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外交战略。其主旨是企图通过英国在与美国、英联邦和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环节中的特殊联系，充当三者的联结点和纽带，以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地位。

——战后英国帝国之梦未变

二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外债累累，国内民用生产萎缩，出口不及1931年的1/3，40年代又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使国外债务问题更加恶化。1945年英国的赤字达7.04亿英镑，1946年为3.86亿英镑，1947年为6.52亿英镑，1948年为4.96亿和1949年的4.88亿英镑。[1]此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根据二战的经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了旨在维持英国大国地位和荣耀的“三环外交”方针。1948年10月9日，在保守党的年会上他正式抛出了其“三环外交”的方针。他说：“当我展望我国未来时，我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我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是并存的，如果它们连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联合的力量足以推翻他们，或者甚至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到这相互连接的三个大环，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连结点上。这个岛位于许多空中航线的正中心，我们有机会把他们全部连结在一起”。[2]丘吉尔的这一外交思想，就是试图以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础，希望法、德和解，恢复欧洲均势，并利用原有的殖民地体系，挽救和恢复在二战中被削弱的英国的国际地位。乃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的一种无奈选择。

很显然，在“三环外交”的构想中，英国一厢情愿的把自己放在颇为重要的位置上。众所周知，经济决定政治，是政治的基础。大英帝国之所以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她拥有不可比拟的经济优势，而如今英国的经济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为何她还能在英联邦、英美特殊关系和欧洲这“三环”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让我们一起看看英国在这三环中真正的作用和地位：首先是英联邦，不可否认，战后初期英国仍以各种形式占有世界20%的土地和人口，但我们还须注意到的是英联邦各殖民地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使得许多原殖民地相继获得独立，而他们由于在种族问题、政治观念、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方面与英国矛盾重重，英联邦内的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英联邦这一环中的作用也日趋衰退。其次是英美特殊关系这一环，这种特殊关系只是对于经济处于劣势地位的英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美国似乎并不像英国那样看重这种关系，具体表现在租借法案的撤除，麦克马洪法案的出台，以及两国在阿以问题上不同的态度。因此，英国在英美特殊关系中只是一个被动的配角地位。最后是欧洲这一环，战后，英国与欧洲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英国为了保持自己所谓大国地位，不甘与欧洲各国为伍，因此在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中英国并未给与欧洲足够的重视。

——英国帝国之梦幻灭的催化剂

二战中西欧列强都受到了重创。英国认为一个经济萧条缺乏抵抗力的欧洲不仅会使英国成为共产主义的“阶下囚”，更重要的是会使英国难以迅速的发展，因此，英国对西欧联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丘吉尔不断的在欧洲各国发表演讲支持欧洲联合，他似乎成了“欧洲联合”的一个最为热情的倡导者。然而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尽管丘吉尔不断为欧洲联盟奔走呼号，但他并没有认真的设想英国进入一个联合的欧洲。他所希望的只是英国成为“欧洲联合”的“朋友和发起者，而不是其中的一员。”[3]可见，战后初期英国人沉浸在“大英帝国”的美梦中，他们认为英国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是版图遍及全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脑，如果作为一个成员国参加欧洲联盟，便与大不列颠的国际地位不相称。英国的这种带有幻想色彩的“帝国”意识在对待欧洲防务集团、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就更加暴露无疑。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显得很迫切。1950年10月法国提出了普利文计划—建立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欧洲防务集团，建立一支在统一的欧洲政治机构下的一体化的欧洲军。英国表示不可能参加这种“欧洲军”，因为英国是全球性的国家，有着广泛的考虑，她不参加任何超国家机构的组织，不能明确承担在欧洲大陆驻军的义务。丘吉尔也认为普利文计划十分可笑，他曾说过，它们是一堆“乌七八糟的破烂货”。[4]

