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香烟简称“中华”，是1951年创立的香烟品牌，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中华”烟以其独特的品味和魅力征服了消费者，赢得了中国第一品牌——国烟的美誉。

解放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

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中华烟草公司。根据上级要求，我们承担了生产“最好卷烟品牌”的任务。1950年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接受了“中华牌”卷烟的研制。当时接受任务是以中华公司厂务科王承翰科长为主，朱尊权（中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原郑州烟草研究所所长）和丁瑞康承担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曹达（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搞工艺的同志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并做了一个无牌的样烟。做样烟时，为了安全起见，搞工艺的同志连着两天两夜都在厂里，由大东南烟厂的老板张春申提供美国烟叶AAB。样烟做成后，由当时的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同志专程送北京，供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对这个样烟评价很好。于是，我们就策划要给这个最好的烟起一个最好的名字。因为当时的公司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故这个品牌也顺乎其名，特为之“中华”。

有了“中华”这个好名字后，我们就在解放日报上登报征集商标图案，并委托华商广告公司的丁浩负责代理。记得当时只花了100元钱（人民币）。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华东美协秘书长画的一个商标最好，那时的商标正面是天安门城楼，深红全底加上五颗金色五角星，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连结，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

“中华牌”卷烟原配方中所用美国烟叶比重较大，这些都是过去进口库存的陈烟，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不可能继续进口美国烟叶，因而库存渐少，如何继续生产成为最主要和紧迫的问题。显然，以国产烟叶代替进口烟叶是唯一的出路。为此，我们进一步研究各种进口烟叶的香味特征，并与国产各地方等级烟叶的香味品质作比较。研究认为，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供应量较充足，问题不大；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可部分代替。此外，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河南邓县的烤烟（当时称邓炕）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问题是数量有限，只能少量使用。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

利用这些烟叶的适当调配，结合选叶、退梗、人工发酵处理等技术措施，逐步减少了美国烟叶的用量，并一度实现了完全用国产烟叶生产“中华牌”卷烟，解决了原料的供应问题。

应当说明，当时“中华牌”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1954年食品工业部曾派工作组专门赴上海检查“中华牌”卷烟质量，规定“中华牌”卷烟配方如有较大的变动，必须经部里批准，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华牌”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上海就是依靠中央下达的烟叶调拨计划生产卷烟，上海对调拨计划的完成情况，经常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产品采购部、商业部、轻工业部等等。一遇到灾害缺货年份，计划完成不好，我们上海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向有关部去汇报，要求督促、支持，尤其是上等烟叶做中华的原料计划，请示汇报更多、更勤。在主管部门感到为难时，也不得不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因为一旦影响中华牌香烟的计划完成，牵涉到特需、礼品烟的供应就成大事了。国务院的办法就是开出介绍信，凭国务院介绍信去产区督促调运，产区因有国务院的介绍信也不得不作最大努力抓集中，抓复烤，抓调运，尽一切力量尽可能去完成调上海的计划。

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当年一般仅10%左右，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上等烟紧张，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省公司知道后，责成必须追回，调给上海，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

生产“中华”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刚开始生产时，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后用国产烟叶替代，质量不够上乘。1954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就“中华”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使用了许昌、山东、福建、贵州等烟叶（从一、二级烟叶中选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规定，上述地区的一、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以确保“中华”烟的生产量。同时规定，“中华” 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调整配方结构须得到批准。

由于“中华”烟原料数量较少，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不超过一万箱（根据原料数量而定）。大跃进年代，原料更是匮乏，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同时，开始人工挑叶（解把挑叶）。“文化大革命”前，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文化大革命”中，原料供应发生困难，“中华” 烟每年生产一些，但数量甚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美国、泰国、津巴布韦等），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

