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是田余庆创作的历史类著作，首次出版于1989年1月。

该书讲述了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该书前七题，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东晋门阀政治的阶段性。《后论》则一方面是把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明该书脉络所在；另一方面是对作为该书主旨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以作补充说明。

为了探讨门阀政治，该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

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谚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该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三）牢牢掌握军权——士族专兵

这是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政权模式的实力基础，也是“东晋门阀政治特点之一”。主要表现为：

第一，牢牢掌握以荆州、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军权。

第二，牢牢掌握以京口、广陵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军权。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反复强调，士族专兵控制上下游，以及与有兵的流民帅又联合又斗争，其目的与作用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上游诸州的“楚江恒战，方城对敌”，只出现于东晋初年短暂时期，后来便主要转化为“居上制下”的形势。至于京口重镇从开始经营其职能便“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甚至为世所注视的多次北伐，“动机虽不相同，但都有以北伐影响江左政治形势，增益个人威望和门户权势的目的”。“专兵”对维护门阀政治的重要性，在这些论述可体现得十分清楚。

以上三个问题互相关联，不可或缺。否则就不能体现“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士族门阀政治的总特点。

该书对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

例一：第199页称，陈郡谢鲲过江后，死葬建康城南“冢墓相亚，不可识别”的石子冈。这条材料，仅讲葬地，看似平常，却使在十分得视择地为茔的东晋社会里陈郡谢氏乃“新出门户”之说，多了一条有力旁证。第226页引《尚书故实》记谢安死后，“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这条材料，仅讲墓石，一般也不会被人留意，而作者用在此处，巧妙地反映了淝水战后谢安深受皇权压抑的困难处境。第141页发现《世说新语·人名谱》等书所列谯国龙亢桓氏，由东汉桓荣至东晋桓彝、桓温世系，十世中独缺第六世名讳，经过旁征博引，推定其人为死于曹爽嘉平之狱，为司马氏所诛的大司农桓范，从而为谯国桓氏尽管源出东汉高层世家大族，在司马氏晋代却不为时人所重，找到合理的解释。上述几条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

例二：“王与马，共天下”，这是治东晋史所津津乐道的史料。但如进一步深究，为什么是琅邪王氏，而不是别的大士族与晋元帝司马睿“共天下”？这个问题过去似乎无人留意。而该书却提出并由此展开对有关史料、细节的考证、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1.晋元帝司马睿原为琅邪王，自其祖父起就与国内望族琅邪王氏交好、联姻，相互利用。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历史基础。2.西晋末东海王越与琅邪王衍在洛阳的政治结合，派生出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的政治结合。这是“王与马，共天下”的前奏。3.在琅邪王氏策划、推动下，经东海王越委派，司马睿南渡长江，进而建立东晋，这才正式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通过以上三点，便找到了门阀政治为何会从“王与马，共天下”开始的历史渊源，同时后来东晋历史上某些问题或细节，如“不与刘、石通使”，或太原王氏中的王承一支为何显于江左等，也可不同程度也由此得到解释。

例三：对高平郗鉴生平事绩的探讨，古今史家多不注重。王夫之虽说了一句“东晋大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然无具体分析。该书钩沉索隐，弄清了治晋史者多未留意的一些问题。郗鉴乃流民帅身分，但又“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士族政治之中”。其第一功是与晋明帝密谋征流民帅入援京师，讨伐王敦；第二功是与庾亮一起，反对和劝阻陶侃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三功是反对庾亮由荆州起兵，顺流下建康废王导之谋；第四功是经营重镇京口。并通过一系列考证，论述了京口在稳定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由于郗鉴多次促成各种势力由不平衡达到“平衡”，该书评价说：“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士族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这一结论，由于考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微观方面的许多努力，并不是主要目的。以郗鉴为例，作者通过史料考证、细节处理，从动态角度爬罗剔抉出郗鉴一项又一项功绩 ，主要目的是通过郗鉴这种作用，加上用同样方法探讨出的其他士族类似作用，概括了门阀政治中士族之间又联合又牵制，以维持各种势力平衡的特点，进而体现出“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这一总特点，最后上升到门阀政治乃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及皇权政治乃“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的理论高度。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田余庆先生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以来，虽不曾洛阳纸贵，但史学圈内的评价却持续走高，先生将东晋一朝之门阀政治视为“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的观点也早已深入人心。

田余庆，1924年生，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合著，翦伯赞主编，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