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郎》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序曲，被喻为漱石文学中最出色的青春小说。小说描写了主人公三四郎从一个乡下毕业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东京大学生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他的心路历程。作品通俗易懂，充满知识性与趣味性，从更深层次展开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生真义等的探求。

主人公小川三四郎从熊本的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东京的大学。来到东京这个与他以前的认知完全不同的世界后，在现代文明和现代女性的冲击下，他彷徨迷茫，不知所措。他被三种世界同时包围，一是故乡熊本，二是野野宫和广田老师所在的学问的世界，三是浮华世界。三四郎越来越被他暗恋的对象——美弥子所在的浮华世界所吸引。三四郎对美弥子一往情深，可美弥子的态度却暧昧含糊。她数次向三四郎提过“迷途的羔羊”这一词语，却最终与哥哥的朋友结婚。平凡的青年人在与大都市形形色色的人的交流中，也慢慢得到成长。

从幕末到维新时期，日本政府从制度、风俗等方面积极推行西洋化政策。尤其是在井上馨任外务卿期间，为促进改约交涉而采取了极端的欧化政策。井上认为，要改变列强对日本的态度，首先必须使他们承认日本也是文明国家，而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民，其风俗习惯乃至服装、举止都必须是西洋式的。作为推行欧化政策的重要一环，井上策划在东京耗费巨资建造“鹿鸣馆”，专门用作接待外宾，并安排上流社会成员在此与西洋人进行社交。

正因为当时的政府存在这种急迫的心理，在学习西方文明时，就难免会囫囵吞枣般全盘接受。“只要是西洋人说的话就盲目崇拜，并以此自得。因此，开口便将片假名胡乱吹嘘的人比比皆是”。另外，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把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等同于器物和技术，领略不到西方文化的真髓。而且只顾吸收西方文明，无形中便无暇顾及日本固有的传统文明，更谈不上将两者有机融合了。小森阳一把日本的西方化称为“自身的殖民化”，也就是说学习先进文明本无可厚非，但由于过度沉迷或盲目信奉，反倒将自身沦为西方的附属物。

正在日本如火如茶地开展学习西方文明的时候，1900年5月，夏目漱石在熊本任教期间，文部省选派他到英国留学。在伦敦的两年，夏目漱石收获颇丰，最重要的是，他已经逐步意识到日本正在一步步陷入盲目照搬的泥淖，存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所以他主张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不能以西方思想来取代东方文化和日本精神，而要吸收其精华、借鉴其长处，发扬日本传统文明。基于这种意识，夏目漱石一针见血地点评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浮躁且虚伪的，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文明批评，这些大多体现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如《我是猫》、《哥儿》、《三四郎》等。

三四郎

三四郎作为从熊本考到东京的学生，其生活的变化从赴京旅途之中就开始了。起初是遇到一位欲和他保持暧昧关系的女性，两人之间发生了扑朔迷离的故事。似一场艳遇般的情节设置，让读者在看到此处之时内心顿起涟漪，尤其是三四郎和那位女性共处一室时，两人行为以及思想上的差距，带给了三四郎极大的震动，这使得处于青春期的三四郎内心极其矛盾。

美弥子

美弥子是个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中长大的、从小就接受着新思想的熏陶的女性。她有漂亮的外表，窈窕的身材，给三四郎带来种种关于爱情的遐想。

美弥子在与三四郎交往过程中不时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好感和亲近。比如在帮助广田先生搬家时，主动暗示三四郎避开众人，寻找和三四郎独处的机会，但她却不认为三四郎有成为她丈夫的资格。所以她对三四郎时亲时疏，时近时远，时而倾心，时而进行嘲弄。这便是有意识时对三四郎无感，无意识时又不由自主地靠近三四郎。

美弥子这样双重人格的人，“无意识的伪善家”，正是时代的产物。她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对西方文明充满憧憬，思想开放、不拘俗礼，但最终还是囿于传统观念、无法逾越世俗伦理的鸿沟，选择了精于算计的婚姻，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

佐佐木与次郎

与次郎外向、自信、开朗、健谈、社会活动能力强，具有都市青年的普遍特征，是一个典型的都市小青年。比如，他喜欢主动与人搭讪，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主持杂志专栏，热衷于参加各种聚会，还在学校兜售文艺协会的戏票等等。

与次郎虽然常常表面上给人以玩世不恭的感觉，但实际上绝非游手好闲之辈。这一点可从他的日常生活行为中得到印证。比如，认识与次郎的人都认为，与次郎是个头脑灵活、谈吐风趣的大学生，他从不死读书、读死书,知道许多奇闻轶事，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同学们都喜欢与他交往。

