了乡村就业机会，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适宜农村发展的现代服务业遍地开花。

乡村振兴战略，抓住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创新工作思路，通过财政、金融、引入社会资本加大乡村产业投入力度。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支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和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综合体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规模适宜、带动性强的乡村产业梯次推进的新格局。发挥农村流通领域建设的作用，提高农村物流乡镇覆盖率，但是村一级的覆盖率和乡镇的覆盖率差距还比较大，为补齐农村流通上的短板，挖掘农村商业潜力，商务部打造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流通模式，推进农村商业体系建设，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开拓打开了通道。

农业、农村、农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无论是农民生活的农村，还是农民从事的农业都以农民为出发点，因而抓住了农民问题，就抓住了破解整个“三农”问题的关键。习近平讲农业农村各项工作无论怎么实施开展，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形成收入保障稳定机制才能让农民富起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在发展粮食生产、提升农村消费水平、活跃农村生产要素方面取得优秀成绩，实现了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人均占有粮食产量年递增3.8%，而1957年到1977年递增仅为0.2%。农村人均消费在1965年至1978年间只增加了30%左右，而1978年至1986年间消费增长近三倍，当时的乡镇企业解决了农村剩余百分之五十的就业问题，正是因为活跃农村多个生产要素，农村生产力才能蓬勃向上，农村改革发展才能成效显著。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同比增长6.9%，连续11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40倍。农民收入增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义务教育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和保障，让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如今，农民不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代表群体，在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下、在保护农民各项权益政策支持下、在精准脱贫扶贫帮扶下、在乡村振兴引领下，农民群体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了，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不断提高。

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精力应当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被破坏的最严重，也最薄弱，改变落后面貌要靠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要赋予农民充分的主动性和民主权利，以保障农民利益为核心，提升农民收入的农村改革向前迈进，中国扶贫攻坚事业见证了全党以农民利益为核心，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7.7亿，2020年中国如期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对认定的500多万易返贫致贫人口进行精准帮扶、动态清零。脱贫攻坚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亿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题发出。

“中央一号文件”诞生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折的历史关键期，在历史进程和现实需求的呼唤中顺应了改革发展要求，与“三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三农”事业发展的代名词。“中央一号文件”承载着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价值追求，贯彻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指导性文件。从改革开放初期连续发布五份“一号文件”到20世纪后于每年年初连续对外发出，文件发布时间和节点逐渐连贯固定，目前已经成为凝聚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重视“三农”事业发展的一面旗帜。

“中央一号文件”立足于中国农业大国的国情，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中国特色重农方式。从全球角度看，具有农业大国特征的国家有很多，像中国连续出台专门针对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重视“三农”发展的国家是唯一的。从现实角度看，“一号文件”的连续出台，明确坚持“三农”作为重中之重的国家战略方向，强有力地支持着中国农业的发展，维护着农民核心利益，让“三农”事业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国家，改革开放实施后，各个领域多元化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果在国家重大战略上没有共识，社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一号文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压舱石的政治效应，全党全国形成了高度重视“三农”发展的社会共识，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一号文件”的认识已经毫不动摇。

“中央一号文件”发挥着用政治约束力保障改革方向和战略决策的作用，保障了农业支持国家“四化”建设发展战略的实现，支撑着国家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前五份“一号文件”凝聚社会共识，为农村发展成果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提供了政治支持和保障，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为城市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连续五年一号文件围绕“三农”发布，政策着手农村生产最突出的问题，从完善生产责任制、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农村市场流通、增强政策灵活性等方面推进农村改革，农村工作领域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工作，激发了广大农民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和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民对于“一号文件”的发出喜出望外，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开幕式上，农民方阵抬着写有“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党的政策好”的13个大字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这是亿万农民发自心底的赞扬，是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家肯定和支持的真诚感谢。80年代的这五个“一号文件”意义深远，为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持，为“三农”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央一号文件”在农村改革破土而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前五份“中央一号文件”指导着农村改革发展，推动农村改革逐渐突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前五份中央一号文件内容上呈现出追求经济效率的明显特征，其文本的表述和核心主题受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影响，既有保守性一面又具有突破创新性的特点。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在坚持以维护好农民核心利益为目标的基础上，文件呈现出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推进农村改革，切实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多元化发展的特点。“中央一号文件”伴随农村改革进程，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记载着“三农”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

经过多年的农村改革，农村生产、民生、生态、文化等多功能特色更加突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农业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农村吸引力逐渐增强，吸引了一批批城市人才返乡创业的热情。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了8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为后来展开的城市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则以统筹城乡的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手段，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时代。（央视网 评）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出台的第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第6个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国农村杂志社评论员 评）

新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8年聚焦“三农”，凸显出“三农”问题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潮新闻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