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为记录三里冢地区的农地被政府征收去兴建成田机场，农民与政府抗争的经过。从1967年持续11年拍摄，后成片7部、共16个小时。其中《三里冢·第二堡垒的人们》为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当时在日本，纪录片拍摄者基本上都站在反抗权力的立场，甚至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形式。小川绅介导演生前最后的谈话是这样的：“我不承认‘国家’这个名词，‘国家’这个名词是可以不要的。”
我第一次知道小川绅介这个名字应该更早些，是80年代中期在德国人乌里希.格雷戈尔所著《世界电影史》里，著者论述到“1960年以来的日本电影”时说，日本的纪录片“首先应提及的是小川绅介拍摄的一组报道多年的反对建立成田机场斗争的纪录片《三里冢》”，“这套影片中最杰出的也许要算《第二要塞的农民》，其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政治纪录片所没有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士戏剧的水平”。这些高度概括的史料性的文字，肯定没办法写出小川绅介这个活的人和他活着的电影，仅仅是名字，就像出现在同一本书里的另外数百名导演的名字一样，他们都成为卡片，夹在电影史的档案袋里。
画面中：一个农妇和她的女儿在强行驱赶者来临之前，坐在地上，旁边是一棵树，她们在相互用铁链把自己锁在树干上。雨飘着，周围不断有乱哄哄的脚窜来窜去，母女俩面色平静。女儿说：很冷啊。母亲把一件衣服披在女儿身上。看片到这里，我忍不住眼睛潮湿。另一个段落是画面里一边是一个农妇，一边是一排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警察。农妇对警察说，你们回去吧。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们住了好多年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你们知道吗？农妇重重复复地说着这些话，警察沉默不语。这个镜头也是一动不动持续了四分多钟。
我自己和很多人一样爱看故事片，但我看故事片的经验里从未获得过像小川纪录片里的那种震撼。我看故事片，知道那是虚拟的现场，编剧和导演们把他们的理解和想象编织成一个个场面，那是场景而非现场。我认为的优秀的剧情片是在创造我们想象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或者说是另一种真实，它是我们的经验之外却在体验之内的另一种残酷的真实。但是，故事片愈来愈堕落的今天，我宁愿去看纪录片，尤其像小川的纪录片，他始终“在场”的镜头之眼，完整呈现出他所目击到的真实现场，这种现场是不可复制和还原的，20年后它依然是现场，是历史的现场。
再回想五年前第一次看《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是一种在荒漠里行走多日，终于发现高山却仰而望止的感觉，心情是既狂喜又沮丧。那一年，我做完《流浪北京》一年多，正是迷惘空虚之中，看了小川的纪录片，狂喜自己终于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的努力方向，暗想奋斗若干年，可以干出点名堂，但如今五年过去，小川这样的人还是像座大山横亘在面前。忍不住想，像小川这样拍纪录片的人，也许你真的无法逾越他，一辈子只能望其项背。
第一，摄影机的位置，很明显地站在斗争着的农民一边，如果权力一方要来镇压，如果机动队要向农民施加暴力，那就让我们的摄影机从正面迎上去。这是通过银幕，也就是权力在和观众直接对话。第二，即使不能如我们所愿拍到理想的镜头，我们也决不使用偷拍。不是用
望远镜头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或是藏在角落里拍摄，而是堂堂正正地从正面把摄影机拿出去，拿着摄影机参加到农民的斗争中去。要想做到以上两点，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我们小川摄制组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