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战》是秘鲁诗人、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巴西的共和革命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关头，社会动荡不安，有位名叫安东尼奥的人来腹地宣传原始基督教义。他预言一位英明的君主就要降临，把一切受苦受难的信徒救出苦海。饱受压迫和剥削的腹地牧民——甲贡索人信以为真，纷纷皈依，一些外地流窜来的盗匪、流浪汉和冒险家也加入了信徒的队伍并把安东尼奥称为“劝世者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打算在若塞罗城订购一批木材以便在卡奴杜斯盖一座教堂。

小说描写的这场“世界末日之战” 发生在巴伊亚州的高原地带卡奴杜斯。这块内陆腹地因地理和气候原因，常常干旱，以放牧为生的当地土著印第安和印欧、印非混血种人世世代代过着原始贫困的日子，交通不便，经济衰微，愚昧落后。1877年开始的大旱又让饥饿和瘟疫夺去了一半以上人口和牲畜的生命，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亡，甚至结帮造反，抢劫为生。这时一个名叫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的人来到此地，宣传基督教教义，祈祷圣父圣母和圣灵，预言将有伟大的救世主拯救人们逃出苦海。

被灾难、贫困折磨得近于绝望的民众很容易接受他的布道，尊称他为“先知” 、“ 圣徒” 和“ 劝世者” 。于是这位“ 劝世者” 身披长袍，一路风尘，徒步四方，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村落，宣扬人生而平等，人既不继承尊严也不继承羞辱，父权归属自由，恋爱自由，宣传财产应当共有，任何动产或不动产的个人所有都是罪孽，谁生前占有的多，末日审判时进入天国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劝导人们节俭消费，放弃享受，关注心灵，等待灵魂得救。他预言：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到下一世纪，大地之光将会熄灭，群星将会陨落，因此大家应该抓紧时间修复教堂和墓地，因为那是未来进入天堂或地狱的前厅。在他的鼓噪下许多信徒弃家离乡，追随其左右，在卡奴杜斯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民地，更有成群结队的流浪汉、病人、甚至土匪强盗涌向卡奴杜斯，希望在此得到拯救、治疗和保护。

若果仅此而已，恐怕还不会导致政府四次举兵征伐和起义者最终的尸陈遍野。“劝世者” 在聚集起一支势力不小的队伍后，正式与政府对立。他公开宣称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已落入反基督者手中，要想灵魂得救，就必须到卡奴杜斯来。他四处宣传，对灾民来说，交纳税赋无异于雪上加霜，收税人比荒原上啄食人尸的秃鹫更为凶残。于是他带头踹倒征税布告牌，反对捐税，抵制人头税，拒绝使用共和国货币，拒绝执行统一的十进位公制。总之“ 这是一个反抗现行合法政府的政治、宗教集团，他们建立了国中之国，因为他们不承认现行法律，不承认政府当局，也不接受共和国的币制” 。这个“劝世者” 勿论当时的统治是帝制还是共和，更不管执政的是何党，带领着一群被自然灾害与社会压迫打击得难以生存又得不到任何赈济和救援的难民，强占庄园，抢劫财物，揭竿而起，与当局对立。

19世纪末的巴西腹地是一片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地，干旱和洪水接踵而至，随时将整个村庄吞噬得一干二净，侥幸活下来的不是变成孤儿和残疾，就是沦为强盗和土匪。随着“劝世者”的到来，孤儿成为最虔诚的信徒，被凌辱的女人化身为世人景仰的圣母，强盗和土匪愿做圣地的守卫者，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皈依。他们守在一个叫卡奴杜斯的地方，日日念叨福音，期盼世界末日的降临。彼时，传说中的圣塞巴斯蒂安国王会手执权杖莅临人间，活人和死人统统要接受审判，而他们将跟随“劝世者”的脚步去对抗政府。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著作《世界末日之战》并非旨在讲述一个猎奇的传说。其实，小说对应的历史背景，可谓政治上一段突飞猛进的“进步”时期。1822年，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帝国；185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可惜，小说中那些“进步”的政治势力各怀鬼胎，他们力图把卡奴杜斯事件描述成背叛国家的罪行，一次次出兵割除这颗历史倒退的毒瘤。随着各种人群深入腹地，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些农民并不像官方宣扬的那样十恶不赦，狼心狗肺；相反，政府军占领腹地后烧杀抢掠，以致陈尸遍野，血流成河，才真正可谓惨绝人寰。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为赢得战争而不择手段在军政府眼中也理所应当。政府军竭尽各种酷刑之能事。捉到卡奴杜斯的人就鞭笞，严刑拷打，甚至挖眼、阉割。“壮丁”不足，西塞上校从监狱里找来各种重刑犯充军，并不在乎这些囚犯一有机会便奸淫妇女，屠杀平民。只要上战场杀敌，军队也纵容军官报私仇。中央有强势的军事独裁，地方的封建保守势力并未就此退场，这也是过渡时期拉美世界的常态。大庄园主与军政府沆瀣一气，共同压迫剥削贫苦大众。略萨的描述，让读者对从帝制向共和过渡期的巴西政治丑态一览无余。根据历史记载，从卡奴杜斯起义中幸存下来的平民不足400人，那些牺牲品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究竟死于何种政治势力的屠刀之下。正是这些无耻政客间的利益纠纷，把无辜的“劝世者”及其信众逼上梁山，卷入战争，数以万计的平民和军人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宗教与小说——阿尼瓦尔·冈萨雷斯

1822年，巴西宣布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帝国；1855年，帝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奴隶买卖；成立于1889年的巴西联邦共和国实际上是军事独裁的产物。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巴西联邦共和国成立。特权阶级打着旗号实现赤裸裸的利益瓜分，“民主”“共和”这些先进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巴西无法引起底层人民的价值认同。《世界末日之战》小说万花筒似地描述，让读者对从帝制向共和过渡期的巴西政治丑态一览无余。

