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出自《
孙子兵法·
谋攻》，原意为让敌人的军队丧失战斗能力，从而使己方达到完胜的目的。现多指不通过双方军队的兵刃的交锋，便能使敌军
屈服。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
孙子兵法》的核心之一。战争本身是损人伤己的事，军事威胁、经济手段等都更有利于本国，当今大多数国家遇到纠纷也很少直接诉诸武力的。此通常为全局上的大的谋略（当然也可以在具体战争中使用）。
语出《谋攻》篇：“孙子曰：凡是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它是孙武战争“全胜”观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追求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产生于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面对诸侯争霸、战争频仍的局面，一些诸侯国从争取与国的目的出发，联合中小诸侯，造成政治或战略上的优势，用避免直接交战的方式迫使敌国退让或屈服。《
孙子》一书对此做了全面论述，并将非直接交战作为谋求战略全胜的最高目标。《孙子》之后，历代兵家对这一思想做了多方面阐发。《六韬》说：“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六韬・龙韬・军势》），并提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的主张。后世兵家将这一观点发展为“不战而胜”的思想，主张通过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丰富了这一思想所包含的内容。基本内容是：①以“全胜”为达成战争目的的最高目标。《孙子》认为：“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孙子・谋攻》）也就是说，武力并非是实现预定目标的唯一途径，最好的方法是采用非暴力手段达成预期目的，而条件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不战而胜为“全”，战而胜之为“破”，无论国、军、旅、卒、伍，“全”是第一位的，“破”是必要的辅助手段。在力量对比上要“以镒称铢”，形成绝对优势，使敌慑于巨大的威力而屈服，这才是上策。②以伐谋、伐交为达成目的的重要手段。《孙子》说，要以“全”争于天下，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法在谋攻。谋攻的上策是破坏敌人的计谋，通过外交手段争取有利的态势，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同前）的主张。把伐兵、攻城作为下策和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伐谋、伐交、伐兵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不能谋也；伐交者，绝敌之援，使不能合也；伐兵者，合刃于立尸之场，不得已而用之也”（《武经总要・制度三・叙战上》）。通过伐谋、伐交、伐兵，使三者环环相扣，最终才能造成有利于己的局面。不战而屈人之兵反映了中国古代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斗争，用全胜计谋争胜于天下的思想。它是《孙子》用兵之道的理想追求和最高境界，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大贡献，在中国和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国时期，诸葛亮因错用马谡而失掉战略要地——街亭，魏将司马懿乘势引大军15万向诸葛亮所在的西城蜂拥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带领的五千军队，也有一半运粮草去了，只剩2500名士兵在城里。众人听到司马懿带兵前来的消息都大惊失色。诸葛亮登城楼观望后，对众人说：“大家不要惊慌，我略用计策，便可教司马懿退兵。”于是，诸葛亮传令，把所有的旌旗都藏起来，士兵原地不动，如果有私自外出以及大声喧哗的，立即斩首。又叫士兵把四个城门打开，每个城门之上派20名士兵扮成百姓模样，洒水扫街。诸葛亮自己披上鹤氅，戴上高高的纶巾，领着两个小书童，带上一张琴，到城上望敌楼前凭栏坐下，燃起香，然后慢慢弹起琴来。
司马懿的先头部队到达城下，见了这种气势，都不敢轻易入城，便急忙返回报告司马懿。司马懿听后，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便令三军停下，自己飞马前去观看。离城不远，他果然看见诸葛亮端坐在城楼上，笑容可掬，正在焚香弹琴。左面一个书童，手捧宝剑；右面也有一个书童，手里拿着拂尘。城门里外，20多个百姓模样的人在低头洒扫，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后，疑惑不已，便来到中军，令后军充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撤退。他的二子司马昭说：“莫非是诸葛亮家中无兵，所以故意弄出这个样子来？父亲您为什么要退兵呢？”司马懿说：“诸葛亮一生谨慎，不曾冒险。如今城门大开，里面必有埋伏，我军如果进去，正好中了他们的计。还是快快撤退吧！”于是各路兵马都退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