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年鉴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主管出版的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每年度中国电影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向人们提供一年内中国电影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资料，便于了解中国电影现状和研究发展趋势。有较大的总结、统计意义和比较系统的连续参考作用。

只有详尽的占有第一手的中国电影史料，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才能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电影史的状貌才有可能更加明晰的呈现出来。这本《中国电影年鉴》的付梓出版，对中国电影史学界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中国电影年鉴（1934）》页数达到一千多页，在体例和构架上，正式确立了电影史论、创作理论、电影管理和电影教育的四个学术研究构架，奠定了中国现代电影研究的学科分类和方向分类，使得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在学术上基本成型和梳理清晰；在内容上，它编入了关于我国及各国电影的历史、理论、电影教育的历史以及运用电影实施教育的历史和发展过程的实录，还有当时全国所有制片公司、各大影院、电影从业人员的名录，及1932年至1933年国产片和进口影片的详尽片目与分类记载；在类别上，它从电影史论、电影政策、电影机构、电影教育等共十个板块对电影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和论述。这本官修的电影年鉴在内容上并不局限于1934年这一年中对于中国电影史实的记载，实际上是当时的一部关于电影的百科辞典。从史学角度看，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量科研成果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和影响，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活动中还要继续向前推进。

2005年是中国电影百年华诞，无论是官方(政府)还是民间，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热情和努力，在深入推进电影产业化改革进程，繁荣电影创作的同时，组织力量在学术研究、评选表彰优秀、举办影展纪念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2006卷《中国电影年鉴》在特别增设的“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特辑”中对此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并重点刊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会见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大会与会代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纪念大会的讲话；刊发了在“纪念中国电影100周年国际论坛”上国家广电总局局长王太华和副局长赵实发表的讲话和献词；刊载了描绘百年时代风云，塑造感人银幕形象系列评选活动的结果、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纪念碑碑文等，作为历史的见证录以备考，具有特殊的意义。

除此而外，2006卷《中国电影年鉴》的栏目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希望以此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2005年中国电影产业和事业所呈现出的强势增长的发展态势和人们对此所做的冷静思考。正是基于以上原则，我们选刊了相关内容。其中王太华的《立足实际，服务“三农”，进一步加快农村电影事业发展》、赵实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起点上开创中国电影的新纪元》、《加快创新加快发展，努力探索农村电影发展新路》和童刚的《继承百年电影传统，谱写新的电影篇章》从全局的角度，对2005年我国电影产业事业的运行及未来发展做了全面总结和前瞻部署，希望引起读者的重点关注；而其他栏目也都以专稿和文选对各自所涉及的方面作了概要综览，重点表述，并附数据图表，以使分析论述更加切实。

王志敏的《试论现代科技发展背景下的电影产业发展前景》，从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对电影本体的影响，提出重新理解电影的产业形态以及推动其发展的对策；白小易的《文化资本：一种重构电影本体理论的新维度》，认为应该把题材(包括民族的文化资源)、明星、名导演、名编剧以及策划运作等作为文化资本来看待，并将其归入电影本体理论来讨论研究；钟大丰的《作为民族产业的中国电影文化策略的历史和现实》，则从文化策略的角度去梳理百年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由此抽厘出文化策略与民族电影(市场)生存发展关系的一些经验和规律。三篇文章都涉及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对电影本体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新的设想和思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为我们打开了理论思考的新空间。此外，周星的《中国纪录片现状与发展问题的思考》、张红军的《论中国纪录片沉重感的缺失》、张松林的《中国动画产业的希望之年》、周宝林《活力在产业化发展中激发》、陆绍阳的《构建电影批评与创作的和谐格局》、王海洲的《中国内地与香港合作制片的战略机遇与前景重构》和何斌的《对全国影院票房排行榜的简要分析》等都对相关领域现状或给予深入的描述，或做出独特的解析，值得重视。