《世界末日之战》的主题思想是争取平等和自由。《世界末日之战》表现了1896年巴西腹地的卡奴杜斯农民如何在基督教精神的号召和领导下，与政府军进行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从而争取平等和自由。这场战争是在“劝世者” 所宣扬的基督教教义及精神的影响下发起的。虽然腹地人民和巴西政府信仰的都是基督教，但属于不同的分支。巴西政府信仰的是己被世俗社会同化了的天主教，这种天主教受到了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的腐蚀，失去了原有的纯洁性和神秘性而腹地人民在“劝世者” 的引导下，信仰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可以从《圣经》中追根溯源、引经据典的并且坚守《圣经》中教义和精神的基督教，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原始基督教。因此腹地人民称巴西共和国为“敌基督” ，反对巴西政府实施共和制而巴西政府则要剿灭卡奴杜斯政权。因为信仰的不同导致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引发战争。“世界末日之战” 是腹地人民与巴西政府之间的政治战争，更是一场宗教战争。

《世界末日之战》小说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表现对拉美历史的独特思考。小说中的时间艺术具有独特性，它一方面以明确的具体时间和自然时序来显示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以模糊的、不确定的时间概念来展示小说特有的主观性，同时在结构安排上又通过时间的跳跃性、多层面性来呈现时间的立体性特色。《世界末日之战》涉及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无疑使它成为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作品，因而如何在小说中展示包罗万象的内容，也成了略萨创作的关键。为此作者在小说艺术方面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尝试，既丰富了小说的创作手法，又有力地表现了主题，如小说中的时间安排，一方面以明确的具体时间来显示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以模糊的不确定的时间来展示小说世界的主观性，同时在小说结构安排上又通过时间的立体性、多层面性来表现世界的立体性。本文拟就小说的时间艺术做一探索。

一、明确性

明确性是小说中时间交待的一种方法，也是作者处理时间的一大特点。《世界末日之战》是一部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小说，因而作者力图通过确切的时间来展示其历史性、客观性。小说涉及的卡奴杜斯农民战争，从1877年的大旱开始直到1897年的失败，前后20年，其中重要的时间和事件很多，如主要有1877年开始的大旱、饥饿、瘟疫和劝世者的游走四方，1893年玛赛特村踏倒捐税牌开始的起义，起义数周后州警察的行动， 起义者在卡奴杜斯的聚集，1896年10月和12月、1897年2月和5月政府军的四次讨伐，以及10月的全军覆没。小说以这段历史为基础，以众多的人物和事件完整展现了这一历史事实，探究了起义、进程和最后失败的原因。因而小说为了强调其历史真实性，作者明确交代了一些时间，如1896年10月2日、1897年1月3日、1897年2月8日、1897年7月18日等。

1896年10月2日，这是小说中第一个明确交待的时间，也是政府军第一次讨伐的时间，政府军的干涉显然标志着处地偏远的巴伊亚农民起义，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但一个连的兵力、“驱散强占庄园的匪徒并逮捕匪首” 的任务以及出兵的消息被当地报纸刊登“在殡葬和弥撒一栏下面”的事实， 同时又说明了起初人们对它的态度，从侧面说明了它在当时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1897 年1月3 日，这是小说明确交待的第二个时间，这一天巴伊亚州议会召开会议，此会在第二次讨伐失败两周后，尽管会议本身无关紧要，但这一天的报纸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报道了此会，披露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如自治党与共和党的争权夺利、所谓英国间谍的阴谋、联邦军队的干涉、男爵即将回国等，既解决了第一部中加尔被利用之谜，同时也为第三次讨伐作了足够的铺垫，丰富了小说的意蕴，为末日之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1897年2月8日，这是小说明确交待的第三个时间，就在这一天西塞军正式向卡奴杜斯进发，此时的卡奴杜斯已在各方不同人士的努力之下被复杂化，似乎变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但无论如何，一方是装备精良、势在必得的杀人魔王，一方是手持火枪长矛的信徒和农民，双方都坚信正义就在自己一边，信仰之战开始，西塞的意外死亡结束了一个梦幻，同时也为卡奴杜斯灭顶之灾做了铺垫。1897年7月18日，这一天摧毁性的总攻开始，卡奴杜斯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1897年7月18日好像就成了一个时间的中轴，所有故事在此前后展开。此前是政府军的进发和起义者的骚扰，此后在越来越多共和国军队的集结下，起义者终于没有能够抵挡得住装备精良政府军的进攻，敌人集结于卡奴杜斯，以他们的坚炮利器终于使卡奴杜斯变成了废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选择的这些时间正是整个卡奴杜斯之战的关键时刻或转折点，小说以这些明确的时间增强了客观真实性，从而让人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小说毕竟是小说，这些重要时间的交代方式在小说中是极为独特的。小说一开始，在第一情节块遥远的背景之下，第二情节块中，《消息日报》社的日历上清晰地显示的时间是“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星期一”，作者以此时加尔到此地刊登声援卡奴杜斯起义大会广告这种独特的方式，巧妙地交待了故事时间，既把第一情节块中的传奇故事置入现实的视野，又用报社工作人员的对话巧妙地交待了政府军的出兵，同时还引出与这场战争有关加尔与埃巴米农达，通过他们对此事的不同态度，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做好了铺垫。而第二、三个重要时间的交代同样极为巧妙，这两个时间的交代，前者是通过近视记者所作的新闻报道，后者是通过西塞发给最高统帅的电文， 两者都以一种极为客观的方式交代了时间，给人以无庸置疑的感觉，形成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卡奴杜斯命运发生根本改变的1897年 7月18日——这个时间是在近视记者在与男爵的对话中被强调出来的：近视记者： “七月十八日以前许多事情都是极为可怕的，不过，实际上只是在那一天我才触到、嗅到并把恐惧的感觉一直咽到肚里。”

“七月十八日我在伦敦。” 男爵说， “关于战争的事，我一无所知。那天的情况怎样？”“他们明天进攻。” 若安阿巴德气喘吁吁， 他是跑来的。作者在男爵的问话之后， 巧妙地接入了那天近视记者在弹药仓库中听到的若安阿巴德的话，于是事隔半年之后，在对话中对往事的回忆就与当时当地的实景结合在了一起，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场面， 做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主观与客观的结合。

