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达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委副书记。1916年10月，丁达明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九子园村一个贫农的家庭，祖上历代务农。为电影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从小参加劳动，七、八岁时就帮助父亲割稻、放牛、种地。在艰难中，丁达明念完了小学

。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只好辍学在家务农。直到十七岁时，他才得到在南洋做工的叔叔的帮助，进入文昌县中学习。丁达明喜爱文学和绘画。在县中，他写了一篇作文《文昌江畔》，深受师生好评。由于得到语文老师的鼓励，1935年他和几个同学结伴离开海南，到南京继续求学。从农村进入大城市，丁达明的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他开始结识进步朋友，接触进步书籍，慢慢地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革命。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处于危亡关头，丁达明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南京学联的抗日救国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丁达明归返家乡，以画笔为武器，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这时，他从一家杂志上看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决定奔赴延安。1938年3月初，他与几个同学，历尽艰辛，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之后，进入延安抗大，从此参加了革命队伍。

丁达明在抗大结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不久，又调至新四军

军部鲁迅艺术工作团任美术组副组长。1944年，苏北画报社成立，丁达明任该社美术编辑。这一时期，他一边战斗，一边作画，创作了一批以抗战为内容的木刻。抗战胜利后，丁达明随军北上，参加创办《东北画报》，任美术编辑。1949年，广州解放，他受党派遣，接管广东省艺专。1951年春，他被调至中央电影局中南影片经理公司华南分公司任副经理。三年后，又调至中南区电影公司任经理。就这样，丁达明走上了电影发行的工作岗位。

丁达明在华南、中南工作期间，主要致力于新中国的电影发行事业的筹建工作。解放伊始，人民政府虽然接管了敌伪经营的影院，但是，整个电影市场仍然充斥着资本主义国家和私营厂出品的影片。国营厂出品的故事影片以及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纪录影片在市场上数量尚少，处于劣势地位。当时在中南地区的丁达明和洪藏同志一起，依靠党的政策，领导电影发行部门的职工，通过统一排映，扩大宣传，举力“新片展览月”、“抗美援朝电影宣传月”等多种活动，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影响，改变了电影市场的面貌。在此期间，丁达明的足迹遍及华南、中南所属各省，并建立、健全了各级电影发行机构。

丁达明于 1954年调到北京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宣传处长，1957 年被任命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副经理。从此，丁达明参与了全国电影发行事业的领导工作。

丁达明来自农村，他比较了解农民对电影的要求。他一踏上全国电影发行工作的领导岗位，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着眼于广大农民看懂看好电影的问题。为此，他十分重视电影的宣传工作。他经常强调电影宣传工作的思想性与通俗化，要求电影宣传品的文字必须通俗易懂。他善于发现典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六十年代，他及时肯定和推广了基层电影发行部门做好电影宣传工作的“三步骤”经验，即“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搜集反映”，使这一经验在电影发行放映系统普遍开花结果。在他的主持下，中影公司又在北京、延边、福州和其他几个地方连续举办了农村电影宣传工作的现场会议，总结推广了河北三姐妹电影放映队的三镜头幻灯宣传经验，以及用口译配音和涂磁录音帮助各族人民看懂电影的经验。此后，农村三镜头幻灯宣传工作和少数民族语配音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开展了起来。

丁达明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六十年代初，山东平度县、浙江淳安县以放映队为单位，合理划定服务地区、合理设置放映点、 合理安排各类放映点的映出次数、 合理规定收费标准为主要内容的 “规划放映”经验，引起了丁达明的重视。他抓住这两个县的典型经验，先后在华东、中南、西南和东北四个大区召开了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加以推广，成效显著。之后，全国农村放映点大幅度增加，大大地加快了电影的普及的深度和广度。

1966年，在十年动乱期间，丁达明被打成黑线人物，备受摧残。他长期下放干校，后又在家赋闲。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重返中影公司。1980年被任命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

对于农村电影普及的贡献

丁达明对解决农村广大农民看电影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年，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民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更迫切了。丁达明已年逾花甲，他亲自和

同志们一起到湖北、湖南、广西的几个县、几十个公社，对农民看电影的现状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他及时肯定了湖北、湖南、四川、安徽等省根据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物质生活不断提高、对文化生活要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创办农村集镇电影院的经验。在文化部电影局领导的支持下，1981年春，丁达明在长沙主持召开了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推广了这一经验。这一新事物如今已在全国农村结出硕果，1983年，农村集镇电影院的数目已达四千多座。丁达明在五十年代，解决了电影送到农村的问题；六十年代，解决了农民普遍地看到电影的问题；八十年代，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看电影的条件，要使中国广大农民能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做了很多造福于农民的大好事

丁达明对于电影宣传工作十分重视，恢复了“文革”前在电影宣传工作上的许多好做法；并从1980年开始，恢复了“文革”前创办的对外电影宣传刊物《中国银幕》，还创办了大型的电影画刊《电影画报》。这两个刊物每期都由他亲自审查、定稿。《中国银幕》已在世界五大洲发行，《电影画报》发行量已达150万册。

全部精力献给了发行放映事业

丁达明原是一个美术工作者，当党把他安排在电影发行放映岗位上，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发行放映事业。丁达明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不为名，不为利；生活艰苦朴素，工作孜孜不倦。他说：“我愿意和同志们在一起，共同努力，使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能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