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佐成，仪表专家，中国现代仪器仪表业的先驱。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仪表制造厂——中华科学仪器馆（成立于1925年10月，后改名为大华仪表厂），组织生产了中国第一只国产电表，为中国仪表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佐成(1897-1966)，浙江省镇海县下邵乡丁家山村人，生于1897年6月11日。他排行第四，上有二兄一姊，下有三弟。其父系清朝秀才，在本村开办私塾，为本村子弟启蒙教育。由于家庭人口众多，束修之资不足以养家，故其母制作锡箔，作为副业。

丁佐成幼年在其父所设私塾就读。年稍长，课后进山砍柴，至市上变卖，贴补家用。后去四明中学读书，因秉性诚实，聪明好学，为一美籍教师赞赏。中学毕业后，由彼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1918年毕业，留校任教三年。在任教期间，见学校实验室所用进口仪器损坏后无人修复，搁置不用，深感可惜；更感当时国家工业落后，不会制造仪表，一切依赖进口，利权外溢，由此萌发研究仪表，创建民族仪表工业的志愿。

丁信奉基督教，得教会资助，于1921年至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电器工程专业。1923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一年。后去西屋电器公司任工程师，了解到电表设计和制造工艺。他曾去威斯登电表厂要求参观，被拒之门外，并遭讽刺：“中国人想制造电表，还要等30年。”丁气愤之余，激发了自力更生志气，立即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于1925年3月回国。

回国后，从事仪表工业的开拓工作，买下了美国人在上海博物院路20号（今虎丘路131号）修理幻灯机的厂房和设备，建立中华科学仪器馆，资金6000元，职工4名，设备仅一台台钻及少量手工工具。建馆后曾研制成功船舶和航空用无线电收发报机，承包了当时中国航空公司两条航线上的通信设备，还亲自为招商局轮船装置收发报机，为发展中国航空航海事业通信设备作出了贡献，同时获利14万元。因经营有方，宁波商人朱旭昌集资和他合作，于1927年组成大华科学仪器厂股份有限公司。丁出任经理，朱任董事长，王性尧任秘书。因营业蒸蒸日上，1928年职工人数增至60人左右。其后，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权被美商亚洲电气公司以15万元代价收买。丁以此作为制造电表的资金，于1929年10月制造成功R301型直流电表。以后又扩大品种，先后制造了多种类型、规格的交、直流电表及电力表、功率因数表，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供学校物理电学实验用的电阻箱、分流器、检流计、可变电阻器等，实现了用国产仪表装备学校实验室的愿望。在此期间，丁还为美国西屋电气公司、鲍西·劳姆光学仪器公司等代理远东经销业务。

中华科学仪器馆及其后的大华科学仪器厂的创建，在中国仪表工业史上写下了三个第一：中国第一位仪表专家——丁佐成；中国第一家仪表制造厂；中国第一只国产仪表——R301型直流电表。

日本侵略军侵华期间，工厂产销发生困难。丁一面经商，一面办厂，以商养厂，惨淡经营。丁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制造航空仪表，坚持了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再度去美，收取代销佣金，并购买制造电表用的原材料，陆续寄回国内，准备继续大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亲朋劝他去台湾。丁拒绝离沪，说：“我的事业在中国上海。”并毅然将多年赢利购买地产，购置钢材、设备。上海解放后，立即在上海东大名路1188号建造装配大楼、车间、食堂。当时的厂房、设备，在国内仪表行业中是第一流的，电工仪表的产量、品种也居全国第一。

1954年，丁佐成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公私合营。大华科学仪器厂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大华仪表厂，丁任总工程师，负责全厂技术工作。1958年，大华仪表厂试制成工业用自动记录仪表。以后又从电子管仪表发展到晶体管仪表，进一步发展为集成电路仪表，连上了三个台阶。丁佐成在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开发成功并生产的智能化仪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仪表已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石油、机械制造等领域。大华仪表厂已经发展成为仪表行业的骨干企业。丁佐成为大华仪表厂和中国仪表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解放后，市场上仪表需求激增，大华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丁佐成便加快兴建东大名路新厂房。当时建筑材料紧缺，他到处奔走筹办，还抽空到工地检查施工质量和进度。经过一年多施工，一座四层楼的新厂房拔地而起。1951年8月，大华搬进新厂房，在人民政府的扶植下，生产发展很快，业务蒸蒸日上。