二、模糊性

小说中，作者一方面有意明确一些在事件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时间，以增强故事的真实客观性， 同时还故意隐藏或模糊一些时间，只是留下一些时间的线索，让读者自己在阅读中去发现和明确，有意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以突出小说的主观性和阅读中读者的自主性、参与性， 共同营造一种主观与客观共有的真实。如关于政府军的第二次讨伐，作者较为详尽地描写了他们大败的康巴奥之战，但对于讨伐的时间却不曾明言，读者只有通过第二部中近视记者的写于1897年1月3日的新闻报道，“自从布里陀讨伐队被数量和装备均战极大优势的叛乱分子击败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星期” ，可以推知第二次讨伐失败的时间是1896年12月。同样关于第三次政府军的讨伐，读者已知西塞军出发的时间（如前所述）、西塞军的行程和活动，以及众多视角中西塞军的死亡，但至关重要的西塞死亡的时间文中却没有明确的交代，直至第四部第一章第四个情节块，从皮雷斯费雷拉上尉面对窗户的反思中，得知“从这个窗户，他看到了最近三个月来使腹地、使巴伊亚、使整个巴西震惊的事件” ， 如西塞向圣多山进军，大难不死的幸存者的匆匆返回，看到了火车运来的新的讨伐者，由此我们可知从西塞军出发到西塞阵亡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其大致的时间应是2—5月，至于随之而来的第四次政府军的讨伐，作者有意识地通过敌我双方日重一日的战备状态、日日推进的战争行程来表现时间的推移，详尽展示了战争的惨烈，在小说中明确交待的时间，除了7月18日以外，还有“四个月”：如近视记者在第三次讨伐的最后，一阵剧烈的喷嚏使他失去了完整的镜片，出于求生的本能他逃向了甲贡索人，并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事后回忆中“我在那里四个月，看到的只是……” ，可以得知政府军第四次讨伐所用的时间，而“里昂·德·纳图巴听说十月的第一天是，还听说政府军将从三面进攻卡奴杜斯并企图摧毁圣母教堂、圣彼得教堂和基督圣堂” ，以及敌人杀死了帕杰乌的消息， 而帕杰乌又是为掩护近视记者一行而死，显然，近视记者所说的四个月是指5—9 月，其后才有10月中卡奴杜斯最终的毁灭，因而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时间中，仍然可以推知其大体的时间为1897 年5—10 月。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部以历史为基础的小说，作者一方面努力交待一些明确的时间，以此来证明卡奴杜斯农民战争的历史性、客观性，但对于这拉美人熟知的卡奴杜斯农民战争，太多明确的时间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很容易破坏小说的虚构与想象，把它混同于真实的历史纪录。“我的书是小说，不是历史。” 这是作者对小说独立世界的认识和维护，正如作者一贯宣称的那样——小说是一种真实的谎言，是“一个单独的有主权的世界，其中却从本质上折射出这个具体的世界：一片谎言，通过其表面的皱褶显露出一个深刻的真理” ，它“以撒谎的方式说出真理” ，因而这部关于历史的小说，其意旨主要不在于真实地再现历史，而“仅仅是希望真正了解历史”，并借这段独特的历史来反思拉美的历史和文化现实，因而作者在整个小说创作中，始终将这场末日之战置于总体旁观与回顾之中，以众多身份、性格各异的人物和事件，多角度、多方位地总结历史，启迪人们的现实生活，这使得小说在客观的历史展示中又带有了太多人物的主观成分，为此，作者有意模糊一些时间，让读者自己来确定，读者的这种主观的推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个历史故事的主观成分，并与整部小说的氛围协调一致。

三、自然延续性和跳跃性

关于小说的叙述顺序，众所周知常用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故事顺序从头讲起，一种是荷马式的从中间讲起，略萨在这部小说中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如小说的主要部分——关于卡奴杜斯农民战争本身，尤其是政府军的第三、四次讨伐，几乎完全按照时间的自然推移来完成的，因此小说中充满了许多细部的时间，如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半个小时、几个小时之后、那天下午、夜幕开始降临、傍晚时分、第二天、三天来、五天后等， 作者以这些具体的时间为序，详细记述了发生在敌我双方的活动，无不给人以具体真实的感受。同时，在这样的自然时序中，小说第一、二、三、四部也就形成了末日之战的序幕、开端、发展、结局与尾声，几个环环相扣的部分，显示了时间的自然延续性。

尽管全书总的叙事时间是按照自然时序进行的，但在局部也有小的“错位” 和“颠倒”，从而形成了小说时间的跳跃性。如小说第四部政府军与起义者之间的生死之战，作者是用四个情节块的展示来完成的，其中块一部分是近视记者与男爵的一次长谈，块二部分是农民军中六大主力眼中的末日之战，块三部分是胡莱玛与近视记者眼中的末日之战，块四部分是政府军中六人眼中的末日之战。

从情节时间来看，块一是战争结束两月后，要明显晚于其他各块，而后三块的时间是一致的，作者用了三个情节块、六章，按时间顺序交待了第四次讨伐的始末，在这里作者把战后的回忆和战争的进程同时展开，通过提前交待近视记者与男爵在战后的交谈，把战争本身放在了战后思考的框架中，以两个被战争改变的人的所见所闻、回顾与思考，突出了对拉美历史及文化的思考，并在这样的框架中以自然的时序再现战争的状况，通过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同角度对末日之战的展示，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感和立体感。同时，在男爵与近视记者的长谈中，不仅交待了一些由卡奴杜斯之战引发的问题和矛盾，而且预叙了事件发展的结果——起义者全军覆没，很快被人为因素有意淡忘。这些预叙的结果，不断在提醒读者去思考为什么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读者与作者一起去思考，有利于小说主题的完成。同时，还交待了一些至关重要的情节线索，如劝世者尸骨的发现、贝阿托迪的死亡和卡奴杜斯最后的毁灭，这些情节的叙述时间明显早于故事时间，从而形成一种错位中的颠倒，而这种颠倒又是小说整体叙述所必需的，因为这些被提前的内容，几乎全是卡奴杜斯最后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由于缺乏见证人或旁观者，以小说整体的回顾与关照的方式是无法完成的，而这些错位中的颠倒，从战后的回顾与思考的角度加以展现， 一方面形成了小说的悬念，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又让读者在已知结局的情形之下阅读，以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以更好地领会理解作品包罗万象的内容和思想。

