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观，汉语词语，指蜀相诸葛亮在《知人》一文中提出的自己的识人七法。

识人七法，即“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此七观可概括为：志、变、识、勇、性、廉、信等七项内容。虽然诸葛亮所处的年代离我们的年代已相当久远，不可能囊括所有用人之法，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现在用人标准，但他抓住了用人的要义，告诉我们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方法既简单易行又行之有效，具有现实意义。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此句即指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志趣有何特点。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重用,首先得了解他的立场、观点。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人,决不可委以重任。因为这种人习惯于见风使舵,没有定性。

志向是人们前进的动力，人无志不立。一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有人说没有志向的人，就好像在没有星辰的黑夜里行走，眼前漆黑一片，前程暗淡、渺茫；没有志向的人更好像在没有航标灯的大海中行船，鼓不起前进的勇气、不敢大胆地扬起前进的风帆。“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不仅观其志，还提供观志识人的方法。例如少年时的周恩来就有众所周知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宏图大志，通过周总理年少时的远大志向便可知其将来必成大器，实事已经证明，正是这一志向造就了世界瞩目的杰出政治家。由此可见，观志识人不失为选人用人的一个基本方法。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

此句中的“变”指的是应变能力。选人用人不应是本本先生，更不能是郑人买履的“郑人”，那么怎样知其应变能力强弱呢？诸葛亮的办法就是用无懈可击的言辞把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让他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嘴之力，看其反应如何。应变能力弱者无力回天，瞠目结舌；应变能力强者，定会绝处逢生，另辟蹊径，出奇制胜。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新意。诸葛亮认为能言善辩者一定是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之人，也一定是对该事情了如指掌，深得其道之人。此法有时是很灵验的，也是简单易行的。

辩论之道可以说是当今社会对诸葛亮这一方法的最大应用。辩论赛正反两方各持相反观点，彼此阐述各方观点和理由，揭露对方的矛盾，进行争论。一场辩论赛中不可知的因素很多，所以一个好的辨手必须具备良好的应变能力、丰富的相关知识、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卓越的口语表达能力。辩论赛之所以吸引人，则是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一场更富精彩、更具悬念的论辩盛宴，几番唇枪舌战之后，辨手的才能展露无疑，人才也势必会脱颖而出。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此句中的“识”指见识，本句指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 让他思考相应的计策,从而考察对方的见识，同时看他的谋略是否深远, 见识是否独特，不失为识才的一种好方法。古往今来,计谋匮乏、遇事束手无策的官员,即使有心为善,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也会力不从心,无法左右大局。相反，深谙计谋、胸怀韬略之人必是见识广博、视野宽阔之人，也必将是可塑之才。

当今社会取才纳贤之时普遍采用答辩面试等方法正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古为今用之例。由此可见，答辩面试之法有据可查，由来已久，千百年沿用至今且方式不断更新，兴而不衰，足以证明此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告之以难而观其勇”，此句是指通过棘手的事情来考察对方的勇气。古代武将带兵打仗主要看其是否忠勇。有句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可见勇敢、勇猛特别是忠勇在古代用人时是多么重要。但怎样知其忠勇呢？诸葛亮有其办法，他在重用一个人之前,则常常要人为地制造逆境,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临危遇难，勇与不勇则一目了然。

假设做好一件事，只需要克服一个困难，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成功；如果需要克服的是十个困难，成功的人数就会减少许多；如果困难增加到一百个，那么成功的人肯定是凤毛麟角。因此，人才是一定要经过重重磨难的洗礼才会显露出来。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曾说过：“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告知以难而观其勇”是选拔出色人才的重要途径。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通过一起饮酒来观察对方酒后的言论及性情。当人醉酒之后,其大脑的部分意识被酒精麻醉,往往会把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本我展露出来。因此，在识人方面“醉之以酒而观其性”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从生理学角度分析，酒后吐真言是因为急性乙醇中毒麻醉大脑皮层中枢所致,一般发生在饮酒者的亢奋期，此时其人已失去大脑的理性控制，一吐为快、毫无掩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们交流过程中都存在着某种隔阂，这种隔阂恰是由于人们心理防御机制作用形成。然而，酒却可以通过麻痹人的生理功能来达到降低心理防御机制的效果，满足其与他人交流、倾诉等内在心理需求，求得某种心态上的平衡，此时其真情、真言将自然流露。

中国酒文化由来已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有关酒的典籍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当然，诸葛先生绝非简单地提倡饮酒，其真正用意在于利用某种适当的媒介实现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交流沟通，进而达到察人观性之终极目标。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临之以利”是给予机会，甚至是把重要岗位交付予某人，然后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自古以来，百姓们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盼望自己能遇到清官、好官，深怕遇到赃官、贪官和糊涂官。诸葛亮认为廉洁之人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忠心耿耿，忠心为国之人，往往能够做到廉洁奉公；体察百姓疾苦，注意节俭之人，往往能够做到为政清廉；不贪酒、不迷色之人，往往能够廉洁自律。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同时他还要求蜀汉政府的各级官吏也要做到“清心寡欲，约己爱民”。如对“托志忠雅”，“为政以安民为本”的韵蒋琬；对“殷勤，有忠于国”的董和；对“非公事不言”的刘巴；对“秉心公亮”，“进尽忠言”的董允；对“忠清款亮，忧公如家”的杨洪；对“忠勤时事”的姜维等清政廉洁之人，诸葛亮都加以表扬并提拔重用。

公生明，廉生威，清廉的影响力和时代穿透力极强。事实证明, 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 只会危害国家利益, 损害政府威信, 伤害百姓感情。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指与对方商定某事,看他能否说到做到,是否讲信用。“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说话不算数, 就不值得别人信赖。所以, 看一个人讲不讲诚信，不在于他说的怎样，要看他做的怎样，事实胜于雄辩，因此，听其言,观其行,才是高明之举。

纪晓岚，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曾主持编辑《四库全书》，可谓高雅饱学之士，同时也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官做得不低。可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因为泄露机密而受到惩处，并为一生的高行留下微瑕，他本人也为这一诚信欠缺而终感羞愧。

众所周知，国无信不兴，人无信不立。《礼记》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受人之托，必办忠诚之事，此为诚信之人，为官者不徇私舞弊，不贪赃枉法，一身浩然正气，此为诚信之官。

纵览诸葛亮“志、变、识、勇、性、廉、信”七项识人法，不失为古代识才用人之精粹，但此七法仍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与之相比，当今考核公务员的五字标准“德、能、勤、绩、廉”对其有所吸纳的同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也就表明当今为官者需具备更高的素质和修养。“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因此为官用人者应擦亮双眼，识人用人时唯有注重多方考察、反复考验，才能做到全面知人、准确识人、正确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