新中国要走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丁佐成创办仪表事业之初就立志要做中国的鲍西、劳姆，建立一个如鲍西·劳姆（博士伦）光学仪器公司那样的跨国大企业。这使他对新政府的一些做法一度产生一些不理解。但矢志不移的振光中国的理想，加上政府的帮助和教育，最终仍使丁佐成一步一步从不理解甚至是消极消沉的状态，走向公私合营，无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过去大华曾有过规定，仪表装配车间的女工结婚后不得继续工作。等到1951年新厂房落成，增加了许多新工人，组织起了工会筹备会。过去一些被大华辞退的女工便通过工会向厂方交涉，要求回厂工作。经过劳资双方多次协商，同意女工回厂工作，这场风波得以圆满解决。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大华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揭发出一些公司在资本主义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虽然后来政府本着实事求是和过去从宽的精神，还是评定大华公司为完全守法户，但丁佐成并没有看清自己的前途，拒绝承认“剥削”，对工人阶级领导也不服气。他不再理会厂里的生产，成天在厂里的空地上种花莳草，成了一个花园工程师。工厂生产很快停顿下来，一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厂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七八十个职工，百分之七十的资金积压，百分之六十的机器设备停工。最后丁佐成向董事会推荐王性尧担任厂经理职务，自己只作为总工程师，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1953年，公私合营过程中，丁佐成也一度想不通。他的学生——新华电器厂的邵鹤年带头申请公私合营，以此推动大华参与。邵鹤年对丁佐成说：“新华如被批准合营，必然能优先得到国家订货，那时候，大华就只能吃些剩羹残菜了。”这番话打动了他，沉思半晌，终于表示大华愿意申请公私合营。

1954年秋，政府批准大华、新华、太平洋、中国磁钢4厂合并合营。四厂共有职工368人，大华厂资产达到380万元，由原第一重工业局派驻大华的特派员施家溥任公方代表兼厂长，丁佐成任私方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性尧任经理，陆仁和、邵鹤年两人任副经理。

合营后不久，施家溥奉调离开，原永新电工器材厂公方代表刘友谅转任大华公方代表兼厂长。这两位公方代表对丁佐成的帮助和听取劳资双方意见，使厂里的生产有了转机。他对丁佐成十分尊重，遇事先和他商量，谆谆善诱，因势利导，不但使丁佐成对他的看法由原先的看不起转为非常钦佩，也使丁佐成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刘友谅更是和丁佐成一见如故，他认真贯彻党的对私改造政策，热情关心丁佐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积极支持他的新产品设计。他与丁佐成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共同研究修订新的规章制度，成立新科室，把企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而激发全厂职工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丁佐成被感动了，他看到自己的技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重视，他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动了。他和职工一起积极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试制各种自动化仪表，合营第一年就试制出新产品11种，其中有的支援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有的到莱比锡国际展览会参展。

在公私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合营后在大华也焕发出新的青春风采。他们自制成功磨轴尖机，一次磨制的轴尖相当过去手工磨制一年的数量。他们改变冲模工序，冲制零件从每月9万件提高到20多万件，不必再依靠外包加工。像这样经过工人们创造革新将生产效率提高1倍到30多倍的事例不生枚举。刚合营时，第一季度只生了2000只电表，其中100多只返修；三季度起，每季主量就增至8000只左右，须返修的只有几只。1954年，大华厂人均年产值为5385元，1955年猛增至12170元。1954年，4厂（大华、新华、大平洋、中国磁钢）合计年产值937000元，1955年合营后同样的人力和设备，年产值达到207万元，产品的价格平均降低51·7%，还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利润指标。合营3年，就试制成功了0·2级电表，而这种电表，美国威斯登公司开厂17年后才能生产。

看到如此巨大的变化，丁佐成感叹道：“私营三十年不如合营一年。”他真正认识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1956年，他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回来之后，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劲头更大了，他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要培训青年，决心为祖培养更多的仪表制造人才。

就在1956年丁佐成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会、全国工商联执委、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1966年，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于12月6日不幸去世，终年70岁。1979年8月16日，上海市仪器仪表工业公司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郑重为其平反，恢复名誉，骨灰移葬上海市龙华烈士公墓。

丁佐成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和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为上海物理学会理事。 组织生产了中国第一只国产电表，为中国仪表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丁佐成的一生，是为中国仪表制造事业奉献的一生。几十年来他以高超的科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的仪表生产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仪表专家。 丁佐成平易近人，自奉甚俭，中午在厂内用餐，经常是蛋炒饭加清汤。但对职工的困难，常能鼎力相助。他的长兄丁立成学医，在宁波创立华美医院，任院长。丁佐成在办厂有一定成就后，曾以医疗仪器设备资助，使该医院的设备在当时达到一流水平。丁佐成对厂内职工患有肺结核病者（这在当时是重症），送至该院治疗，一切医疗费用由丁负责支付。又资助某职员子女就读大学，完成学业。

“文化大革命”中，丁受到迫害，于1966年12月病逝。1979年，由上海市仪器仪表公司为其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