小说中，作者还有意使用了从中间写起的写法，以更进一步突出小说时间的跳跃性，如加尔这条故事线索， 这个英格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出场是在1896年2月某一天的消息报社，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一出场就引起了包括埃巴米农达和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关注，于是关于此人的故事就成为小说第一部中的二、四情节块的基本内容，这两个情节块以同一人物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活动为主要内容，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不同的情节块的情节线索互相交织，从而形成了小说时间的跳跃性。

四、多层面性

为了体现小说包罗万象的内容，作者在时间安排上还以他擅长的情节块结构方式，同时表现不同时间、空间中同一人物的活动，或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中不同的人物的不同活动 表现事件的多层面性，从而形成了小说时间的多层面性。如小说第一部，分为七章四个情节块，其中块一主要是劝世者的活动和卡奴杜斯起义，块二是加尔当时的活动及结果，块三则在七章中分别讲述了七个起义的主要人物的生命故事及对劝世者的追随，块四则是有关加尔的历史和对现实的思考。在这四个不同的情节块中，块一的时间无疑是明确的，从劝世者风尘仆仆的游走开始，按时间顺序自然展示了起义、州警察的镇压、集聚卡奴杜斯以及两次政府军的讨伐及其失败，所有这些内容作者是以自然时序展开的；块二中加尔的活动从1896年10月政府军的第二次讨伐开始，从时间来看显然是在块一第六章之后、第七章之前，而其后情节的发展同样是按自然的时序进行；从时间上来说几乎与块一第七章同行；而块三的情节很难区分孰先孰后，七个完全不同的人的生命故事就像七个来自不同山头的泉水并列流入劝世者的身边，共同汇集成卡奴杜斯洪流，而显然这一切又都完成于1897年之前；块四中加尔的历史同样可以追溯到1850年前后，1893年左右到达巴西后的活动显然又可以被认为与劝世者的活动并行，也正是因为加尔的被利用这才有了巴伊亚州议会会议和其后西塞军的讨伐。其中加尔的过去与现在的同时交待、劝世者及其追随者的故事，都构成了事件的多层面性。而且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小说第一部中，作者就是以不同的情节块从多角度、多方位展示了卡奴杜斯的起义及所引起的反应，为小说的中心内容——政府军的第三、四次讨伐作了铺垫。同样，小说第三部中的五个情节块：其中块一伟大的西塞为共和国而战带兵前往卡奴杜斯 近视记者成为目击证人；其二加尔为远大的理想驱策赶往卡奴杜斯，胡莱玛成为同行者；其三卡奴杜斯积极备战准备迎接官兵；其四鲁菲诺的寻妻与报复；其五男爵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返回庄园，西塞养病及庄园被烧，这里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高度集中——为了各自不同的目的，各类不同的人物一起赶往卡奴杜斯，在这同一的时间和空间里，作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他们不同的活动及心态，但卡奴杜斯这一纽带和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又将各条情节线索相连，如西塞军的进发和加贡索人的守卫、西塞发病和卡龙毕庄园的养病、加尔的逃亡和鲁菲诺的报复等，所有的故事在时间的自然推移中又几乎是并行的，自然的时间似乎也因不同人物的变化产生了多层面性，从而多方位揭示了事件的丰富意蕴。

另外，小说中那些明确交待的时间，不仅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小说的结构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这一时间不仅是政府军第一次讨伐的时间，而且可以说是第一部中的一个时间中轴，这一部中所有的事件如各人过去的经历、卡奴杜斯的起义、反政府军的两次胜利、加尔的活动、埃巴米农达的阴谋都围绕这一时间中轴进行。这里1877年的大旱、劝世者的活动和众信徒的追随及1893 年的起义，这是情节发展的一条时间之链，而加尔的历史和他在巴西的活动，又是情节发展的另一条时间之链，同时这两条情节的交合也与这一天的消息日报有关——就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政府军步兵第九营一个连向卡奴杜斯进发的消息。因而在这里时间既是历时的，同时又是共时的，从总体来说，各情节块的情节发展基本上是纵向发展的，但在空间上又具有一定的并列性，而且在同一时间两条线索交汇，构成时间的多层面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说紧紧围绕世界末日之战，以时间的确定性和模糊性，展示了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以末日之战的序幕、开端、发展、结局与尾声，环环相扣地显示了时间的自然延续性，同时在这自然延续的时间中又呈现出跳跃性和多层次性。作者对于时间的这种处理， 既包含了他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又体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独特认识。对于略萨来说，历史作为一种已经永远逝去的事实，它是今人无法直接感知的，也是永远无法复制的，因而利用有限的历史资料来铺陈故事、塑造人物的历史小说，同样也不可能以艺术的方式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对过去历史的复原注定了只能是一派“谎言”。但他仍然选择了这一影响巨大的历史题材，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努力使读者走进了那段历史，走进了那个时代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许这些人物并不真实，但真实历史事件的存在为这些人物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尤其是这些未必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他们真实的爱和恨、痛苦与欢乐、梦想与无奈，使得人们通过他们感悟到了更深刻的历史、人生与人性，从而完美地诠释了略萨对小说“真实的谎言” 的认识，这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无疑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一、叙述者的选用

对于长篇小说来讲，叙述者的选择是很重要的环节。在《世界末日之战》中，略萨安排了两类现象：

1、无形的叙述者

这是叙述者根据文本的要求把自己彻底地隐蔽起来。他常被用在文本的开头或人物出场时。这时他是一个不在场的饶舌者，一个冷漠的、不可少的观察者。“他没有露面，和客体或叙述的主体融合在一起。使他能够隐身的法则是客观化，他讲述发生的事情，但是不加评论，只限于传达人物所做的、停止做的、独自议论的或一起议论的事情，从不披露自己的思想和面对叙述的世界产生的反应。他缺乏主观性，和一架可以拍摄无形的东西的电影摄影机一样；他不想说明，而只想展示。由于他一丝不苟地遵守不可违背的客观性法则，所以达到了他的目的。读者觉得他不存在，以为叙述的内容在他眼前自动产生，是它自己开始、自己结束的” 。

