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耿克念》是明代文学家李贽创作的一篇散文。

我欲来已决，然反而思之，未免有瓜田之嫌，恐或以我为专往黄安求解免也，是以复辍不行，烦致意叔台并天台勿怪我可。

丈夫在世，当自尽理。我自六七岁丧母，便能自立，以至于今七十，尽是单身度日，独立过时。虽或蒙天庇，或蒙人庇，然皆不求自来。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历观从古大丈夫好汉尽是如此，不然，我岂无力可以起家，无财可以畜仆，而乃孤孑无依，一至此乎？可以知我之不畏死矣，可以知我之不怕人矣，可以知我之不靠势矣。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世人自迷耳。有名而死，孰与无名？智者自然了了。

前书悉达矣，嫌疑之际，是以不敢往，虽逆尊命，不敢辞。幸告叔台与天台恕我是感。

窃谓史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治，案法而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若吓之去，是以坏法之人而移之使毒害于他方也，则其不仁甚矣!他方之人士与麻域奚择焉？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

我已经决定要来黄安，可是回头一想，未免有瓜田李下的嫌疑，恐怕有人认为我是专门到黄安去求情的，所以又决定不来了，麻烦你向耿定力和耿定向转述我的意思，请他们不要责怪我就可以了。

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应当自己料理自己。我从六、七岁母亲去世起，就能自已安排，直到如今已经七十岁了，始终是单身过日子，独立去生活。虽然有时候受到上天的保护，有时侯受到人们的保护，但都是不求自来的，假如要我去请求别人保护自己，即使是死也不愿这样做。通观从古到今的男子汉大丈夫都是这样，要不是因为不愿求人，我难道没有力量可以发家致富，难道没有钱财可以雇佣仆人，而竟然孤单一人无依无靠，到了这种地步呢？从这里可以知道我是不恐惧死的了，可以知道我是不害怕别人的了，可以知道我是不投靠权势的了。因为人生总是只有一个死，没有两个死，只是世上人自己糊涂罢了。有名而死与无名而死哪一种好呢？聪明的人自然清楚明白的。

前一封信已经详细告诉了你，正在容易引起嫌疑的时候，所以我不能到黄安来，虽然违背了你的盛情邀请，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希望你告诉耿定力和耿定向谅解我，我就很感谢了。

我认为史旌贤如果用法律来处理我是可以的，如果想要用这个来恐吓我让我到其他地方去是不可以的。一个有罪的人，破坏法纪，扰乱治安，根据法律来査办，把他杀了是可以的，我假如要求饶恕，就不成李卓吾了。假如用恐吓的手段让我到别处去，那就是让我这个坏法的人转移到别处去害人，这也大不讲人道了吧!别处的人和麻城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所以我可以被杀掉但不可以被赶走，我的头可以割断而我的身体不可以羞辱，这是确定不移的，并不是很难明白的。

本文选自《续焚书》卷一。《续焚书》五卷，和《焚书》一样，也是李贽的诗文集，收录了他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和他在其他著作中少量的文章。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所谓“近世学者”即道学家，对他们所尊崇的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也作了批判。万历二十四年(1596)，耿定向的门生、湖北分巡道史族贤到黄安，扬言要以“大坏风化”的罪名把李贽驱逐出麻城。这是对李贽进行的又一次残酷迫害。李贽于是写信，痛斥反动当局的诽谤，揭露了他们的阴谋。

李贽（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赘，号宏甫，又号卓吾，又别号温陵曙上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不应会试。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死在狱中。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