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分上下二卷，首总论；全史分为四期，曰上古期：汉族增势时代，曰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曰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曰近世期：欧人东渐时代，迄于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
译本出版后，国人竞相翻刻。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之《东洋史要》，与东文学社
译本完全相同，并题“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字样；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本之《新刻中国历史》，扉页却题《东洋史要》，其内容与东文学社译本无二异，但无王国维序；1904年上海
文明书局出版《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日本
桑原骘藏著、周同愈译，并有日人那珂通世所作的序，就所译之原本言，应与东文学社译本同，但两种译本文字上略有差异；商务印书馆曾有《订正东洋史要》，“本馆据原书翻译，篇章悉仍其旧。”另有一种同名
译作，小川银次郎著、屠长春译之《东洋史要》，1902年普通学书室印行。
那珂通世憾于“近人所著东洋史甚多，然皆详中国而略塞外”，“欲考求亚细亚古今之大势，终未能了如指掌”，当他读到《东洋史要》，“喜此书之出于世”，认为该书“史料取材于东西，而博引旁搜，东洋五千年来
治乱兴亡之事变，约而能得其要。”王国维亦有同感，是书“简而赅，博而要，以视集合无系统之事实者，尚高下得失，识者自能辨之。”在
王国维眼里，《东洋史要》至少是符合他所提出的东洋史标准的。1902年
梁启超亦说：“此书为最晚出之书，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繁简得宜，论断有识”。《东洋史要》并非专述中国史，而强调亚洲诸国之间的关系，“合东洋诸国为一历史团体，于亚细亚东方民族之盛衰、邦国之兴亡言之甚详，而南方亚细亚、中央亚细亚与有关系者，亦略述之”，所以被视为“
世界史教科善本”。
《东洋史要》出版后，在国内教育界有很好的评价。此书译成中文之后，“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学部认为是书“以种族之大势为纲，其叙事以国际之关系为键，条理分明，简择得要，可谓东洋史之善本。”
陈庆年后来据
桑原骘藏之《东洋史要》，改编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清末民初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早刻本应是1903年武昌印本，仅改编至近古期元及明部分。编者言：“
桑原骘藏之书，尤号佳构”，“今据以为本，更令事义少近周赡，依据或乖亦为匡救，与夫回易数字，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
弥缝无缺。”《中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节选自《东洋史要》，而是有所补正的，“事义较详，改错不少，于南朝
周朗所谓书不烦行，习不縻力者，庶乎近之，因暂定为中史课本。”《东洋史要》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自编本国史教科书均受其影响，尤其在历史分期方面，以至于后来傅斯年还对此深有不满，“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从中可窥此书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