小说的开头：他身材高大，但十分瘦削，似乎让人看到的只是他的侧面；他肤色黝黑，虽然瘦骨嶙峋，双眼里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花。他脚踏牧师们穿的麻鞋，身着深蓝色的长袍，这一切令人想起那些在腹地走街穿巷，给儿童洗礼、为已同居的情侣主持结婚仪式的教士们。很难猜出他的年龄、出身与来历，但是在他那平静的面庞上，在他那俭朴的生活习惯上，在他那冷漠、严峻的神情里，总有某种东西吸引着人们，即使他没有说出劝戒的话。作品以这样的方式开头，出现了一个“他” ，他的体形、相貌、衣着、行为像在摄影机前面似的被原样复制下来。读者找不到叙述者的任何提示，于是只能自己去看、去想、去判断。“他”是谁？“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威严和吸引力？这种不加任何评论、只是显示的方式具有很强的逼真性和客观性，使读者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从接受效果来说是给了读者很大的主动权，充分调动了他们的阅读兴趣，使他们自己去判断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这种客观的，不加任何解释的写法可以引起很强的悬念。这一个个悬念也吸引读者进入作品，发挥自己的联想、想像力，去探究结果。这种显示虽然有很强的逼真性，读者似乎看到了“他” 的身影，但是读者和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距离却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出现的人物对于读者来说始终是个谜，读者作为猜谜的旁观者是无法与人物沟通和认同的。这从客观效果来讲，读者与人物情感的疏离也使读者感到人物的神秘。

2、讲故事的叙述者

作为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他虽然不再对故事发表言论以示自己的情感倾向，但他必须承担起指引故事发展、介绍基本情况的任务。《世界末日之战》的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末，与略萨创作的时间相差近百年。对于故事的起因、发展、结局，叙述者是要给予一定的交代的。更特殊的一点是在这部作品中，甲贡索人是一个独特的团体。他们的讲话方式、思想习惯对于处于现代社会的作家来说是不可能原样重现的。

略萨说在《世界末日之战》的写作中，“让我费力气的是要造出一种对话” ， “要让甲贡索人说话，那我就很有可能闹笑话或者弄得不真实。就因为这个，我才通过一个叙述者或者是一段叙述的方法，让甲贡索人间接说话。或者他们说话的时候，也是采取简洁的方式。” 如：像往常一样，“劝世者” 直接触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他谈到圣父、圣子二位的变体，谈到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说；为了把艰深的道理说得明白易懂，他这样解释道，卡奴杜斯也可能变成耶路撒冷。他用食指指着法维拉山和橄榄园的方向说，基督由于犹大的叛卖在那里过了可怕的一夜；再过去一些，在卡纳布拉沃山上，就是耶稣的受难处，那些不敬神的人把基督和两个强盗分别钉在十字架上。他讲述一些简单而重要的事，他讲的那些事人们是明白的，因为早在那遥远的、刚学会吃奶的儿时，他们就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 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

作家依靠叙述者的全知全觉的优势以一种概括的方式使“劝世者”的话语得到表现。这样做，既省去了无法使甲贡索人语言重现的缺陷，也避免了行文的口罗嗦，使叙述自然、流畅的发展。同时在塑造人物“劝世者”时不再现他的话语，而是对他所宣讲的内容进行中心意义的概括，这使人物被蒙上一层多少有些神秘的面纱，在阅读效果上也可以体会他讲话的庄严感。

一个人物加叙述者。这个人物处身于作品中，同时要承担起叙事的功能。作为作品中的人物，他有自己的活动空间，那么他叙述的事情就不会超出他的经验范围。略萨说“ 一个人物加叙述者知道的东西不可能比他经验范围之内的还要多” 。在现代的叙事学中，这种情况被称为“第三人称有限视角” 。

《世界末日之战》要讲述一个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故事，如果全部由全知叙述者来讲，从效果上会产生对读者指指点点的效果，而且这样做，也不利于表现人物的内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作家在作品中安排了许多人物：有“ 劝世者”集团的人员，有政府军方面的官兵，有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普通人，由这些人物在合适的时间、空间中承担起叙事的任务。比如书中有位记者就是这样的角色：严重近视的记者见西塞上校扬刀跃马朝山下飞奔而去，他心跳得更厉害了。然而上校刚跑出五十米远，就见他全身缩在马鞍上，紧紧抓住战马的脖子，战马突然停了下来。近视记者见西塞上校让战马在原地转了个圈儿，战马仿佛接到主人前后矛盾的命令，近视记者才明白为何当时那些军官和卫兵大喊大叫，背着机枪朝山下跑去。莫莱拉·西塞跌下马来。

在第三次对卡奴杜斯的进攻中，西塞上校是军队的惟一首脑。整个部队在他的指挥下行动。近视记者等于是一个观察西塞上校的窥视镜，上校的一举一动在他的视线前展开。在这段叙述中，作家更是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了近视记者的身上。当战争处于白热化阶段时，战场的局势、人们的心情是无比激动的。在这时，近视记者眼镜的失落这一细节将这紧张的空气进行了转移、消解，也省略了骑兵是如何冲锋的这种不必要的交代。当记者为眼镜的安全而庆幸的时候, 最让人窒息的时刻到了：西塞上校的亲自出马。这时由于近视记者是整个场景的叙述者，读者也只能随着这位严重近视的记者的目光去看上校的举动。近视记者的视野就是读者的视野。读者只能产生和记者一样的吃惊、疑惑和不安, 读者的感觉被记者的感觉左右了。这种将读者直接带入时空，带入现场，将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无限小的拉近，使读者以叙述者的眼光为眼光、心情为心情正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作品中常常出现，使这个看来很隔膜的故事与读者在心理上达到了沟通。同时，这种叙述视角的选用，可以直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由人物自己说出他对人、对事的想法，更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

