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精武会，北有武士会”。民国时期，成立于天津的中华武士会与成立于上海的精武体育会遥相呼应，是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两大民间社会武术组织。两者都因其为中国武术的大普及、大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而在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华武士会的创办是武术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合力的产物”。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以及孙中山“强种保国，强民自卫”的体育思想影响下，燕支部成员从一开始就热心于武术运动。这一点，我们从张继、王法勤、顾德保、叶云表等燕支部成员都是中华武士会的重要骨干就可见一斑。政治家的积极倡导之外，中华武士会的创办更与教育家和武术家的积极参与有关。清末时期，武术开始被引进到新式课堂的教学之中。如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校长张恩绶就曾把武术教育引入该校而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把武术引进学堂的知识分子”。中华武士会的教务主任李存义和总教习刘殿琛与张恩绶同为河北深县人。也许正是在张恩绶的影响下，中华武士会的实际主导者李存义和刘殿琛不仅将中华武士会的练习场所放在“公园内学会处”，而且中华武士会还“附设武术传习所”。1912年6月6日的《大公报》之《中华武士会传习所简章》显示：该传习所由王法勤等七十七人发起，其学科分为速成科和专修科两种。其中，速成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五个月毕业；专修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两年毕业。凡在传习所毕业者均可得到中华武士会的徽章。

1912年6月5日、13日，天津《大公报》先后发布了《中华武士会公启》和《中华武士会简章》。其中，在《中华武士会公启》中清楚地说明了成立中华武士会的目的：“今同人创设此会，募集击技名手，广设传习所，以求普及，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以负我民国前途之重任”。在《中华武士会简章》中不但直接道出了中华武士会的宗旨：“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而且对会员条件、入会与出会、职员设置、经费等均做出了规定。

1912年6月16日，张继、王法勤、顾德保等八十余中华武士会的发起人在天津三条石直隶自治研究会总所召开了中华武士会的“成立会”，并开始“筹议开课事，广延拳棒击剑各名师为教习”。中华武士会的成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许多人报名纷纷报名参加。截止到6月30日，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中华武士会不但“报名入会者约有百数十人，各教习亦经聘订”，而且“其地址已借妥公园内学会处”，“暑假期内即可开课”。1912年9月8日下午一时，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河北公园召开了“正式成立会”，并“兼行开学礼”。自此，中华武士会的活动开始步入正轨。该成立大会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是日观者如堵，当由到会各会员分班演习枪刀拳棍各技，堪称绝艺。内有来宾一人，年八十四岁，演习刀法脚步手法两相纯熟，众皆拍掌称奇”。

《中华武士会简章》规定，中华武士会“每年开春秋两季大会，是为常会”。按照此规定，经过一个多月的传习，中华武士会即于1912年10月28日在天津河北公园内学会处组织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秋季大会。这次大会“观者千余人，首由干事张泽儒（恩绶）报告开会词，继由干事叶云表报告近日办事手续”，然后来自广东、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武士“各献技能，掌声雷动”，其中“尤以广东卢杰之君舞铁线拳及长杆工夫为纯绝，武清县之太极拳更属文雅”。值得一提的是，为筹集此次活动的经费，李式太极拳创始人、“性忠厚，尚义气”、“尤好布施”有“小孟尝”之称的天津武清人李瑞东卖掉了自家在武清城关的200亩好地，其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中华武士会成立（尤其是秋季大会）后，要求到中华武士会习武的人越来越多，中华武士会不得不设立分会，且出现了“数月以来，远近闻风而起，分会林立”的局面。与中华武士会在各地设置分部相应，京津各校纷纷到中华武士会聘请老师教授武术。其中1913年，李子扬、李剑秋分别受聘到北洋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正是在这一年，中华武士会干事叶云表（国民党燕支部成员）到日本留学，并邀请郝恩光到东瀛成立了中华武士会东京分会，在日本传授形意拳术。

1916年6月6日，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政权由袁世凯的干女婿段祺瑞把持，是为皖系军阀专政时期（1917年7月至1920年7月）。对中华武士会而言，1917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该年正月，中华武士会的主要襄助者李瑞东煤气中毒去世。同年5月，主持校务的李彬堂应山西督军阎锡山之邀，到太原工作。但随后被阎锡山幕僚陷害抑郁成病。此时70岁的李存义不得不函调在云南鄂军中的弟子李星阶来津主持中华武士会会务。

1918年，中华武士会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期。该年，李星阶协助李存义不但利用天津博物馆开成立展览大会的机会，召集三百多位武术家来津表演，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武士会的影响，而且还适时调整了立会宗旨，并通过参加北京的万国赛武会，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武士会的影响。至此，中华武士会的发展进入到鼎盛时期。

万国赛武会后，来中华武士会习武的彻夜不断。此时71岁的李存义难以应付，遂隐居于弟子张天普在英租界的家中，中华武士会事务交由李星阶全面负责并继续向前发展。

1927年12月3日-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南京召开（汪精卫受到尖锐指责），“基督将军”冯玉祥派“五虎上将”之首的张之江代表自己到南京与会。自此，张之江开始久寓南京。张之江在“体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于1928年在南京西华门创办了由国民政府直接拨款的中央国术馆，倡导“国术”。此后，各省纷纷响应。1928年12月23日，河北省国术馆成立，河北省主席商震任馆长，北平警备司令兼陆军42师师长张荫梧为副馆长，李景林、傅作义、蒋馨山、郭铸山等为“友谊”（董事），孙禄堂、于殿鳌等为顾问。中华武士会会长李星阶顺应历史的潮流，接受商震的邀请担任河北省国术馆的“教育科主任”。至此，中华武士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成员一部分转入到中央国术馆、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天津县国术馆等国术馆系统中，一部分则或组织起新的武术社团、或加入另外的武术组织、或隐居民间，为中国武术的活态传承继续做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