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历时15载，由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陆谷孙领衔的团队编撰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终于编成，并于在上海书展举行了首发。该书规模宏大，收词量远超当前通行的同类词典，同时因其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也被称作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单字条目逾2万条，复字条目逾30万条，成语逾2万条，释义逾50万项……这是陆谷孙及其团队用时15年交出的答卷。

在业内人士看来，古今兼收、中外兼顾是这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的重要特色。南京大学教授张柏然表示，《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在收词原则上体现出“大中华”之势，不仅注重对体现中国深厚人文背景知识的词与词组的选收，还注意收纳中国港澳台及海外地区华语词汇，上至文言，下至谚语、歇后语、方言乃至网络用语，将有助于中国人提高英语实用能力，帮助外国人学好汉语。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新概念、新语汇。《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编写组定期从各类新词词典、报纸、网络等媒介上收录新词、新义，诸如“接地气”“官本位”“草根”“给力”“斗地主”等紧贴时代的时髦词汇均能在《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中找到。尽管收录新词的工作耗费心力，但陆谷孙表示，近年我国公示英译文中时常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有人认为影响到了国家的“软实力”，“吸纳新生词汇，纠正明显错误可以在文化‘走出去’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雕栏玉砌应犹在”“雨中黄叶树，灯下白人头”“行百里者半九十”……精准翻译这些中国诗文，或许会难倒不少人，但此次《中华汉英大词典（上）》迎难而上，收录了大量文言文，仅A字母就收有如“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29条取自典籍的例证。

据介绍，《中华汉英大词典（上）》语词部分主要参考《汉语大词典》，古词的分量甚至超过了总量的四分之一。词典不仅释义多、例句多，且音训、义训、形训兼顾，尝试简要解剖汉字字形或字源的内容，俗语、熟语的故事背景。

体现中华文化内涵的词语非常丰富，但很多在英文中没有对应词，即便是中国人在面对这些词时也经常会出现理解偏差，造成翻译不到位。陆谷孙认为，英汉、汉英词典的翻译，其要点不是搭桥，而更应该像直升机，飞过文化障碍后，寻找一个地貌与出发地基本相符的目的地再降落。“用最简洁的文字讲讲字词背后的小故事，给使用者一条理解中华文化的线索，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陆谷孙告诉记者，虽然谈不上通过一部词典能让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但编撰初衷的确是为了服务外国读者，也相信其能成为外国人接触中国汉字、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百科非常重要的渠道。

因为香港爱国人士安子介20多年前一句“梁实秋、林语堂编完了英汉字典又去编汉英词典，你也应该这样做”，被激起“虚荣心”的陆谷孙便重回案头，开始了《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的编撰。近七八年，编撰工作进入紧张期，陆谷孙的身体却不如从前，抱病工作成为常态。他形容自己是在“同时间赛跑”。

“编词典需要有‘铁屁股’的精神。一两百年前，马礼逊等传教士多年‘苦役’劳作，编出《华英字典》，尽管有传教的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中华文化传至西方。如今，本土学者更应有文化自觉和学术定力从事这项工作。”陆谷孙说。

据了解，此次《中华汉英大词典（上）》的编撰团队人数虽不少，却几乎都是兼职，即便是在科班硕士、博士中，愿意加入团队的人也不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参编词典在学术评价体系中不算成果，也不参与职称评定。

谈到词典编撰队伍青黄不接，有学者表示，参与编写者不能计科研成果，但作一篇有关词典研究的论文或调查报告，反倒可能视作学术成果，这并不合理，也是造成相关人才流失的原因。

陆谷孙表示，不希望自己2016年再来书展，而是有更多后辈能接下编撰词典的接力棒，“我真的应该让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