叙述者的转换

略萨认为“一部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叙述者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的情况是：小说总有几个叙述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轮流给我们讲故事” 。在《世界末日之战》中，故事由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和书中的人物讲出。这两类叙述者轮流讲故事，作品从行文上讲具有了跳跃性。请看下面的这一段落：“这片土地将被大火烧成焦土。”“劝世者”一面说，一面从床上欠起身来。头天夜里的宗教游行直至午夜过后才结束，他们至多也只睡了四个小时。心灵耳聪的利昂·德·纳图巴却在睡梦中听到了这清晰的声音。他从地上一跃而起，赶忙找来纸和笔，将这句话记了下来。这样的警句是万万不可遗漏的。“劝世者” 此刻沉浸在幻梦之中。

利昂·德·纳图巴知道，贝阿迪托交给他的这桩差事，虽能使他和“ 劝世者”时刻呆在一起，但责任也确实非同小可。他一面记录，一面听着隔壁屋里女信徒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她们正焦急地等着玛利亚·瓜德拉多下令让她们到这边来。在这段话里，有不同的叙述者的变化。“劝世者” 作为甲贡索人精神的指南和归宿，他的一言一行自然是所有人关注的重心。虽然作家在处理他的讲道时运用了概括的手法，但在他的个人生活中还是要尽可能体现他的话语。全知的叙述者讲出了“劝世者” 的话、他每日的睡眠状况，并对负责记录“ 劝世者” 、“箴言” 的利昂作了评价：心灵耳聪。之后，叙述者就进行了巧妙的转换：“ 这样的警句是万万不可遗漏的。” 这句话自然是利昂的心理活动，是他对“劝世者” 所言的重视心理。利昂在这个小的故事中就承担起了叙事的责任。作品中写了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这样，叙述者由全知的角色转入书中的人物，由他接着讲故事。

同时，在作品中，作家是安排了许多人共同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在每一部中，作家总是让几个人物出来说话，让这些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把故事讲下去。比如在第四部中，主要写最后一次围剿的情况。作家在每章的最后一个板块中，就选取了政府军的一员：上尉、班长、军医、将军、士兵、上校，通过这些人物来讲述发生在军队中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这样叙述者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让许多人说出自己对战争的意见，战争变得复杂起来。总之， 作家创造不同的叙述者，是为了表现内容而服务的，是为了使作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努力的。

二、时间的突破

长篇小说属于叙事文体，故事是它的核心。故事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结局，这其中就包含着时间的流程。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说：“小说的基本面是故事，而故事是对一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 所以对现实主义的小说来讲，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时间包括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

“小说中的时间是根据心理时间建构的，不是计时顺序时间，而是主观时间，这是一条毫无例外的规律。” 的确，作家在创作上所依据的是心理时间，在现实中的漫长的时间流程在作品中可以以一句话带过去，同样现实中的仅仅有几秒钟的时间也可以被作家繁衍成长篇小说。所以在创作中，作家并不关注现实时间，他只是在一心一意根据作品的具体情况创造出另一种特有的时间、由话语组成、区别于现实的时间。

具体到《世界末日之战》，与这场战争相关的现实时间从计量的角度来说是漫长的:有起义前“劝世者” 常年的游历、讲道，吸纳信众，建立卡奴杜斯;有卡奴杜斯的信众在加入“ 劝世者”集团前的经历；有政府方面不同党派一贯的不协调；有加尔、近视记者、胡莱玛等人的经历及日常生活；有甲贡索人与政府方面的两次非正式交锋；有双方的三次大的战役；有政府为了战争而做的一系列准备，还有战争后许多人的结局。

可以想像如果以现实的时间为作品展开的依据会使时间成为制约创作自由的羁绊，同时时间上的无节制蔓延会使作品结构松散，对读者的吸引力减弱。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作家必须运用自己掌握的文字来创造出由话语建构的叙事时间。

以作品的第一部为例来看。第一部的故事含量很高。有“劝世者” 的出现；他与信众在卡奴杜斯定居及日常

活动；“劝世者” 集团对政府的几次反抗；共和党党首的阴谋及加尔出于对“ 劝世者” 的同情去给他们送武器；还有加尔送武器途中发生的事件；几个甲贡索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从现实的时间跨度讲是很长的，而且许多事件是发生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或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这时作家对时间的安排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部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摆脱了传统的依据时间先后来结构作品的模式，忽略了现实时间的干扰。作品的开头是“劝世者” 出现；之后就讲加尔要刊登支援卡奴杜斯的广告，这时的现实时间已是多年以后“劝世者” 已定居于卡奴杜斯，并且被认为是共和国的敌人，要被政府派的第九步兵营一个连征讨。接着作家安排了“虔诚的小信徒” 安东尼的故事，在最后又讲了加尔的来由。本部的其他各章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安排。从表面上看，这些故事的时间是混乱的。

但是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每章的处于同一位置的故事内部是有时间顺序的。可以说，作家在一章中安排处于不同时间的不同的人物的不同的故事，是要从文本上就造成一种头绪繁多的印象，从而显示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时间在作家的手里不是阻碍叙述的条件，而是成为充分显示作家调动文本能力的工具。

所以说作品中的时间是作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创造的，是作家更好地传达思想的一个有利工具。在现代小说的创作中，现实时间的不断流逝，一往直前的不变的趋势并不能阻止作家在某一刻突然停下来，而是将时间的流动放慢或是将时间杀死。作品中的一个细节：“我在思考吗？我在做梦吗？我是在盖依马达斯的郊外。现在是白天。这是鲁菲诺的床。” 其它一切是模糊的。特别是今天黎明时发生的事情，把他的生活一下子全给打乱了。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下，那惊讶的心情依然存在。躺在床上休息了多少时间？不管怎么说，疲劳是解除了。那少妇莫非走了？莫非她去呼救？她去找人来抓他？他心里想，或者说梦中想：“那些计划正当要实行的时候，却化成了泡影。” 他心里想，或者是梦中想：“ 真是祸不单行。”他发觉自己在说谎：把这不安与惊愕的心情归咎于没有找到鲁菲诺，归咎于当时险些被打死，归咎于杀死了那两个人，归咎于运往卡奴杜斯的武器被盗，都是不对的，而是那突发的、难以理解和抑制的冲动，使他在长达十年未接触女人之后，把胡莱玛给强奸了。时间似乎是停滞了。我们忘了去想这段时间有多长，而只是沉浸在与加尔同样的困惑中。我们在思考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惟科学为武器的知识分子，虽然一直摒弃物质的享受，但在武器被抢、自己受伤这个突发事件之后竟然将一个女人强奸了。如何来解释这件事，如何来认清自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时间在此刻失去了直往无前的质感，我们感到似乎只是停留在这一刻。所以说，在作品中，用文字构成的话语并不具有时间方向，它只有用字数或页数来度量，用每一个事件的描述的相对的字数、页数来表现时间的长度。而这种表现出来的时间的长度与现实时间的长度往往是相左的。加尔的沉思从现实角度来讲可能只是几分钟或是几秒钟的瞬间，但是在文字的描述下却占了4页多的篇幅。这体现了文学对时间的操纵之力，也是文学驾驭时间的优势。

