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又是一个政治制度长期持续稳定和文化传统悠久博厚、延绵不绝的国家，在民族政策和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政策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少数民族的宗教信徒在人口中的比重较之汉族要大得多，不少民族往往全民信教，而且信仰较之汉族更为虔诚专一，宗教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因此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总是与宗教问题纠结在一起，形成特有的复杂性。如何处理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便成为历代中央政权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们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当时适用而今过时的，有具普遍意义而今可以借鉴的，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有助于增加人们的智慧，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基于此，《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对这一主题展开了研究。
该书指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自周秦以来，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民族观和宗教观，并依此制定宗教管理政策。他们当然离不开剥削阶级的狭隘立场，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阴影随处可见。如元、明、清三代，不论哪个民族掌权，处理藏传佛教的总原则都是“因其俗而柔其人”，“化愚俗而弥边患”。为了“西陲宴然”，中央政府无限制地鼓励藏传佛教发展，并不停地制造教派纷争，虽然达到了稳固政权的目的，但却导致了蒙、藏民族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但是事物还有另一面，统治阶级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他们在处理宗教事务、协调民族关系方面又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处理得好，宗教可以成为维系民族共同心理的纽带、巩固国家统一的工具。例如元世祖
忽必烈推崇帝师
八思巴，利用与萨迦派的密切关系，建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并将西藏和平并入中国版图。又如清朝的
乾隆皇帝，通过对黄教的尊崇，加强了与漂泊异域的
土尔扈特人的联系，促使他们摆脱沙皇俄国的控制，回归中国。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阴谋的心理基础。相反，如果民族宗教问题处理失误，也会成为引发民族冲突、破坏国家稳定的导火索。如清政府中后期对西北伊斯兰新教派的残酷镇压，引起了回民激烈的反抗，增加了民族间的离心力，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从本质上说，古代政府都代表着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本民族的狭隘利益，他们政策中存在某种压迫和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政治大国，其宗教管理政策中存在着一些客观规律。不论谁执掌中央政权，只要是努力维护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在制定政策时就不得不服从这些客观的规律。古代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发现并运用着这些规律，并使他们留下的历史经验具有超越时间和阶级的意义。
张践，汉族，1953年3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