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前身为190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 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

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于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时事新报》确立了一种“独立不羁”的办报方针，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争取到了不同派别的读者，引导了社会舆论。

在谈到办报精神时，福泽谕吉说过：“凡与此精神不悖者，无论是现任政府、诸多政党、各工商企业、各学者团体，不论对方是谁，我们都将其作为朋友相助。若是违背此精神者，亦不问谁，皆作为敌人而排斥之。”

与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党团关系密切的私营报纸。前身为1907年12月 5日在上海创刊的《时事报》和1908年2 月29日创刊的《舆论日报》。前者主编是汪剑秋，后者主编是狄葆丰。两报于1909年合并，定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 5月18日改名《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清末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随后又转为研究系的喉舌。 1918年 3月 4日

创办的副刊“学灯”，在俞颂华等人主持期间，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所影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28年冬，张竹平、汪英宾等购得此报产权，张竹平任总经理，汪英宾任经理兼总编辑。1932年与《大晚报》、《大陆报》、申时电讯社组成联合公司(简称“四社”)。1935年报纸产权转让给孔祥熙财团，1937年11月26日迁重庆出版。1945年9月21日在上海复刊。1947年3月21日起改为晚报。1949年5月27日停刊。共出14785期。

《时事新报》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元济、高梦旦等筹组创办，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两个小报合并而成。《时事报》于1907年12月5日创刊于上海，主编汪剑秋；《舆论日报》于1908年创刊，为早年维新派的宣传机关。民国初年的《时事新报》，以编译中外报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为主要内容。该报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发表了许多倒袁文章。1915年黄群主持笔政时，与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呼应，公布了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一些密电，在当时舆论界声誉雀起。梁任公称上海的《时事新报》为护国军时期“唯一之言论机关”。1916年4月，张君劢从欧洲回国，兼任《时事新报》主笔，讨袁态度坚决，言论也十分激烈，《时事新报》日益成为上海很有影响的报纸。年底，张君劢北上时，将此职交给了张东荪。1917年开始，张东荪主笔《时事新报》，一直到1924年春辞职，前后达8年之久。

张东荪主编《时事新报》后，积极改善版面，亲自主持“论说”栏和“时评”栏，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评述，表示研究系和张东荪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见解。它成为张东荪议政论政的主要舆论阵地。《时事新报》与北京的《国民公报》和《晨报》相呼应，成为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在上海的主要喉舌和势力据点。张东荪经过艰苦努力，将它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之唯一大日报”，山在国内舆论界享有盛誉。

除了评议政治的社说和时评栏外，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注意介绍西方各种新的社会和哲学学说。从1918年1月1日起，柏格森的《创化论》由张东荪翻译，在《8寸事新报》上连载，达三个月之久。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增辟《学灯》副刊。初为周刊，后改为日刊。张东荪、匡僧、李石岑等先后任主编。

为了更广泛地介绍新学说，指导和反映文化教育界情况，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18年3月4日，张东荪创刊了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致力于宣传新思潮。《学灯》一开始便用白话发刊，风格与北京的《晨报》副刊很相似。

《学灯》开始每周一次，5月间每周二次，12月起每周三次，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从1921年5月10日起，《联时事新报》增辟《文学旬刊》；1921年9月16日，又增辟《社会主义研究》旬刊。每逢这些副刊出版时，《学灯》就休刊。《学灯》的版式也几度改变。最初每期只占大半版，1919年2月起扩充为两版。1922年后改为4开4版的附张。从1924年10月开始，《文学》和《艺术》等副刊的第4版辟为《教育界》附刊，《学灯》的篇幅只占三版；1925年?月后更缩小为两版。但同年11月11日起，又与《教育界》合并为四版。

《学灯》最初由张东荪负责编辑。但他一面忙于为《时事新报》撰写每天的社说和时评，一面编辑《学灯》，还要为《学灯》写大量的文章，因此，颇感劳累。不久，张东荪便聘请匡僧主编《学灯》。1919年4月，匡僧因脑病被迫辞职，张东荪请好友俞颂华(瞻庐)负责。1920年后，张东荪以《B寸事新报》名义资助余颂华赴苏俄采访(与瞿秋白一起)后，便又聘请好友郭虞裳(曾任上海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主编。1920年1月起，张东荪请著名哲学家李石岑接编，直到1921年7月底。1922年2月，改由柯一岑负责，直到1923年初为止。此后徐六几和郭梦良都曾担任过主编，张东荪也一度亲自主编《学灯》。这些编辑，在当时均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多或少是受张东荪的影响的”。

张东荪在阐述创办《学灯》的缘由时指出：“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这是他创办《学灯》的主要原因。他接着说明了《学灯》的宗旨：“一日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日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日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⑨实际上，《学灯》为创刊时，主要内容是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在这三项创刊宗旨中，“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只是表示对待思想自由的态度，只有第一项“促进教育，灌输文化”，才是真正的宗旨。

在创办《学灯》初期，张东荪主要是通过议论教育问题来灌输新文化的，所以它在当时是一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刊物。这在张东荪历次所发的征稿启事中，可以窥得一斑。1918年4月，张东荪发表《学灯》启事，内称“近来吾国教育弊端百出，如学制之荒谬，教员之堕落，学风之卑下，此外邪说披猖，道德陵夷，尤为伤心之象。苟有人焉，以铸鼎燃犀之笔，为之一一揭发，与纰缪之主义激战，以其文字投诸本报，当敬为披露，并愿以优厚之酬资，为定交之纪念。”1918年4月15日，张东荪又刊《学灯》启事：“本栏征求下列各稿：一、征求学艺上之意见；二、征求教育上之意见；三、征求对于近来出版物之批评；四、征求对于全国各学校之批评；五、征求教育上之讽刺画，六、征求学生关于修养之实验。”在1918年4月所发的另一《学灯》启事中，又说：“本栏征求全国中等以上学校调查报告(详述历史沿革及现在状况，如能将校长照片及校舍摄影附寄，尤所欢迎)。诸君如以平日参观所得，赐稿敝报者，无任欢迎。”可见，张东荪一再表示欢迎介绍各地中等以上学校的历史和现状、批评和揭露教育界的黑暗、讨论青年修养和教育理论的稿件，而且也的确大量发表了关于这些方面的文章。《学灯》前后开辟过“教育小言”、“教育研究”、“教育界消息”，“学校指南”、“学校消息”、“青年俱乐部”等专栏。直到1919年后，一般性的“思潮”栏才逐渐代替教育方面的言论；而居主要地位，但有关教育界的报道和评论始终占有很大篇幅。

张东荪特别关注《学灯》副刊。在创办初期，他亲自为“讲坛”和“教育小言”两个栏目撰稿。从1918年3月到12月，张东荪在“讲坛”栏中，连续发表了《国人读书力之缺乏》、《贩卖外国书籍之必要》、《中西思想之绝对相反》、《说鬼》、《运命思想亡国论》、《运命思想余谈》、《论演说》、《论译书》、《论报纸》等12篇《随感录》，讨论读书、译书、贩卖西书等问题。同时，在“教育小言”栏目中，他连续发表了《职业教育》、《人格之感化》、《教育与生计》、《教育与教会》、《门户之见》、《竞争之风》、《教授留学》《哲学与教育》、《文艺与教育》、《本栏之提倡》、《秦贺兰之思想》、《只崇洋却不模仿》、《模仿与文化》、《新……旧》、《人格与主张》等文章，讨论当时的教育问题。这些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与当时其它报纸相比，内容充实，思想开明，给人以清新之感，因而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欢迎。

恽代英主张应由社会承担哺育儿童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