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轩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辙于元丰三年（1080年）创作的一篇散文。 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东轩记

余既以罪谪1监筠州盐酒税2，未至，大雨，筠水3泛滥，蔑4南市，登北岸，败5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6江之漘7，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8，假部使者府以居9。郡怜其无归10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11支其欹斜12，补其圮13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14，事委于一15。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16。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箪食瓢饮17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18，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19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20，解羁絷21，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22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23以自给者，良心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24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25。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26欲磨洗浊污，睎27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28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29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阳苏辙30记。

我因为获罪已经被贬担任管理摘州盐酒税收政策的税务官，还没到任，就下起了大雨。简州大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南岸的市场，漫上了北坡，冲坏了州府的大门。盐酒税所就在锦江边.水灾尤其严重。我来到往所时，房屋破败。无处安身。于是向郡府的长官作了报告，请求借用户部巡祭使衙门暂居。郡府长官同情我无安身之处，就答应了我的请求。这年十二月，才能勉强支立起倾斜的房子，修补上倒塌的墙壁，又在厅事堂的东边盖了一间小屋。屋前种了二株杉树和上百棵竹子，作为我读书休息的处所。但是，盐酒税务的差事，以前由三个人来管。我来到这里时，其余二人正好都卸职离去，所有的事务都落在我一个人头上。白天我得坐守在市场上，卖盐沾酒，收猪、鱼交易的利税，与市场上的买卖人，为尺寸的小利争执以尽我的职责。晚上回去就已经筋疲力尽，昏然睡去，天已经亮了都不知道。第二天又得出去工作，始终也不能在所谓的东轩安闲地休息。每天早晚都从它旁边出入，回头看看。不禁使人内心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

从前，我小的时候读书，曾经暗地里责怪颜回用一个竹器盛饭，一个瓢盛水，住在简陋的小巷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怡然自乐。我私下认为即使不想从政做官，那么至少也应该做点看门打更的小差事。这样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且不妨碍治学，何至于贫穷困苦到如此地步呢，可是自从我来到筠州，每夭为盐米这些琐事辛勤操劳，没有一天休息的时间。虽然很想离开人声喧嚣、尘土飞扬的市场.摆脱繁杂琐碎的事务，回到能修身养性、培养品德的场所去，但每每被繁杂的事务缠绕住而身不由己。从这以后才知道颜回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谋求一斗升的薪禄来养活自己的原因，实在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对治学是有害的缘故啊。唉，读书人在他还没有最高理想境界的时候，沉醉在权势利益之中，为财帛子女经营，并以此为乐趣。等到他按着正理而寻求人生的最高理想的时候，就能摆脱虚华而追求真正的人生。那时就会从容自得，连天地的大小、人的生死都置之不顾，何况其他事情呢，所以那种乐趣，足够对穷困饥饿的处境漠视不顾，毫无怨言，即使让他南面称王他也不会接受，大概品德不高尚的人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我正想以诚挚的心情洗心革面，勤学求道，希望能达到至圣先贤们的万分之一。可是我自知我的不足，而希望达到颜回那样忧道不忧贫的境界，不是更做不到吗，至于孔子到列国去游说，最高的官职是做了鲁司寇，最低的时候还做过乘田、委吏，只要他接触的官职，他都能做好。他所做的都是“达者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平常学者能够办到的“。

我已经被贬谪在这里，虽然知道受职事的束缚不能离开，只希望时候长久了，世人或许能同情可怜我，让我返回家乡。修建先人留下的破败家园，盖起简陋的房屋栖身。然后追求颜回安贫乐道的志趣，实现所想望的东轩之乐，优哉游哉，其乐无穷，以至不知老之将至。然而这不过是幻想.我是不敢有这样的希冀的。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所作。

《东轩记》作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这年，在苏东坡贬谪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的同时，作者因牵连罪被贬往江西药州（今江西高安县）。当时正遇洪水泛滥，于是借部使者府开辟“东轩”，作为休息的地方。作者此时政治失意、生活烦乱，于是写下这篇散文抒发心中的郁闷。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数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这一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一缕悲酸。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已做不到。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

明·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颍滨全集》：东轩一记，处处是写无聊，实处处自写有乐。前幅，写官舍飘摇，勤职况瘁，见得遇处困厄，所以不能陶然自得。中幅，说求颜子之乐而不可得，亦是此意。末幅，以归复田里，始得求其所乐，以见今日不能得乐，皆因遇处困厄，非是乐有未足也。子由身处穷愁，笔下自有旷致，是其超达不可及处。

清·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观此记有厌动求静之意，于颜氏之乐尚未亲切见得，然其文情则佳甚矣。

清·王文濡《评注音校古文辞类纂》：于东轩不涉铺张，正是借题寓意，达其谪居抑塞之悲耳，读者不可不知。

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后因母病故。随父兄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守丧期满回京。先后任大名府留守推官、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因议事每与王安石不合，出为河南推官。宋哲宗时官至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宋徽宗时罢职居许州。有《栾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