欧洲经济联盟的雏形是欧洲煤钢联营。法国最初提出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该计划建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对德国、法国及未来的其他成员国都有决定权的最高机构。其中建立超国家机构的建议与英国的对欧政策及帝国心态相冲突，因此，英国称他们将不可能接受法国提出的条件。工党重申了由于英国在英联邦中及在最大的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英国政府排除了作为一个充分成员国的可能性。影子内阁的首脑丘吉尔也称，舒曼计划从原则上讲是正确的，但英国处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中心，并与美国关系密切，所以英国不能接受作为欧洲联邦制度中充分成员国的地位。由于各方面的阻力，英国最终未正式以成员国身份参加该组织，而是于1954年12月21日，与欧洲煤钢联营签订了有效期为50年的正式联系协定。1955年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6月，欧洲煤钢联营组织六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会晤。不久，他们就宣布打算组成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即一个对外设立共同关税并消除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的关税同盟。英国被邀请参加所有阶段的谈判，但他反映冷淡，并最终退出了谈判。1958年1月，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没有英国参加的情况下开始了工作。此时，英国与欧洲彻底决裂了，导致这种决裂的真正原因是欧共体的“超国家”性质，从英国方面讲即是她的“大国意识”在作祟。她担心英国的对外关税将干扰英联邦贸易协定的特惠制，同时他还担心欧洲经济共同体会疏远他与美国的关系。总之，英国认为他们的眼光应该是全球性的，而不应局限在小小的欧洲范围内。正如罗伯特·安东尼·艾登所说的，“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做不得的。因为大不列颠的利益是在欧洲大陆之外，所以我们的思想应穿越大西洋，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了它，我们将成为生活在欧洲一个孤岛上的普通的人。”[5]英国的这种“认识滞后”也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60年底，欧共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哈罗德·麦克米伦经过一场痛苦的重新评价，终于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但欧洲各国对这位迟到的朋友似乎并不太友好，以致英国的两次申请都被戴高乐否决。最后，英国终于1973年加入了欧共体。尽管罗马条约中许多条款对英不利，但这位迟到的欧洲人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了。

苏伊士危机——英国帝国之梦的幻灭

二战结束后，埃及国内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纳塞尔取得政权后埃及决定开始建造象征新政权的阿斯旺水坝。由于该项工程的复杂性和巨额投资，纳塞尔便将希望寄托于西方工业国家的援助上。西方国家由于担心苏联势力渗透中东，于是便决定向埃及提供贷款，然而埃及还宣称不放弃苏联向其提供的援助。更为甚者，埃及与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甚密，这些言论和行为无疑触怒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英随即宣布取消给阿斯旺水坝贷款的允诺。无奈之下，纳塞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运河公司的收入将用来资助阿斯旺水坝的修筑工程。

“苏伊士危机”发生了，消息传到英国，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多方面努力均告失败的情况下，英、法、以于1956年10月底悍然发动了入侵埃及的武装行动。英国国内就苏伊士危机的局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国际舆论纷纷谴责英法以对埃及的侵略（第二次中东战争） 。许多国家的人民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的行动和反抗侵略的斗争。英法在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而更大的挑战是来自美国的。美国认为军事干预可能招致苏联的插手，并且，与美国的全球性战略相比，“苏伊士危机”的重要性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了。在英法以军事进攻埃及一周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严厉警告英国，并敦促其停火。无奈之下，英法终于11月6日被迫停火。

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不禁要问，英国为什么要急于控制运河呢？仅仅在此事件发生的两年前，艾登本人还就英国撤出运河区进行过谈判。此外运河国有化之后，埃及并不打算截断英国的石油供应。因此，这场苏伊士远征对英国来讲又有什么必要性呢？也许我们能从麦克米伦的话中找出答案：“我们担心这种粗暴的践踏新近重申的国际协定的行为，将和当年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灾难的情况一样，使国际信义开始下降。”[6]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入侵埃及是为了履行其业已消逝世界大国的责任，挽救正在下降的“国际信义”。直到此时，英国还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仍然试图在国力日益衰退的被动情况下尽可能地维护世界的安全和稳定。然而事与愿违，英国在这次行动中更加暴露了她国力衰退的事实。首先，它进一步暴露了英国对美国的依附。事实上，这等于向世界宣布：英国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日不落帝国”了。其次，英国的威望乃至整个国际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人们开始怀疑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的性质。最后，英国在中东的影响急剧下降。从此，在这个传统的势力范围内英国只能甘当配角。在中东出现了权力“真空”，美国趁机填补了这个“真空”。更为糟糕的是，苏联也趁虚而入，不仅将长期控制埃及，而且逐渐向其他中东国家渗透，使该地区成为美苏角逐的场所。英国从此跨出了帝国之门。

痛定思痛，英国人开始对其“大英帝国”地位及其沉重的负担感到幻灭，他们开始怀疑自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角色。经过痛苦的思考政府做出了抉择：1961年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1967年宣布最迟将于70年代完成从苏伊士以东的撤军。梦想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大国心态是从历史上传下来的，不可能短时期内消逝。但毕竟从1961年英国开始慢慢的认识现实，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他们能更多的考虑到现实因素，而不是一味追求自己昔日的大国地位。这是值得英国当前政府引以为戒的，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通过以上对英帝国之梦幻灭历程的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国际交往中，每个国家及其政府都应该充分认识本国的实际情况从而选择正确的外交政策和路线；而不应该无视现实，一味沉迷于过去的强大或毫无根据地幻想未来的美好。

【参考文献】

[1]David Sanders. Losing an Empire, Finding a Rol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0.

[2]W. F. 汉里德，G.P.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4]阿伦·斯克德，克里期·库克.战后英国政治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更新958.

[5]C. J. Bartett. A History of Postwar Britan 1945-1974 Longman Group, 1977.

[6]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4]乘风破浪.[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