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学具有独特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多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沿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标准对之予以解释和评判，但都不能真正领悟其内在的价值和独特的魅力。中国古代美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才可能更好的领悟和解释中国古代美学的内在价值和其独特性。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

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

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二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开启一个崇拜古人圣贤，解释、注解古人圣贤经典的“经学”学术文化传统，“经学”是古代中国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中国古代学术及审美等文化的原创性都是打着古人圣贤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样中国的审美文化，也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也导致了两个趋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忠实于真实历史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是伪造历史的伪历史主义，所谓“六经注我”。三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支配下，“保存”、“继承”重于“发展”和“创新”。因为“发展”就意味着后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这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保存”、“继承”则不同，它能使古人、圣人长期的高高在上。因此，中国审美文化的辉煌成就如魏晋的书法和美学理论，唐宋的诗文，明清的小说、戏剧等等，它们在这种历史主义意识的包裹下，变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历史主义积淀，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特质，同时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审美文化，就必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审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历史的再现和演绎，都融入了太多的历史内容。

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这就是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外来思想入主中国，并构成主流意识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融于中国文化。

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同，涵义殊异，但它们都给中国带来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这就是“信仰和思辩”，由于古代中国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历史主义，使它们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顶礼膜拜外在神祇。严格的说，在佛教引进之前，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度。它们从没有把外在神祇主宰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变成个人信仰，变为民族的主体意识及意识形态。但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和苦难之中，使得佛教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它们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东晋末年梁元帝曾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国的雕刻、绘画等审美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一批演讲佛教教义的作品应时而出。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皅。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理念文化，一类是审美的文化，在中国的价值理念文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审美文化中，却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这两种文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补。在先秦时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主流。屈骚文化脱胎于楚国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话文化，它与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对比和互补。汉代曾经有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两种文化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义理念所破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家，创造了独特的、偏于精神的、稍稍偏离正宗理性主义思想轨道的审美文化理论，这便是传神说、神思说、气韵说、意象说以及妙、味、趣等等，魏晋之后这种的理论一直在审美文化中延续，它指导着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越到后期，它们越来越被强大的现实政权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这种非理性主义始终充溢于中国的审美文化之中。三是佛教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国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带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它在中国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思辨文化。佛教带给中国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与佛教不同，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祇，而是科学与信仰相结合，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思想桥梁，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的选择，从此，中国的哲学观抛弃了古代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开始接受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其在中国能够生根，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基础的，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模式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性、科学性、物质性、斗争性、发展性，却又是中华文化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接受了它们，就意味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真正的接轨。

中华帝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古老帝国。中华帝国的长久存在，并不只是因为它军事的强大，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对于巩固这个帝国是功不可没的。为了维系这个大一统的庞大帝国，中华帝国一直用多样而统一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有效的整合，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具有宽广的胸襟，能够允许其他的价值观、审美文化的存在，它用自己的包容精神进行同化，它兼收并蓄，求同存异。这种文化没有西方那种党同伐异的执着，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片面选择。因此我们看到古老帝国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脉，却又揉合佛教和道教等多种思想，这似乎又是“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体现。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比较贴切的形容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这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性”这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特征。毋宁说，中国文化就是一种包容文化，这种包容性，除了上述中国文化对佛教外来思想和信仰的非排斥的吸纳之外，更体现在中国历史曾经历了两次外来少数民族（蒙古族和满族）侵入和较长时期的统治，中华文化却以它的包容性，融化了这些异族的外来文化，甚至也融化了这些异族。中华文化它没有让外来文化的异质性，取代吞没自己文化的内核，但也从没有拒斥任何异族的文化。正是这种包容精神，造就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禀质。这种包容精神时时处处都渗透在中国审美文化理论及审美文化创作上。例如：在中国明清小说里就体现了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及艺术多样化。当然，这种包容文化就其消极面而言也体现为一种缺乏执着精神和信仰“酱缸式”的世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