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考据学，曾与
姚文田同治《
说文》，作《说文长编》45册，有天文、算术、地理、草木、鸟兽之类。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说》15篇；与
丁溶同治唐《
石经》，著《
校文》10卷，对汉、魏、唐、宋石经仇校研究较深。﹝对汉、魏、唐、宋石经讎校研究较深，仇当作讎。﹞
嘉庆十三年（1808年）诏开“全唐文馆”，他由于已辞官归田，无机会参与此事，感叹道：“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于是发愤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之与《
全唐文》相接。收书3000余家，每人加注小传，足以考证史文。又遍检群书，一字一句，无不校订。唐以前文献，皆荟萃于此，对保存和传播唐以前古文献有重要贡献。辑校诸经、逸注及佚子书数10种，合经、史、子、集为《四录堂类聚》，1206余卷。为了著述，不惜重资购书，周游四方，南至岭南，北出塞垣，遇稀有之本，必精写或以资购买，建藏书楼“四录堂”，藏书至2万余卷。又翻检当时诸家藏书目，如《世善堂书目》、《天一阁书目》、《万卷楼书目》、《世学楼书目》、《
传是楼书目》等，又访得山东孔氏、汉阳叶氏、阳湖孙氏等藏书之家，以至石刻本、释道藏，无不翻览。
曾说
黄丕烈聚书多宋本，虽与之为久交，然宋版本仍不能多得。感叹道：“校
宋本以供撰述足矣。”著有《
说文声类》、《说文校义》、《
铁桥漫稿》等多种。又权辑诸经逸注及夫子书等数十种，为《四录堂类聚》千二百五十卷。
严可均，字景文，乌程人。嘉庆五年，举人，官建德县教谕，引疾归。可均博闻强识，精考据之学，与姚文田同治《说文》，为《说文长编》，亦谓之《类考》。有天文、算术、地理类，草木、鸟兽、虫鱼类，声类，《说文》引群书、群书引《说文》类，积四十五册。又辑钟鼎拓本为《说文翼》十五篇，将校定《说文》，撰为疏义。孙星衍促其成，乃撮举大略。就毛氏汲古阁初印本别为《校议》三十篇，专正徐铉之失。
又与丁溶同治《唐石经》，著《校文》十卷，自序云：“余弱冠治经，稍见宋椠本。既又念若汉、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绍兴各立《石经》，今仅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皆残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二十八石，岿然独存，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也。夫唐代四部之富，埒于梁、隋，而郑覃、唐元度辈皆通儒，颇见古本。苟能栞正积非，归于真是，即方驾熹平不难，而仅止于是。今也古本皆亡，欲复旧观，已难为力，可嘅也！然而后唐雕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本幸存，纵不足与复古，以匡今缪有余也。独怪数百年来，学士大夫鲜或过问者，间有一二好古之士，亦与冢碣、寺碑同类而并道之。
康熙初，
顾炎武始略校焉，观其所作《九经误字》、《金石文字记》，刺取寥寥，是非寡当，又误信王尧惠之补字以诬《石经》。顾氏且然，况其他乎？乌乎！《石经》者，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治经不及见古本，而并荒《石经》，匪直荒之，又交口诬之，岂经之幸哉？余不自揆，欲为今版本正其误，为唐《石经》释其非，为顾氏等袪其惑。随读随校，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辄据注疏、释文，旁稽史、传及汉、唐人所徵引者，为之左证，而《石台孝经》附其后焉。”嘉庆十三年，诏开全唐文馆，可均以越在草茅，无能为役，慨然曰：“唐之文，盛矣哉！唐以前要当有总集。斯事体大，是余之责也。”乃辑《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使与《全唐文》相接，多至三千余家，人各系以小传，足以考证史文，皆从蒐罗残賸得之，覆检群书，一字一句，稍有异同，无不校订。一手写定，不假效力。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焉。又校辑诸经逸注及佚子书等数十种，合经、史、子、集为《四录堂类集》千二百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