在制丝工艺上，“中华”烟叶原料不在真空回潮机上加湿还潮，而打开烟包后在蒸叶车上加湿还潮，提高烟叶的还软性；在抽梗机上人工抽去烟梗后，烟梗降级使用于其他卷烟产品（在“中华”烟中不使用烟梗）。在卷烟工艺上，指定专用卷烟机，卷烟车速减慢（600～700支/分），卷烟纸采用杭州华丰造纸厂生产的全麻卷烟纸，同时指定生产企业必须使用浙江剑桥麻。在包装工艺上，原先全部采用手工包装，后采用联合包装机包装卷烟，特殊规格仍采用手工包装（扁盒、听装等）。在当时设备、工艺等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靠“质量第一”的思想，道道工序严格把关，“中华”烟无论是内在质量还是外观质量，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中华”牌始创于50年代初，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上海保“中华”烟的形势和“中华”产量较少的事实，使得“中华”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难度不在配方，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中华”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确保了“中华”烟的内在质量。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烟厂技改的进行，国外的先进设备不断引进，工艺设备上小改小革的不断涌现，生产自动化程度和精度不断提高，工艺问题得以解决，但随之带来的是配方上难度加大，原因有二：其一是逐年提升的“中华”烟产量给配方原料的供给带来了压力；其二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上海烟草采购上等烟越来越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烟叶品种K326以其高产、抗虫害、抗气候能力强等优点，激起了广大烟农的种植热情，但此种品种种出的烟叶有一特性，即香气浓、劲头大，不适应“中华”烟的配方要求。二是由于各家烟厂都想在卷烟销售市场寻得一席之地，故而对上等烟叶的抢购日趋白热化，适用于“中华”烟的上等烟采购更是举步维艰。针对严峻局面，1993至1994年“中华” 烟配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当时的配方小组首先对配方体系进行了变动，由原来的少地区、少等级、大比例的配方模式向多地区、多等级、小比例的配方模式转变，以期降低由于原料短缺给产品带来的风险。其次，（集团）公司加大了基地的建设力度。基地由原来的河南、云南、贵州、山东四省逐步扩充至四川、福建、湖南、东北，拓展了“中华” 烟叶原料的来源渠道。另外，为节约烟叶资源，配方小组对“中华” 牌的配方进行了调整，并辅之于重新调制后的香精，使“中华”牌卷烟保持了原有的风格，同时使产品原料的瓶颈现象得以缓解。当然，对“中华”烟配方的每一次调整，无论大与小，都是经过了严格的论证和反复的试验。可以讲，为了保证“中华”烟的产品质量，公司上下是不遗余力的，类似“中华”烟挑叶、普查和单料烟评吸等工作内容长期以来从未间断过。

卷烟是特殊消费品，“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体现得尤为深刻，颇值得回忆。一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华”牌卷烟是我国政府用于招待中外宾客的指定牌号，外交部门每年向上海卷烟厂定购一批“中华”牌卷烟，主要规格是五十支听装和二十支软包装，既用于国内接待又分发到中国驻外使馆招待来宾。为了运输方便并确保“中华”牌卷烟品质及口感，包装要求特别讲究，如“中华”牌软包每十条用镀锌铁盒密封抽氧真空，每十只铁盒套装木箱用铁皮紧固，供驻外使馆使用一年。二是“中华”牌卷烟出口始于1954年，受到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喜爱，最早的客户是香港德信行和澳门信中行，六七十年代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中华”牌卷烟也是供不应求，到目前为止“中华”牌卷烟出口份额仍占国内出口卷烟首位。三是“中华”特制听装卷烟曾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欧国家领导人，每年一千听。四是1968年起中国民航总局向上海卷烟厂定制硬盒十支装与硬盒五支装“中华”烟作为乘坐中国民航航班纪念品，赠送给中外乘客，1978年终止，历时十一年。五是“中华”牌卷烟长期作为特供商品进入外轮供应公司、友谊商店和华侨商店。由于“中华”烟生产数量有限，市场上难以买到，外宾、华侨与海员在国内购买“中华”牌卷烟需用外币或外汇到外轮友谊或华侨商店购买，被称为特供卷烟。直至中国烟草总公司成立，特供卷烟纳入省市计划才逐渐淡化。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享誉神州，是因为曾作为“国烟”被周总理在国宴上招待来自五大洲的贵宾。尤其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年期间，“中华”牌卷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当时产量一直偏低，无法在市场上销售，这就使“中华”牌卷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文革期间，“中华”烟的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商业部按照“照顾特需、照顾边远、兼顾一般”的原则对全国进行分配。上海卷烟厂开始生产滤嘴“中华”烟后，第一次样品烟是由市烟糖公司派专人送到中央。1984年上海烟草公司成立时，“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1988年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当时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自豪地说，13种名烟价格放开后，有的国烟价格已超过名牌洋烟万宝路、健牌，其中“中华”牌卷烟价格是最高的。

从1965至1967年，“中华”牌卷烟就出口香港市场。1985年，上海烟草进出口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出口820件“中华”牌等沪产卷烟，创汇11万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92年出口295520件，创汇3991万美元，出口地区扩大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同时也为上海卷烟厂引进国际先进卷烟设备提供了充足的外汇储备。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能赢得“国烟”的美誉，关键是中华牌卷烟的吸味纯净，质量上乘，富有清香之气。为了把好中华牌卷烟的质量，中华牌一问世，便得到了当时各级领导的极大关注，上至国家局、华东烟草公司和上海市公司，下至厂领导、车间领导，都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中华牌卷烟基本上是按照“有多少烟叶生产多少香烟”的原则进行生产的。由于当时国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内烟叶供应严重不足，因此，当时的中华牌卷烟的产量也一直较低，但中华牌卷烟的质量始终保持如一。

