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范司谏书》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出自《欧阳文忠集》。

上范司谏书

前月中得进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即欲为一书以贺，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

今世之官，自九卿、百执事，外至一郡县吏，非无贵官大职可以行其道也。然县越其封，郡逾其境，虽贤守长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鸿胪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计，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尔。故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九卿、百司、郡县之吏守一职者，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职者，受责于有司；谏官之失职也，取讥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时，君子之讥著之简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责，惧百世之讥，岂不重邪！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近执事始被召于陈州，洛之士大夫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材也。其来，不为御史，必为谏官。”及命下，果然，则又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廷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来，翘首企足，伫乎有闻，而卒未也，窃惑之。岂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将执事有待而为也？

昔韩退之作《争臣论》，以讥阳城不能极谏，卒以谏显。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谓不然。当退之作论时，城为谏议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论陆贽，及沮裴延龄作相，欲裂其麻，才两事尔。当德宗时，可谓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将强臣罗列天下，又多猜忌，进任小人。于此之时，岂无一事可言，而须七年耶？当时之事，岂无急于沮延龄、论陆贽两事也？谓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为谏官七年，适遇延龄、陆贽事，一谏而罢，以塞其责。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迁司业，是终无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今之居官者，率三岁而一迁，或一二岁，甚者半岁而迁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亲庶政，化理清明，虽为无事，然自千里诏执事而拜是官者，岂不欲闻正议而乐谠言乎?然今未闻有所言说，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纳谏之明也。夫布衣韦带之士，穷居草茅，坐诵书史，常恨不见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职，不敢言；或曰我位犹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终无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执事思天子所以见用之意，惧君子百世之讥，一陈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则幸甚幸甚！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四月，时任陈州通判的范仲淹被召回汴京，做右司谏谏官的职责，是规谏讽喻，对于政治失误、用人不当，不论涉及哪一个人，上至大臣下至百官，都可提出批评意见。品级虽然不高，却能参与朝政，进谏皇帝，它的作用十分重大，是个关系着天下能否治理、舆论是否公正的官职。欧阳修向来关心天下形势，立志革除弊政，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和洛中人士一起，对于范仲淹就任谏官寄予很高希望。所以就在范仲淹进京不久，便写了这封表示祝贺、鼓励、督促的信。

此信从谏官的职责，到众人的企望，以及古人例子，反复论述身为谏官，应尽谏职，不可等待，不要令人失望。信中运用排比句式，形成对比映村，说理鲜明有力。议论之中，间用感叹意味很重的反诘句式，加强论断，激起波澜，唤起读者共鸣。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政治上曾支持过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张，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