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前者重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探讨；后者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诸多问题的检视与反思性探讨。该书具体涉及中国文学史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各民族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中国历史哲学转型、世界多民族文学处境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等实践与理论问题；在微观上，深度探析了中国文学的时间、空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属性、制约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诸多深层原因，在宏观上探讨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走向以及各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体文学史观”、文学史的“长河意识”“博物馆意识”“回到文学史的现场”等观点的提出，从诸多角度丰富了传统文学史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也较以往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各个民族文学遗产的宝贵价值，推出了一大批令世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补救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搜集、研究等方面的重大缺失，也使学术界对各民族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民族文学研究》从2007年第2期开始，开辟了“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专栏，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文学史写作的方式和可能等多种角度，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为科学、客观、历史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标志着中国文学史观的重大转变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全面转型。然而，文学史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指导下，编写反映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华文学史》则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于此，《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对这一主题展开了研究。
该书重要观点有：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制度环境并建构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在国家一体化的格局中，对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按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对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进行了价值重构。与此同时，国家一方面通过编写各民族文学史，将少数民族文学知识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家学术机构的建立、高等院校中少数民族文学专业及相关课程的开设，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化，从而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家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但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知识化和学科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拓展的同时，少数民族文学无论作为知识还是作为学科，却走向封闭和被边缘化。由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特别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就是要解决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以及与中国文学二元分立的问题。
2.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重要特征的多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一直以“不在场的在场”的方式存在，文化洼地效应的放大形成的单边译入（汉语文学作品→其他民族语言）与文学权力的放逐所形成的翻译的滞后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许多母语作家跨语境传播的意识已经觉醒，有的作家将自己的作品采取“同声传译”的方式向汉语文学空间传播，还有的作家，以“中国的‘X’民族作家”（如中国的蒙古族作家）的双重身份认同的方式，穿越汉语，将作品直接输送到世界文学空间。后一种倾向值得人们警觉。
3.多维的文学史观和多元的文学史书写，是当代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产物。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构成的多元文明形态的关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跨文化比较，对中国多民族现代国家属性的重视，同样是中国历史哲学转型的现代化要求，其本质意义会影响到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现代性构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东西方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折冲也是一种必然趋向，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维方式，亦将有利于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坚持与守望中华民族的文化地位与文化利益。
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为多民族国家的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世界主义影响下，在对待少数族裔和不同语种文学、不同地方文学上一直采取开放而谨慎的态度，这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中华文学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少数族裔文学不仅不能被忽视、遮蔽，相反，作为国家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少数族裔文学地位、价值的确定和承认，也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国家认同，增加国家的文化实力和软国力。
李晓峰，1962年生于内蒙古赤峰市，现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领军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大连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