与次郎是个性情中人，洒脱豪爽，不拘小节，做事常常“心血来潮”。虽然与次郎的这种不拘小节让周围的人感到放松，但有时也造成了不少麻烦。

广田先生

广田先生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约莫有四十来岁，“有一张清瘦的长脸”，鼻梁挺直，留着浓须，有点“像寺庙里的神官一样”，衣着简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广田先生喜好读书，但是他的读书习惯跟别人不太一样。在书籍的选择上，他有自己的喜好和想法，从不追赶潮流、人“读”亦“读”，而且还“偏爱别人不看的书”。在他看来，书海浩渺，如果不加选择，盲目乱读，是达不到提高自我的目的的，而且有些书还会让人思想混乱、迷失自我。

虽然广田先生没有出过国，但是他懂英语，而且借助许多诸如法国的凯旋门、英国的议会厅等的西洋照片，一直在研究西洋。他承认日本的确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打开国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是有很必要的，“一成不变是作茧自缚。一心替日本想着，只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但他同时也认为，外国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更不一定就适合日本，没有原则、不加选择地推崇，反倒会失去日本那些原本优秀的东西，产生“东施效颦”的结果。

在小说里，分离作为青春期成长的最初体验，体现为离开原生家庭独自走向一个更广的文化领域。三四郎因为考上东京的大学而离开老家熊本。他踏上火车，开始了一场从故乡到他乡的旅程。物理上的分离背后体现出的是从传统跨向文明的文化意义，此时的日本正用四十年时间搬演着西洋三百年间的历史嬗变，火车作为现代化速度的象征，不仅拉开了三四郎与老家的距离，同时也打破了他过往和谐稳定的生活习惯。在火车上，面对车窗外一闪即逝的陌生图景，三四郎下意识地采取了防御性的视觉策略，即将关注重点转向车厢内部这个相对静止的环境，以抵御速度所带来的冲击。

火车上的偶遇只是让三四郎心中稍起波澜，来到东京之后的所见所闻才开始让他由最初的向往变得忐忑不安。三四郎一面接触着应接不暇的新事物，一面借助着来自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的讯息，才能暂缓高速发展的近代文明带来的焦虑感。原生家庭虽然是他急于摆脱的对象，但毕竟是最初的栖身地。青少年依赖家庭的愿望有时会跟离开家庭的愿望一样强烈，这是分离带来的心理困境：在渴望扩张自己的同时也不禁畏惧退缩，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与陌生的世界之间徘徊不定。

三四郎在陌生而又新鲜的现代都市中，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基于自己有限的经验学识，他将身边这些人分别作为三个象征性世界图式的代表。“三四郎眼前有三个世界。一个遥远，具有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风气，一切都平稳安宁，想回去就能立即回去。然而不到万不得已，三四郎是不愿回去的。也就是说，那地方是他后退的落脚点。”第一个世界的代表人物是母亲。第二个世界是学者的世界，“生活无不困乏，然而气度又很从容不迫。虽然身处电车的包围圈里，但仍能整天呼吸着太平盛世的空气而毫无顾忌之色。这个世界的人因不了解时势而不幸，又因逃离尘嚣的烦恼而有幸”。由此可以看出三四郎对人事在理解上的片面性，尚未意识到没有人可以真正孤立于社会而活。“第三个世界灿烂夺目，有堪称万物之冠的美丽女性。这个世界就在眼前，但很难接近。”对于青春年少的三四郎来说，第三个世界——即美好的爱情——对他的吸引力才是最大的。三四郎渴望体验未知的世界，也试图找到自己在社会里的角色和位置，却慢慢意识到在激变的时代，他这种实际上游离在近代速度边缘的人生姿态并不能够如他所愿那样实现人生理想。充满遗憾的情感体验更是改变了他对于爱情的简单理解和对自身前途的看法。

这篇文章是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通过一个靠近主人公三四郎旁边的解说者来说明情况，这就给人一种客观的感觉。但是尽管解说者是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来叙述的，但是大多数场合都是围绕三四郎的视线移动来描写三四郎的意识活动。比如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弥子一边笑着说‘没关系’一边过小河”。实际上看着这一切的不是解说者而是三四郎本人。因此，给人一种亲近的感觉。

《三四郎》并不像它的外表那样是一个简单的平铺直叙的小说。漱石是在经过仔细斟酌之后而采取的一种通俗易懂、使人读了有亲近感的写法。表面看起来似乎很平常，但实际上蕴含了很多小说欲表达的深层含义。“麻烦只是要在这个氛围当中欲对这些人放手。剩下的是人们自由地游泳，自己创造出波澜。”看似让人物自由地创造出各种奇迹，但实际上漱石是绝不会让三四郎随心所欲游泳的。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大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是不可能不顾一切地追求自己个性的，特别是当时的知识青年必须要认清形势，根据社会需要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即使自己的能力发挥受到限制也要以社会这个大局为重。

夏目漱石（1867-1916），是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他原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至“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漱石一生著有两部文论、大量俳句、几百首汉诗，若干随笔和书信，但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以他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大批短篇小说竖起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给后来的作家以深刻的启迪。夏目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以他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丰富多采的艺术才能，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四郎》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9月1日至12月29日连载在《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通俗的故事情节吸引了大批读者，使得《三四郎》成为夏目漱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