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景光，男，籍贯不详，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组织安排，先后在中央调查部、中央统战部工作。20世纪80年代病逝于北京。
早在抗战之初，还在复旦大学学习的万景光，作为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向抗日武装输送募捐款和各类物资奔走呼唤，跟国民党、三青团中的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景光奉命转移到苏（州）常（熟）太（仓）游击根据地，继续为党工作。
抗战胜利后，万景光积极投身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科学社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有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雷洁琼、刘大杰、柯灵、赵朴初等26位知名人士，万景光名列其间。1946年底，经中共上海局研究，万景光被派往香港建立上海局联络点（办事处）。万景光到香港后，利用其父吴叠卿在香港开设的永春堂药店作为通讯联络点，并在摩利臣山道26号租房，作为宿舍和办事处；职业掩护方面，万景光通过岳父冯少山的友人、曾任“国大代表”的陈大勋律师的关系，同陈在香港德辅道合开荣记行（后改为国新公司），自任副总经理，以便公开活动。1947年1月初，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到香港，指导办事处开展工作。后来，刘晓、钱瑛、张执一、沙文汉以及陈修良等领导同志来港后都曾在这里居住、主持各项工作。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刘晓返回解放区，上海局驻港办事处由沙文汉领导，办事处的隶属关系也改为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工作重点转向对台工作，全力推进情报搜集与策反活动，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作积极的准备。
万景光是爱国工商业者、广东商会会长
冯少山的女婿。民进成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派万景光、冯修蕙(冯少山女儿)夫妇前往香港，担任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站长。当时，他们夫妇在香港摩利臣山道(铜锣湾附近)开办了“荣记”商行，并以此作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中共上海局领导刘晓、钱瑛、刘长胜、张执一、沙文汉等曾先后到香港联络站指导工作。1948年至1949年，在万景光的实际操办下，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开办十余期培训班，为解放上海培训了百余名干部及骨干。当时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领导对于如何开展此次学习培训讨论研究了多次，并反复斟酌学习的地点、形式和内容。由于坚持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斗争，几乎很少看到党的书面指示和学习资料，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他们也根本得不到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进行系统的学习，刘晓觉得，如果此次还是采用临时集会口头传达的方式学习，恐怕学习效果不会很好。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上海局领导决定把培训班的地点选在香港，时间相对长一些。有此考虑，一方面，香港在港英当局管治下，虽有国民党特务频繁活动破坏，但只要不触及港英当局的根本利益，一般我党的活动他们不过问，从环境来看比较安全可靠。另一方面,1947年初，万景光已经在香港铜锣湾设立了秘密联络点，目的是考虑一旦上海局领导在蒋管区形势恶化后可以转移至香港，现在正好这些联络点可以为学习培训提供场地。1948年2月至1949年初，由中共上海局组织安排去香港培训的学员，有十余期、百余名。他们主要是来自上海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科技系统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南京、武汉、西南及台湾等地部分党员。刘晓等上海局领导，非常重视学习班的工作，亲自主持参与了其中多期，钱瑛、方方、许涤新等也来作过报告。学习班成员白天一起学习文件、讨论解放及接管等诸多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如何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上海、如何接管上海，已成为上海局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趁此难得的安定环境，各委负责人还对各系统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利用晚上的间隙，写成书面报告。1949年1月中旬，在港参加培训来自各条线的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结束了学习，先后回沪，领导全市人民投入迎接解放的斗争。通过在香港的集中学习，他们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统一战线及其他党的重大政策的任务要求，为里应外合，迎接解放，接管上海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在这其中万景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基本完成香港培训班的组织工作后，1949年初，万景光还受命担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1949年，中共地下党员朱枫在香港送潘汉年的副手刘人寿上船，与万景光相遇并结识。其后，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何遂与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建立联系，并派朱枫赴台湾当交通员，与吴石传递情报。1949年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朱枫也没有幸免，很快被国民党抓获。之前闻知风声的朱枫虽经吴石安排，已经选到了老家镇海对面的舟山群岛上，但因为无船渡海，朱枫还是没能逃脱。被捕后朱枫决意寻死。1950年2月26日，在看守所内，朱把贴身的金锁片和自己穿的海勃龙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这位刚强的烈女子分四次混热水吞下。吞金之痛人们可以想象，次日被看守发现时朱枫已经痛得昏迷，如此重要的人物寻死，国民党不敢怠慢，直接派飞机把她送往台北医院。4件金饰残片在朱枫胃里留了两天，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审理此案的国民党少将谷正文后来曾留下一篇《吴石等叛乱案》，称朱枫“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并赞其“党性坚强、学能优良”。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授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对吴石、朱枫，还有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曦上校作最后宣判，轰动台湾。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