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一些学者多将东京学派与“
东京文献学派”视为同一,这是误识。按中国学者甘文杰研究所论,日本战后以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等人为代表的“东京学派”与战前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等人所代表的“东京文献学派”有所异同。
“东京学派”是日本战后历史研究会这一由少壮历史学者组织的学术研究団体恢复活动后的衍生物,它是就“中国史时代区分”等学术问题与东洋史学的“京都学派”展开论争时的产物,即在日本战后历研的“黄金时代”(1949~1950)[161]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与战前“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背景显然有别。
“东京学派”的学术活动地以置于东大内的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杂志和东大东洋史学科(前田直典、西嶋定生长期执教于东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为主,这与战前“东京文献学派”拥有的广泛学术活动地不同。
战前的“东京文献学派”以德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或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vonRanke)为理论指导思想,“东京学派”则以马克思史学为理论指导思想。这是两学派的最大差异。
由于“东京学派”代表人物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等人皆为“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导师加藤繁、和田清的学生,由此反映出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一路的师授相传性,表明作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的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野原四郎、周藤吉之虽然另辟新径自成“东京学派”,但他们受染于东大东洋史学科的传统学风及其文献实证法源于“东京文献学派”一路。在研究方法上,两派具有相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