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季刊》1925年12月1日创刊于上海，属于综合类刊物；刊物由中国公学出版部杂志股负责编辑，由中国公学出版部负责发行，社址位于中国公学；刊物为季刊，每季末月一日出版一期；刊物零售定价为每册三角，预定全年刊物则定价一元，销往日本等海外地区；刊物停刊时间和停刊原因不详，馆藏现存1925年12月1日第1卷第1期至1926年3月1日第1卷第2期，共2册。

《中国季刊》以“发扬校光，负文化传播之使命”和“予个人之思想”，保障个人自由为宗旨。

强调中国自古以来便有与西方先哲不同的“民性”，取名为“中国主义”，并与发刊周期结合确定刊名；该刊时刻抱有“教育权之独立”和“地域意见之打破”两类文化精神，强调保障教育团体的独立与自由和打破地域限制。该刊设有“论著”、“译论”、“演讲录”等栏目，其中“论著”一栏主要刊登学术性文稿和政论，在内容上探讨中国的民治道路、知识分子的现代使命和国家经济发展与财政现代化等关键问题，代表文章有《民治主义与中国》；“译论”一栏则主要刊登外国学人的经典学说，侧重以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作品为主；“演讲录”一栏则主要刊登知名学人、社会人士在中国公学所做的演讲，或转载社会流行的演讲文稿，在内容上则强调现代中国的自主性问题，代表文章有《中国主义与中国运动》；此外，还刊有“附录”栏，介绍学校校史。

《中国季刊》作为综合类刊物，每期篇幅较多，所刊文章不仅颇重学理，敏于时事，于现代中国的处境和出路有深刻的体察，而且颇重视交流互现，打破地域局限，有助于读者了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青年学生的时代心声和国家关怀，对研究这一时期青年的时代观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发刊词》王搏沙

本刊定名曰“中国”，此中实有两层意义。第一层，因为本刊乃我中国公学教职员与学生共同研究学术之具，并欲借此以发扬校光，负传播文化之使命，俾为世所共见。第二层乃予个人之思想，盖予始终不相信强权，可以得最后之胜利，欲抵抗强权主义，惟有如孟子所云，“以至”伐至不仁。此说为二千年来，古哲所主张，实有与欧人流行之思想不相同者。且此意深影响于我国民心，恍若国人所特具而自成一种民性者，吾无以名之，暂名之曰“中国主义”。

先從第一层而言，我中国公学之成立，在中国教育史上，实有两种最大之精神，愈久而弥显。此两种精神在二十年前提倡之初，人不以为重要，此乃社会之麻木不仁，先觉者之所倚饮恨而死，并欲以一死以警勉国人者也。势至今日，此种精神之所以为一般人士所深悉者，社会之进步，我先觉者肝脑涂地所得之一线报酬也。请将此两种精神分析言之。

（一）教育权之独立

夫收回教育权自办大学等种种名词，非今日一般人士之所盛倡导者乎？顾在二十年前之上海号为得风气之先者，其一般人士之思想，较今日何如？约翰震旦而外国人士所办之学校，能与相颉顽者有几，此当日上海教育界之情形，读者想能忆及之。其他年龄较长，有志深造之士，以本国学术之幼稚，转而负笈万里外者，在当时多就学于东瀛，乃以日人之无理取缔，与待遇之苛刻精神上多感受种种之痛苦，其赴欧美者，在当时比较少数。国内教育之不振如此，出洋留学之现象又如彼。二十年后，吾虽能回念一二，顾欲其言之深切，语之沉痛而志气激昂，在二十年前，视为无足重轻，而在今日则始觉其不刊者，莫过于吾亡友姚烈士之言：

“我之死，为中国公学死也，同胞同胞，欲述我捨父母弃妻子，捐躯蹈江之苦哀，我请先言中国公学与中国前途关系之重。中国公学者，因内地学堂之腐败，不足以培养通才，与列强共竞，生存于廿世纪淘汰惨酷之秋，故创办此公学，注重德育，以谋造成真国民之资格，真救时之人才者也。”又曰：“考各国学术之进化，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而起，如美国之有耶路大学，日本之有早稻田大学之类皆成效大著此，在人耳目，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将能驾耶路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而不然者，民气将永不伸，即学术将永不振，而中国亦将永无强盛之日。”

