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篇奏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为确保做到“法其意”，王安石首先提出了人才问题。他指出，当时的许多官吏都是“不才苟简贪鄙之人”，文臣不熟武事，就把边防交给一群奸悍无赖之人，因此吏制必须改革；学校里只讲章句，学生所学全是无补之学；科举以诗赋为试，官员对治道一窍不通；恩荫给官，不问才学，只凭家世；因此学校和科举必须改革。他认为对官吏应实行法制，要“裁之以刑”。对于选拔、培养人才，他提出了系列陶冶人才之道，即“教之之道”“养之之道”“取之之道”“任之之道”。所谓“教之”，即以学以致用为唯一标准；所谓“养之”，就是“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即用丰厚的俸禄使之廉洁，以种种制度来约束他们，如有违犯，则绳之以法；所谓“取之”，即痛改诗赋取士的模式和痛改不合理的恩荫制度；所谓“任之”，即区别人的道德和能力之高下，分而任之，使人尽其才。

针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实，王安石把理财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国家财力困穷，官员贪污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治财无其道尔”，即理财不得其道。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即通过发展生产、广开财源来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此外，他对国家军力软弱、官吏享乐成风、坐吃山空等问题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

王安石还明确指出，他之所以上书，目的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革除“苟且因循之弊”，以期“合于当世之变”，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了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也是他日后实行“熙宁变法”的思想和理论基础。王安石清楚地知道，他的改革主张，在当时一定会遭到顽固派的非议，但他仍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身上，他恳求皇帝，能“勉之以成，断之以果”，将改革运动进行到底。

北宋自立国以来，重视科举择人，实行文臣治国政策。宋真宗以后，科举制度的腐败、恩荫的宽泛、学校教育的废弛，使得官僚行政机构十分庞大和腐朽，科场充弊丛生，加之考试内容、方式的陈腐、死板，只重文辞、不尚实学。于是，官场上“无能之士，禄以利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所以，到了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许多有志改革的人物，他们都把改革学校和科举，搜罗人才，刷新吏制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就是以“改革吏制，选拔贤能”为其中心的。在他的十项改革大纲中“明陟黜”“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都是涉及人才问题的，其旨意即在于从改革科举、考察官吏中，选拔一批具有实际从政能力，通晓政令案牍和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欧阳修也主张“尽去寻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并认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弭当今之大患。”他还说：“方今天下之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才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才，……所以无人。”苏轼在上书中也要求选拔人才、改革吏制，他说：“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治之罪也。”（《策论》）苏轼主张“择人要精”“任人宜久”，并且要有真才实学，坚决反对任用那些“多空文而少实用”的儒生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书呆子。这一时期有志于改革的人物的人才主张，或归于失败，或没有实施，但他们重视人才，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思想，对王安石的人才改革思想起了积极的、直接的影响。

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写给仁宗皇帝赵祯这篇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但也有人考证王安石上书当在嘉祐四年或五年。据《宋史·王安石》记载：“移提点江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祐三年也。安石议论高奇……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记载为嘉祐三年。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之人，犹莫不好德，《兔?》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着，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以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讠思讠思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着。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之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无，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说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重视学校

庆历新政之后，他提出加强学校教育的主张，针对的是学校教育仍然没有得到实际改善的状况。王安石认为学校是系统地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也是弘扬治学风气的重要因素。而当时社会却是“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所以他极力倡导发展学校教育，主张将太学设为三舍，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以利于人才选拔，设置律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以培养多方面人才，废除私学，因为私学会影响学校的设立和生源的数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到学校读书。他提出当代应该学习和效仿“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用人也应该像“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他的一系列建议的意图就是要把学校办成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加强师资

从师学习本来就是儒学的优良传统，且在韩愈、柳宗元等人反复论述教师的职责和作用之后，教师的地位有所提升，连名称也加上了“官”字，称之为“学官”，既包括专职的教师，也包括教学的管理人员，王安石对学官的选任也有论及。他的主张是“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而现实却是“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而且“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难以完成教者的职责。所以应该广设学校，重视教师选拔，其根本要求当然是品学兼优，能够做到“传道授业解惑”，使得学校不是空设，教师不是空洞说教，学生不是学无所用。

革新内容

显然，学校和教师都只是提供必要的环境场地和人力保障，对于学生来说，最为重要的当属学习的内容。尤其是当时的情况是学校课程内容陈旧、不适用，而且单一不够系统完整，难以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在文中王安石对此进行了批评，一是学者所教过于片面，没有古人教授得全面、深刻，缺乏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在文中他谈到：“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所教内容与从政等社会实践联系较少，导致多数人学习到白头，仍不能很好地适应所面对的工作实际。二是学者所教过于功利，只为应试，而不是为国家之用：“而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人们看重的只是功名，没有真正地想报效国家和社会，把学习看成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他还论述到：“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这严肃地告诫人们，急功近利的结果只能是功败垂成。三是所学内容过于杂乱，不够精深。在文中作者谈到：“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学有专长的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精通，只能是针对某一具体领域学习最有价值的知识内容。

正因为在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以上诸多问题，王安石才提出了专门改革教育内容的意见，他提出：“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法在于学。”从这段话可以发现，王安石对于教育内容的主张集中体现为“全面、实用”，认为读书人不能只学章句，还要学习礼乐、刑政、射御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技能。他提出：“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伎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常从事于射也。”全面发展才是真正有用的人才。他还主张，凡是对于国家治理毫无用处的教育内容应该一律删除，极力倡导学习内容的实用性。