现实的时间是以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的一维的方向发展的，它是不可逆也不可提前来到的。但是在以话语建构的叙述时间里，时间是可以伸缩自如，是可以回旋往复的。作家可以站在现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也可以提前告诉读者以后要发生的事，这就是时间的倒错。时间的倒错一般来讲是分为预叙和倒叙。所谓预叙，就是指对未来事件的暗示和预期。倒叙则是对往事的追叙。在《世界末日之战》中，作家熟练地运用了这两种方式。

先来看预叙。在讲小信徒安东尼的故事时，有这样一段：“七个月以后，当‘劝世者’和他的追随者们讲玛利亚的故事时，叙述者说道：“那穿蓝袍的同他那一伙人是当天进村的，他们中间有个半人半兽的家伙跑来跑去，他责备村民们没有在死者安息的地方筑起一道围墙。”在这两个片段里，作家很巧妙地运用了预叙的方式。他似乎在不经意间提到了若安·格兰德和利昂的存在。这样做的效果是提起了读者的注意，使读者产生了好奇，对作品后来再出现这两个人物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还要看到的一点是玛利亚看到的利昂在她的眼中是“半人半兽的家伙” ，这也暗示了利昂的特殊的形体及别人对他的印象，这样当后文中提到利昂憎恨别人对他的态度时，读者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倒叙作为对往事的追忆，常用在回忆性的作品中。在《世界末日之战》的第三部及第四部中，这种方式的运用是很多的。在战争的白热化时期，每个人都是直面死亡的，自然会有很多的关于过去及未来的想法。面对日益增多的信徒的到来，安东尼总会回忆起过去人员少的时期，那时“劝世者” 是属于他们的，他们静静地听“劝世者” 的讲道。在战争的空闲，比拉诺瓦会想到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会想到他的想法是否是家中其他人的意愿。若安·阿巴德会回忆起他与妻子最初的交往。这种倒叙的使用是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反映出义民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且暗示了这一农民起义的社会意义。

叙事时间作为作家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它是形式的组成部分，它与结构、叙述者是不可分的。在这里将时间单独拿出来，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正如略萨在对时间问题进行总结时说：“时间如同题材或故事一样；时间如同形式，如同叙事结构一样，故事就在这个结构中展开。”“ 恰恰是在虚构小说的这个方面，即时间视角方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长篇小说中‘形式’和‘内容’是拆不散的。”

三、板块结构的拼接

在《世界末日之战》中，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含量远远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品。这是对作家艺术把握力的一个考验。略萨自认为这部小说是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他说：“ 这部小说是在许多层面上进行的，人物不同，环境也不同。从严格的数量意义讲，小说里出现的这个社会比任何一部我的作品都要错综复杂。” 在《世界末日之战》中，作者以巧妙的结构安排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部长篇小说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作为文本的开篇包括七章。每一章又由四个小的板块组成，四个小板块的故事是不同的。第一个板块是关于“劝世者”的活动；第二个是和政府有关的事件，作家安排了加尔这个人物进入其中；第三个是“劝世者” 集团几个重要人物的故事，其中有信徒、印第安人、强盗、商人、妇女、残疾者甚至天主教的神父；最后的一个板块是有关加尔的故事。作家以这样的板块形式结构故事使其展开，从创作上讲，可以使思路清晰，从阅读效果看，读者能够容易把握作品所记述的时间和所描写的人物。而且重要的一点是故事虽然被分为四个板块，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劝世者” 与政府发生冲突，进行实际的反抗是由他的追随者完成的，加尔满怀革命的希望接受贡萨尔维斯的提议去给“劝世者” 送武器，不想自己成为政客争夺利益的牺牲品。各个板块内容的紧密联系使故事的发展流畅自然，板块与板块之间虽然没有什么过渡，却是直接的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他们自身内部有着时间的推移，是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的。

另外，作家这样的布置突破了现实时间的局限，人物的繁多、现实时间的跨度这些难以处理的问题被作家巧妙地安排解决了。首先是众多的人物有了各自的位置，属于一个团体的人物被安置在同样的序列中，每个故事依自己内部的时间渐进发展。其次这样的安排，使时间不再是一个约束叙述的障碍，避免了故事的枝杈。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经过分析会找到这些板块，这就给了读者极大的再创作空间，使读者对自己的发现产生惊喜的效果。

在第三部中，也分为七章，写了由西塞上校率领的第七步兵团对卡奴杜斯的围剿。这在整部作品中占最大的比重。作家着力塑造的几个人物都在此刻出现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从本部的安排来看，每章分为五个小块：上校的故事、加尔的故事、“劝世者” 集团的故事、鲁菲诺的故事及男爵的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西塞上校在国会的授权下进攻卡奴杜斯，他完全是在政治意义的驱动下来的，他想通过这个事件证明军人对国家的贡献从而建立由军人统治的国家。作家在每章的第一个板块安排他的故事，西塞上校的对甲贡索人的镇压，就导致了“劝世者” 集团对他的进攻的回应。于是几个卡奴杜斯的权威人物就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在炮火中的“劝世者” 及卡奴杜斯的民众。在这个主要的故事中间，加尔和鲁菲诺故事的插入是很有意思的。这两个人，一个是来自欧洲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 一个是腹地土生土长的以向导为职业的汉子。由于胡莱玛的原因两个人被牵扯到一起。加尔一心向往卡奴杜斯，他愿意去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做一番事业，甚至愿意为此付出生命。鲁菲诺对战争在自己家乡的蔓延毫不关心，他只是执守着腹地人的最原始的尊严，要找到加尔打他的脸。他们的故事在战争的时段展开，这在整个结构的安排上使战争的紧张、激烈得到缓冲，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一方面是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政府展开的有历史意义的抗争；而另一方是纯属个人恩怨的私己的复仇。这个人物进入腹地从外貌、语言、思想的不和谐到最后因为一次突发的情欲而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可以想到作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反思。