呜呼，烈士死已二十年矣，其精神所贯注，读其遗言者，能无动于心乎？以姚烈士死艰之苦，与言之深切，故中国公学二十年来，办事之人虽多，各人之见解虽不同，而对于维持公学，拥护公学之心，曾不因之稍异，甚有倡为政见，而办学之见一同者，是诚何故耶？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追念烈士大公至正之心，与其殉学而死之义，其光明磊落，实与日月争光，复起者与同患难者发愤自雄之不暇，岂敢忘其大者远者，而以个人之成见意见，使先烈含恨于地下耶。

（二）地域意见之打破

以吾国交通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进化之较迟，省界之观念，与地方之观念，时常环绕于一般人头脑之重，其在一省城也，则分为各道，或分为各县，其在一大镇大埠，或都城也，则分为各省。此种省之观念，实不啻部落之观念，充其极也，国无從而统一，经济事业亦无從而发达，在教育上亦然，学术以相观而善，相揣摩而进步，顾省界观念一日不破，此种合全国人士研究于一堂之机会，因而较少。在今日以交通较便之故，此种现象似已稍稍改变，但在二十年前能打破此省界观念，由全国之人民，集全国之经费，能办一全国之公学，于风气开通之地，即名之曰“中国全国人民之公共学校”，缩而言之曰中国公学者，实自本校始。使非姚烈士当日之大声疾呼，则此种狭小之部落主义，或不免于弥漫全国，而无丝毫之进步，请再诵烈士之遗言：

“中国自今以往，有大问题焉，将弃无量大英雄大豪杰之心血、之脑血、之颈血、之舌血、之泪血，以解决之，尚不知其能否，则省界之分是也，夫今日省界之分，初见端耳，铁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矿山以分省界故而不能开，学界又以分省界故，而屡起冲突，操戈同室……夫惟中国公学，鎔全国人才于一炉，破除畛域，可以消患于无形，此其关系之重也。”

烈士死二十年矣，方其将死也，其所希望具见于遗书上者，即欲扶我中国公学，为中国第一等学堂，为世界第一等学堂而后已，并愿全国人士威念其临死之言可哀也。呜呼，其言诚可哀也，其死亦诚可哀也，其与学育才之志，与其所遗留之希望，将与日月争光者，以今日之时局观之，更可哀也，此吾所以虽遭百折而不忍放弃此远大之责任者，死友之言不敢忘也，吾几乎时时念之，而时时哀之矣。

复次，從第二层而言，即我个人所欲说之中国主义，姑先分两点以阐明之，

一正义人道之提倡

二人类全体幸福之研究

（一）吾所持之主义，即以正义人道为基础，最反对者是强权，以予观之，全世界人类之中有常识者，当不以此言为河汉，至于以强权为护符之野心家，其所最惧者，无过于正义人道，此乃少数人之私心作用，因之吾人为自卫计，不应提倡狭义之强权主义，为一般野心家所利用，以暴易暴，永无和平之望。应当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用世界人类表同情之正义人道向强权者抵抗，即前面所引之孟子学说，以至仁伐至不仁之义，去谋最后之胜利。况在二千年前孔子即发挥大同主义，见之于礼记礼运篇上，（即使礼运篇为后人所作，非孔子所编，而大同主义，总为吾国古代学者之一种思想，占有极大之势力者，）孔子又主张大一统主义，见之于春秋，上可见政治上之正义人道，原是中国之出产品，虽因种种原因，此说未曾实现，然中国人士之酷爱和平，痛恨强权，实受此种学说之影响，发扬光大，责在吾人。

（二）全人类之中，虽以思想之进步，学说之昌明，与社会政治上种种变化，奴隶之制早已打破，自由人权平等之观念，早已弥漫于大多数人心目中，顾以贫富之区别悬殊，物质上所享之幸福各异，因之精神上仍感严重之痛苦，文化上仍有不能尽量发展者，因之吾人对于现在分配制度，经济组织，不敢据以为最高之一境，换而言之，昔日之生产力方法、经济学说，日日以增加财富相号召者，吾人不敢赞同，而吾之所主张，即在自时厥后，将何以为全体人民日日谋增加幸福，兹事体大，而所谓谋全体幸福者，第一步自应向前研究，此吾人今后之所当同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