择优选用

王安石认为皇帝是人才养成的决定者，涉及人才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如果说前面谈到的主要与教之、养之有关的话，那在取之、任之方面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首先是取之，即人才的选拔。这是历来最为影响读书人命运的一大因素，它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科举制取代荐举制无疑是人才选拔制度的重大进步，因为它使得一些出身于下层的有识之士有机会展示才华并走入仕途，极大地激励了读书上进的热情。但是，王安石生活的北宋中后期，在人才选拔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人才严重匮乏，他指出“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庸人占据其位，人才自然缺乏。二是选拔的途径和方式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受祖辈恩泽而被提拔的人才在增多，一方面通过考试作弊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在增多，公平性在下降。三是选拔标准出现了问题，这时的科举取士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茂才异等、贤良方正，另一种是进士，二者的出路就是成为公卿，但是选拔出来的贤良、进士的才能不足做公卿。王安石指出：“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选拔的人才长于记诵文辞，没有社会经验，更缺乏执掌政事的能力，这是最大的弊端。针对这些弊端，王安石提出：“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王安石认为一是把学校教育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二是下级推荐，上级考察；三是从言行事等多方面考察；四是试用之后再正式录用。

其次是任之，即人才的使用。朝廷对人才的使用，势必会反作用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因此王安石在文中着重谈了任之的问题。对此王安石谈到：“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人才的使用与选拔同等重要，应根据不同人才的特点和优长去使用。他还批评了当时的用人不当的问题，他提出：“至于任人，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用人只重出身和经历，不注重其德才，不能用其长，且频繁地变换官职，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精通，只能导致难为、不能为，最后只好不为。针对于此，王安石提出了用人的几个原则：一是“宜”，即“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二是“久”，即“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在职久了对其业务能够更熟悉，且能从长远考虑，也利于对其业绩的考察，不称职的容易显现，大家都会竭尽全力工作。三是“考”，即“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考绩是对官员任用的必要条件，反复考察，才会知其业绩如何，是否胜任，进而进行赏罚，这样才会使人才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语言简练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一向以语言简练而著称，而王安石尤其突出。他写作散文善于锤炼语言，力求准确、简洁、质朴，以最少的文字论表达最为丰富的含义。文中在谈到对人才问题的对策时提出：“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以“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词来概括出人才问题的四大方面，十分精要、简洁。其中在谈到“养之”时，直接概括提出：“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用了简短的12个字就把养之之道的三个对策阐释得清清楚楚，这样的语言不仅言简意丰，而且十分有利于读者把握作者的思路以及文章的结构，使得文章层次清晰，逻辑严谨，论述有力。

善于引用

此文作为上奏给皇帝的书，表达要求十分严谨，在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经常要联系古代君王，也要引经据典，这样说起来更顺畅、更易于接受。“先王”一词在文中共出现了44次，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体现作者谈论问题动辄以古论今，据理阐述，使得当朝仁宗皇帝无法反对，这也算作者上书劝谏的技巧。文中还多次引用，达15处之多，有《诗》《孟子》《书》《易》的引用等，通过引用，或引起话题，或印证阐释，能够更加有力地论述有关的问题。在谈到周文王能够陶冶天下之士而用之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的句子加以印证：“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通过诗句印证所要说明的文王善用人才的问题，十分有说服力。在谈到人才要全面学习，也要精通于射时，他引用了《易》的句子：“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这里以《易》的句子引出所谈论的问题和观点，即不光要学文，还要习武，文武双全才会胜任所任职务。

长于说理

王安石的政论文以说理见长，其笔触纵横自如，洋洋万言，把其对于变法革新的主张全盘托出，把问题阐释得清楚明白。首先，其说理得益于多种修辞手法的使用，对仗、设问、类比、对比、引用、排比、设喻等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能够增强说理的透彻性。文中仅设问就有30多处，多以“何也”或“……乎”的方式作为标志，引发议论或回答，使得各部分内容的衔接顺畅、过渡自然。在开头提出自己观点，指出天下有识之士以天不能久安，连续使用了两个设问，即“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连续设问引发连续阐述，语气增强，说理有力。其次，其说理性得益于精心的构思，作者能够娴熟地使用书的体裁格式，开头从写作缘由谈起，然后指出士人担心天下不能久安，分析其原因是缺法度，由缺法度谈到缺人才，由缺人才谈到君王对此的重要性，再由缺人才谈到对人才的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再由分别阐释到总体论证。这样层层深入地把问题阐述得明白透彻，其逻辑性十分严谨、周密。

因为王安石要求革新变法的主张，正触犯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出，就有人攻击王安石“迂阔”，甚至说他要乱国。由于社会阻力太大，所以奏书呈送之后，并未引起仁宗的注意，也未提起执政者的兴趣，而王安石也并未因此而受到重用。但他的改革愿望和过人的胆识，却在士大夫中赢得了声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也使其日渐成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明·茅坤：“荆公以王佐之学与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尽于此书中。所以结知主上，亦全在此书中。然其学本经术，故所言非汉唐以来宰相所能见，而其偏拗自用，大较与商鞅所欲变法处相近，故其功业亦遂大坏，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学者须具千古只眼看之。此书几万余言，而其丝牵绳联，如提百万之兵，而钩考部曲，无一不贯。”（《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二）

清·储欣：“荆公此书只是要改制变法，大肆更张耳，胸中有无数见解，无数话头，却寻出‘人才不足’四字统之，架堂立柱，将胸中所欲言者，尽数纳入，随机大发，故议论愈多，头绪愈整，由其以一线贯千条也。”（《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二）

清·沈德潜：“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将将数十万兵而不乱。中间丝联绳牵，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极长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九）

近代·梁启超：“秦汉以后第一大文。”（《王安石评传》）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人称半山居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封舒国公，后又改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1070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变法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文学上颇有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擅长说理与修辞，善用典故；词作不多，风格高峻。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