在这一部分，作家让卡那布拉沃男爵出场，他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叙事板块演绎自己的生活。他一出场，就面对政局上的变动，他作为在权利上的实权派，被新兴的政治人物所嫉恨。作家巧妙地安排了他和西塞上校见面，让这两个政敌面对面地展开辩论，还安排了他和贡萨尔维斯的地下交易。

这也显示了作家在结构作品方面的技能。所有的人物以内在的关系被拉在一起，丝毫没有结构松散的感觉，而恰恰相反，板块与板块之间的互动使作品成为一个结合紧密的整体。

《世界末日之战》的第四部是以回忆的形式展开的。时间是卡奴杜斯战役的几个月之后，由近视记者对卡那布拉沃男爵的拜访这个契机回忆起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同样在本部中，作家也分为几个小的板块来展示这场世界末日之战。

本部分为六章，每章由四个小的板块组成。主要讲述第四次围剿发生的故事。第一个板块是记者与男爵的谈话引发了关于第四次围剿中各种情况的叙述与描写。在第二个板块中仍是以“劝世者” 集团的重要人物的眼睛来写在卡奴杜斯发生的一切。这场战争牵涉的人是很多的。在第三个板块中，作家安排了三个误入卡奴杜斯的人：记者，胡莱玛，矮子。通过他们的眼睛写卡奴杜斯的迎战，卡奴杜斯的真实情况。在第四个板块中，作为政府军一方，作家从中抽取了几个代表人物，上至将军，下到普通士兵，写了这场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四个板块的布局使加入战争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表现，而且是很充分的。

从以上的结构列表中，可以看到为了表现这场战争，作家在结构的处理上是很费了一番脑筋的。这场战争不是常见的正义与非正义之争，它远远比这复杂的多。参加战争的每一方都不是单纯的，在战争中对人性的检验是最深刻的。几个相互之间互动的板块使作品的内容清晰，人物关系明了，对表现人物的内心有好处。另外这样看似独立的几个板块可以使读者在阅读中忘了去纠缠时间，忘了以历史的事实要求去规范作品，从而作品体现出通过文学意义上的虚构来借助于历史的事实折射现实生活的深意。秘鲁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阿尔贝托·桑切斯在谈及结构现实主义时说：“作者在认识了、体验了现实之后，把现实的适当成分和人们对之感兴趣的成分提炼出来，在不歪曲原素材的前提下，重新组合一个世界、社会或人物。” 巴尔加斯·略萨正是这样，他在对拉丁美洲现实的深刻的关照下对卡奴杜斯的战争进行重述，他塑造这个世界是为了以史为镜，引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从中也可以学习到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这样写。

1、“劝世者”——农民起义首领

“劝世者”——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推崇基督教教义，祈祷圣父圣母和圣灵，预言有伟大的救世主拯救人们逃出苦海。被灾难和贫困折磨得近于绝望的民众很容易接受他的布道，尊称他为“先知” 、“ 圣徒” 和“ 劝世者” 。于是这位“劝世者” 身披长袍，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村落，宣扬人生而平等，人既不继承尊严也不继承羞辱，父权归属自由，恋爱自由，宣传财产应当共有，任何动产或不动产的个人所有都是罪孽，谁生前占有的多，末日审判时进入天国的可能性就越小；他劝导人们节俭消费，放弃享受，关注心灵，等待灵魂得救。

2、卡纳布拉沃男爵——封建贵族

巴伊亚州的自治党创始人和党魁是卡纳布拉沃。拥有大片庄园和矿山的大贵族，昔日的帝国部长和驻英大使，主宰州政府和议会，不可一世，共和制后地位和势力虽一落千丈，却仍在顽抗。卡纳布拉与共和党主席势不两立。面对日益猛烈的农民起义，两党各自拿出对策，初次交手。埃巴米农达指派一个所谓“ 英国间谍” 给农民送枪，然后在他控制的报纸上以长篇大论公开指控卡纳布拉沃男爵与堂·路易斯·比亚纳州长相互勾结，挑动并武装卡奴杜斯起义农民推翻共和国，复辟君主制。

3、加里雷奥——欧洲“革命者”

加利雷奥·加尔, 苏格兰人，蒲鲁东、巴枯宁主义信徒，认为穷人惟有通过暴力才能打破剥削和愚昧的锁链，坚信“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曾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在许多国家暴动、受伤、被捕、越狱、逃亡，在土耳其、埃及、美国均奇迹般地死里逃生，1894年因船只失事在巴伊亚海岸登陆。

网络点赞

略萨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他对小说的结构和叙述形式的探索成果。《世界末日之战》在写作手法上回到了现实主义手法上，只是在局部运用了一些内心独白和的技法，而擅长的复杂的结构方法都不见了，他创新的勇气退缩了，也许本来他是想回归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写得简洁生动、回到讲故事的老路上，但是，这部小说在叙述上却过于老实了。如果读者对那场起义的历史不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本在形式上过于平庸的小说，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了。

专家评价

真正的拉丁美洲文学开始于一个秘鲁人——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而推动拉丁美洲文学达到高峰期的则是另一个秘鲁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拉美著名评论家何塞·路易斯·马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南部亚雷基帕市，秘鲁诗人、作家。1953年进入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双主修文学与法律，1957年入同校语言学研究所做研究生。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有：《略萨全集》、《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谁是杀人犯—叙事人》、《水中鱼》、《首领们替白郎蒂郎下战书》、《继母颂-情爱笔记》、《利图马在安第斯山》、《顶风破浪》、《塔克纳小姐》、《无体止的纵欲——致青年小说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