“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中华”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走出国门的，当时的卷烟出口业务主要依靠土产进出口公司，仅限于销往港澳地区。1985年成立中国烟草上海进出口公司后，“中华”烟的出口业务逐渐步入了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每年以开拓十多个市场的速度递增，海外市场不断得到拓展。已销往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各大洲，遍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免税和有税市场以及国内100多个免税销售网点。“中华”烟在海外市场地位日渐稳固，深受华人、华侨的信赖和销售网点的青睐。1993年，我国政府指定驻外使馆将“中华”烟作为招待外宾用烟，“中华”烟是第一个进入国际免税品商店的国产品。“中华”烟位居全国单牌号卷烟出口数量第一；在海外免税品商店卷烟零售价格第一；中国商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免税品商店中市场占有率第一，充分显示了“中华”牌卷烟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和实力。

历史上，中华牌卷烟为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从内在配方到外形包装，曾开发生产了多种多样的新品。首先在内在配方上就有：为国家领导人所需的特制#54中华烟（质量等同于熊猫）；为供应有关国外领导人所需的特供#35中华烟；为出口外销市场所需的#15中华烟；以及供应内销市场的#25中华牌卷烟。

在中华牌卷烟包装形式上就有光嘴粗支的软包20支装；硬盒（抽屉式）10支、20支、24支等包装；铁听50支装，铁听形式也分有低听及卷边听二种；以及现有生产的硬盒翻盖式20支装（也曾生产过5支、10支装）等多种形式。

在烟支的规格上也由粗支（光嘴）发展为81毫米长过滤嘴烟以及现有生产的84毫米长过滤嘴卷烟。并在烟支品牌和包装商标装潢上也按不同的产品要求，有华表图案加中文字、华表图案加中文拼音字样以及华表图案加中英文字样等。使用的商标及钢印就是延用了历史上设计的华表中英文（拼音）。

我们生产的中华牌卷烟主要是传统的烤烟型卷烟，在八十年代，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要发展混合型卷烟。当时就研制开发了中华牌混合型卷烟，使中华品牌的卷烟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为贯彻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的对降低卷烟焦油含量要逐年降焦的工作要求，在技术中心的领导和同志们经过努力研究，中华牌卷烟在原有的基础上，研制开发并生产了15毫克/支和11毫克/支的中低焦油产品。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将来一定会开发出8毫克/支的低焦油中华牌卷烟。

七十年代时，上海卷烟厂主要生产设备还比较落后，当时为了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曾对包装机进行了改革，通过技术革新，首次将直式“中华”包装改为横式包装。我们在缺乏国际市场信息的情况下，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成功完成了横包机设备的制造任务，设备的包装时速约为100包/分钟。

尽管设备台时生产量不高，但却顺利地完成了“中华”横式包装任务，满足了海外市场需求。

另外，七十年代时，在中国民航上，曾将5支装的“中华”卷烟作为小礼品分发给乘客，为了生产5支装的民航烟，我们也花了很大精力。

记得刚开始时，5支装民航烟由于批量小，用手工包装即可满足需求了，但后来，需求量大了，光靠手工包装就难以维计了。我们就决定对原有的一台进口的抽屉式包装机进行改装，如何让这台放在仓库中闲置数年的设备发挥作用？我们为此进行了自行设计、装配和调试，结果花了半年多时间改装成功。这台设备用了几年后，随着民航不能抽烟规定的出台，而停止生产，民航5支装“中华”卷烟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收藏烟标嗜好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华”烟标和现在的烟标主图案内容大致相同，却又有质的区别。早期的“中华”烟标中，华表和天安门城楼图案均为徒手画成，因此与实物有较大差异，并略显矮胖，而烟标自然也是显得有些粗糙，为此，当时烟厂于1966年8月4日派专人赶赴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处用当时十分笨重的照相机拍下了实物，以照片上的实物作为设计的参照蓝本。

关于“中华”烟标的几次重大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就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华”烟标上的印金商标改为烫金商标，这一烟标的变化无疑利用了图案的烫金效果，令整个烟标焕然一新，使“中华”的品牌形象骤然提升。

第二，就是在1994年时，烫金印刷改为较为先进的凹版印刷，而烟标的材质也由白卡纸改为裱铝纸。原来的烫金印刷工艺复杂，均为手工操作，印刷效率低，质量也不稳定，显然不符合产量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改为凹版印刷之后，效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印刷质量也不断提高，因此，在当时来讲，这一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以上两次烟标的改变也从侧面反映了烟草印刷行业的发展历程。

第三，烟厂于1998年在原有花式烟品种单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多种花样品种，包括一些“中华”大礼盒、各种抽屉式包装等近10个品种，使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推动了“中华”牌卷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硬中华出厂价187.2元/条，批发价370元/条，零售价450元/条(出零差价262.8元/条)， 软中华出厂价241.02元/条，批发价530元/条，零售价700元/条(出零差价458.98元/条)。

中华全开式13mg

中华（硬13mg）

中华（软13mg）

中华抽屉式5支13mg

中华5000 13mg

中华硬盒12支装 10mg

中华硬盒5支装 10mg

中华(专供出口) 13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